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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詩人杜甫的家境并不糟糕
杜甫,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大詩人杜甫的家境并不糟糕,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在許多讀者的心目中,杜甫是一個窮困潦倒的詩人。這個認識,有一定的事實依據。但是,既不全面,也不準確。一些人根據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的“幼子饑已卒”和《八月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布衾多年冷似鐵”“床床屋漏無干處”等詩句,把杜甫一家想象成貧農無產階級,則明顯違背了史實。由于中年以后仕途坎坷,兼之遭逢長達七年多的安史之亂,很多時候,杜甫心情糟糕,漂泊路上,杜家老小吃過不少苦。因此說杜甫窮困潦倒,也不為過。但是,有兩個事實不容否認:一是,杜甫所到之處,基本上都有在當地擔任地方官員的親友會給予他以物質上的幫助;二是,杜甫家并非赤貧之家,一直是有房地產業的。
那么,杜甫家都有過哪些房地產業呢?
作于公元763年(當年杜甫52歲,在梓州,今四川三臺縣)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便下襄陽向洛陽”一句,杜甫自注云“余田園在東京”;作于公元767年(當年杜甫56歲,在夔州,今重慶奉節縣)的《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詩有“兩京猶薄產”一句。這都說明,杜甫家在長安、洛陽兩個當時的都城轄境,都是有房地產業的。產業不見得有多大,但是,所在地都不尋常。打個比方,相當于今天在北京上海都有房地產。
杜甫家在洛陽的房地產業,有可能指陸渾莊,也可能除陸渾莊外,另有洛陽城里的產業。公元741年,杜甫寫作《祭當陽君文》,“小子筑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石,樹此大道,論次昭穆,載陽顯號”云云。這是新居落成,昭告遠祖。《寄河南韋尹》“甫有故廬在偃師”,《憶弟二首》原注“時歸在河南陸渾莊”,指的大概是同一個地方。陸渾莊是杜家老宅所在地,也是杜甫與弘農楊怡之女結婚成家之地,除了房產,應該還有一些土地。
秦州(今甘肅天水)、同谷(今甘肅成縣),都是杜甫一家漂泊路上的短暫居留地,應該沒有置辦什么產業。
而翻越秦嶺,抵達成都后,因為有一幫親友的幫助,浣花溪一帶氣候景物宜人,杜甫曾有長住的打算,在那里建設了一個不錯的家園。這一時期,給予杜甫家以經濟幫助的,除了裴冕(裴冕是否照顧過杜甫,學者間有不同意見)、高適、嚴武等當地高級長官外,還有親戚、鄰居。《酬高使君相贈》“故人分祿米,鄰舍與園蔬”,《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資》“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都是很好的證據。這位王十五司馬,是杜甫的表弟。初到成都,杜甫寫了一系列描寫經營草堂情形的詩歌,《蕭明府處覓桃栽》、《從韋二明府處覓綿竹》、《憑何少府覓榿木栽》、《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詣徐卿覓果栽》等。歸納一下,杜甫種植的樹木品種有桃、綿竹、松樹、果樹等,其中,光是桃樹杜甫就種了一百株,榿木占地十畝,松樹四棵。根據這些數字,可以想象,杜甫的成都草堂,附宅之地,得有數十畝。郭沫若先生稱杜甫這一時期過的是“地主階級生活”,動機雖然不純,但結論并沒有冤枉杜甫。
離開成都之后,杜甫一家經忠州、云安,到夔州,在那里逗留了兩年。這兩年里,因為夔州都督柏茂琳的關系,杜甫家先后在瀼溪、東屯擁有過帶四十畝果園的住宅,負責耕種過一百頃公田,有過阿段、信行、伯夷、阿稽等男女仆役。這些情況,在《示獠奴阿段》、《信行遠修水筒》、《驅豎子摘蒼耳》、《夔州歌十絕句》、《縛雞行》、《豎子至》、《課伐木》、《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相舉,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等詩中,都有所記載。種種跡象表明,杜甫一家在夔州期間的生活,較之成都期間,有過之而無不及。
綜上可見,杜甫家的經濟情況,雖然很不景氣,但是,比起李白家來,似乎要略好一些。聽到朝廷軍隊收復河南河北地區的假消息時,杜甫第一時間就萌生了返回洛陽的念頭。這說明,在洛陽,杜甫有養活一家人的條件。李白晚年,老無所依,只能投奔做當涂縣令的族叔李陽冰,最終病死在那里。顯然,杜甫是有家不能歸,而李白則是無家可歸。
杜甫相關擴展
家世背景
杜甫遠祖為漢武帝時期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杜甫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后,不過兩支派甚遠。祖籍襄陽(今屬湖北),曾祖父杜依藝為鞏縣令,遂居鞏縣(今屬河南)。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杜甫于唐睿宗太極元年正月初一(712年2月12日)生于鞏縣。母親崔氏,在杜甫年幼時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他一生中曾多次和親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年少成名
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志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杜甫少年時期有機會受到各種文化藝術的熏陶,這對他日后的詩歌創作有很大的影響。例如他五六歲時在河南郾城看過舞蹈家公孫大娘的劍器渾脫舞;后在洛陽尚善坊的岐王李范宅里,遵化里玄宗寵臣崔滌堂前,聽過李龜年的歌聲;在洛陽北邙山頂玄元皇帝廟里欣賞過畫圣吳道子畫的五圣尊容、千官行列,這在他以后的詩歌創作中都有所反映。當時社會名流崔尚、魏啟心看到他習作的詞賦,夸獎他有班固、揚雄之風。還有李邕、王翰這樣的長輩也屈尊來訪問他。
早年游歷
開元十九年(731年),十九歲的杜甫出游郇瑕(今山西臨猗)。二十歲時,杜甫漫游吳越,歷時數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回故鄉參加“鄉貢”。開元二十四年(736年),杜甫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
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一職,杜甫于是赴兗州省親,與蘇源明等一起,到齊趙平原,作第二次漫游。他在齊趙一帶過了四五年“裘馬輕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現存最早的幾首詩:《登兗州城樓》,是省侍父親于兗州時的作品;還有《畫鷹》《房兵曹胡馬》兩首,以青年人的熱情歌頌了雄鷹和駿馬;還有一首《望岳》,更是其中的杰作,結尾的兩句是流傳千古的名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流露了詩人少年時代不平凡的抱負。
兩遇李白
天寶三載(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會見了詩人高適,這是第三次漫游。之后,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
天寶四載(745年),他在齊魯又與李白相見,在飲酒賦詩之外,又討論了煉丹求仙,而且共同訪問了兗州城北的隱士范野人。兩人還互贈了詩篇。杜贈李的詩說:“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李贈杜的詩說:“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兩人從此以后就再也沒有見面。
困頓長安
天寶六載(747年),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于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載(751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載(755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一說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但杜甫在《官定后戲贈》題下原注曰:“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兵曹。”而唐代文學家元稹及《新唐書》卻提及杜甫為“胄曹參軍”,故其官職尚存爭議)
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今陜西省蒲城縣)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是為肅宗。
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
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強烈的愛國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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