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云陽“杜鵑亭”與杜甫散文

　　“今朝臘月春意動，云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水船。”這是唐代杰出詩人杜甫在云安縣（今云陽縣）寫下的詩篇。杜甫飄零一世，其間旅居云安縣一年，賦詩四十五首。后人為紀念他，特地在縣境的“張飛廟”內修建了一座杜鵑亭。此亭背倚鳳凰山麓，俯視浩蕩長江。周圍小溪如弦，古木如蓋；四時鳥雀啼囀，野花吐艷。特別是冬日的早晨，江面霧氣升騰，籠罩于茫茫大霧中的杜鵑亭，若隱若現，恰似仙山瓊閣，海市蜃樓。置身其間，更給游人增添了不少情趣。

　　唐代永泰元年（公元七六五年）夏天，目睹亂世風云、飽受兵戈之苦的杜甫，決計遷出繁華的益州（今成都），告老他鄉。他走蜀道，入川江，順水東下，來到了云陽縣境。“今忽暮春至，值我病經年。”不幸的是由于一路顛沛，來到云陽不久即已一病不起。欲行不能，只好留寓于云江樓水閣（今云陽縣境，舊址已毀）。于是，東遷的意愿也就只好暫且擱置。臘月初一，貧病而又不得志的杜甫，吟出了“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的詩句，其凄涼愁苦、病魔纏身之狀，溢于字里行間。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白發少新洗、寒衣寬總長。”發也脫落了，衣也變寬了，病得連站也站不起來的杜甫，卻也自有他的知音。當時，這個縣的縣令鄭十八，名賁，久慕其名，一日，特攜酒前來宴請。而杜甫也早知其為官廉正，才華出眾，且不滿于朝廷。因此，兩人一見如故，感情上產生了共鳴。“數杯資好事，異味煩縣尹”（贈鄭十八詩）。從此以后，他們便常常在一起借酒澆愁，評古論今，互贈詩文，直抒襟懷。

　　憂國憂民的杜甫，感情上常常是與人民息息相通的。在云陽的日子里，他以壓抑的心情，沉痛的筆調，為人民作病中吟：“負鹽出并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詩人如泣如訴地記錄了當地勞苦大眾窮困難熬的境遇；“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詩人也悲憤交加地描繪了當時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情景。與此同時，愛憎分明的杜甫還對為非作歹的達官顯貴進行了無情的揭露，謳歌了“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的人民斗爭。此一歷史事實，史書上未有記載，詩人以詩補史，也可謂他在云陽的一大功績。

　　由于杜甫與勞苦大眾命運與共，因而，當地人民始終對他寄予深切的懷念。早在明代以前，就建有“杜鵑亭”。此亭以杜甫在云陽賦《杜鵑》詩而命名。“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云安有杜鵑。”這是四川各地有無杜鵑的首次文字記載。明人曹學佺曾題詩《杜鵑亭》：“春林血淚染山青，羈客中宵忍淚聽，何處蜀山不啼遍，云安偏有杜鵑亭。”此詩現存亭內，寄托了人們對杜甫的緬懷之情。“杜鵑亭”曾幾度興毀，現在的`杜鵑亭系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建成。重建后，設史詩堂，立杜工部牌位以供祭祀。

　　杜鵑亭矗立于長江南岸的巨巖上，兩樓一底，高十六米，上下兩層各由二十四根朱紅圓柱支撐。上層匾額上寫著唐人“江上數峰青”的詩句；樓下木匾是清人戴錫麟所題“理學詩史”四字。“詩史”是對杜甫詩文的稱譽。此亭占地一百四十平方米，采用木質結構，紅窗綠瓦，畫棟刻欄，富有濃郁的民族色彩。下層的史詩堂，陳列著杜甫畫像及他居住云陽的部分詩作。珍貴的書畫，為我們研究杜甫和祖國燦爛的文化提供了罕見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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