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文化精神鼻祖杜甫

　　在中國古代詩人中，杜甫是向往和追求和諧社會與和諧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詩人。他從小接受的主要是儒家和諧社會的思想和理念，對道家、釋家、墨家、玄學及其他諸子中的和諧社會理念也有所吸收。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和諧文化精神鼻祖杜甫，歡迎大家閱讀。

　　一、杜甫和諧文化思想的歷史淵源

　　杜甫及其詩歌的和諧文化精神，有其淵源。概括來講，主要有三個方面：歷史文化淵源，地域的、家學的淵源和唐代社會的現實淵源。

　　儒家文化中的“仁愛”思想和“大同”和諧社會的理想，一直是杜甫詩歌中的主調�？鬃犹岢觥疤煜職w仁”的思想，指出“仁”的主要含義是“愛人”(《論語·顏淵》)，而實現“仁”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泛愛眾”(《論語·學而》)。此外還有儒家的“和為貴”(《論語·學而》)與“致中和”(《禮記·中庸》)思想，形成了杜甫以儒學為框架的“民惟邦本”(《尚書·五子之歌》)的安定和諧的社會理念�！抖Y記·禮運》中所提出的“天下為公”及“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的大同社會理想，也是杜甫所向往的和諧社會的理想世界。除了儒家的思想資源以外，道家文化的“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順物自然”(《莊子·應帝王》)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釋家文化中“眾生平等”《大般若經》卷三五)、“普度眾生”(《普曜經》卷三)的慈悲思想及墨家文化中“兼愛”、“非攻”(見《墨子》中《兼愛》、《非攻》篇)的和平理念等，也從不同的思想層面為杜甫的和諧文化精神提供了精神的滋養(yǎng)。

　　實際上，杜甫所受到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是從中原文化開始的。在中國諸地域文化中，中原文化是中國元文化的淵源和發(fā)祥地;無論是儒家文化，還是道家文化，其源頭都在中原。杜甫是河南鞏縣(今河南鞏義市)人，他的青壯年時代，是在唐代洛陽、長安兩京地區(qū)度過的。他35歲以前，基本上是生活在他的家鄉(xiāng)洞南鞏洛地區(qū)，之后的十多年則生活于長安。黃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區(qū)(包括長安、洛陽兩京地區(qū))自周公在成周(今河南洛陽)制禮樂制度以來，兩漢、北魏、隋唐都盛行儒風。中原以儒家為主的思想和文化，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礎。起源于中原的老莊的道家和首傳于中原的釋家的文化思想，也在中原地區(qū)相當流行。中原文化以儒教為本，以道、釋為翼的相互補充的思想框架，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基本文化思維和文化心理結構。但相對地說起來，儒家思想文化則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杜甫的思想基本上在“儒家界內”(葉燮《原詩》)，不能不說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儒家思想是一種務實致用的文化思想，對現實社會有很強的政治教化作用和現實的實用性。中原地區(qū)的文學，自《詩經》、漢樂府以來，就有很強的現實主義傳統(tǒng)。中原的史學傳統(tǒng)，也是充滿著實用理性的。史家的憂患意識與儒家關心現實的人生態(tài)度所形成的憂國憂民的思想意識，是推進和追求社會安定與人際關系和諧的思想動力。道家“順物自然”即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與釋家的“一切眾生悉皆平等”(《維摩誥所說經》)的平等意識，可謂是對儒家的“仁者愛人”(《孟子·離婁》)思想的重要補充。三者共同構建了中國的和諧文化。中原文化的傳統(tǒng)，奠定了杜甫以儒家為主，兼融道、釋的文化思想基礎，儒、道、釋等思想中的和諧文化因素，對杜甫的人生觀有著至深的影響。

　　除了歷史的文化淵源之外，唐代的社會，是杜甫文化思想形成的現實淵源。尤其是唐太宗和唐玄宗的“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更是杜甫心目中和諧社會的樣板。在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文化中，儒家思想是最務實的一種。儒學主要是以倫理道德來安定社會秩序、協(xié)調各種人事關系的學說。但在魏晉以后，儒學漸被以玄談務虛的玄學所代替，處于邊緣的地位。唐代建國之后，唐高祖及唐太宗皆實行重儒政策，恢復了國家和地方各級學校以教授儒經為主的教育制度。唐太宗尤重儒學。他說，“朕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貞觀政要》卷六);但對道、釋他也同樣加以利用。由于他政治上開明、對中國的和諧文化有很深的理解，故他在對待君臣關系、民族關系及君民關系等方面，都能處理得比較得當。他提倡大臣進諫，和睦群僚，搞好君臣上下的關系。對民族關系，他也處理得比較恰當。他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因此被各民族尊為“天可汗”。他把君民關系比做是舟與水的關系，認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唐太宗《自鑒錄》，《全唐文》卷一零)，故能均田于民，輕徭薄賦，促進生產

　　發(fā)展，和諧社會關系，從而締造了“貞觀之治”的盛世。唐玄宗在盛唐社會的前期，繼承了太宗的開明政治和文化政策，重用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等賢臣，興利除弊，毀玉沉珠，生活節(jié)儉，勤政愛民;在經濟上采取了與民休息、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緩和了階級矛盾，提高了人民生產的積極性，出現了“公私倉廩俱豐實”(杜甫《憶昔》)的空前的經濟繁榮景象;在對外關系上，他采取以和平外交為主的綏邊政策;在思想方面，他以儒教為中心，兼倡道、釋，還采取了對外來文化開放的政策，使各種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促成了各種文化的和諧發(fā)展，使盛唐文化尤其是詩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那時大唐的綜合國力空前強盛，居于世界之首，出現了“開元之治”的又一盛世。厝太宗的“貞觀之治”與厝玄宗的“開元之治”使唐朝達到了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也是后世所企羨的人民安居樂業(yè)的太平盛世，是封建社會中和諧社會的樣板。但是，唐玄宗在天寶后期，逐漸地驕傲自滿，腐化墮落;私欲膨脹，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盲目擴邊，激化了階級和民族的矛盾;在思想上迷信道教，使賴以治國安邦的儒學削弱和邊緣化，造成了思想的混亂，文化上也失去了和諧。安祿山、史思明等分裂分子野心膨脹，乘機擴張勢力，最終導致了“安史之亂”。 杜甫生長于盛唐之世，從小就樹立了安邦濟民之志，把“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的和諧社會視為歷史和現實中的理想社會。因此，他在天寶后期及安史之亂后，雖處以亂世，目睹時艱，但卻未喪失信心，時時處處都以大唐盛世的和諧社會為理想支撐，加以追懷，并以此作為復興大唐的思想動力，對社會上出現的一切不和諧的現象進行批判和斗爭，力爭大唐早日恢復往日的盛世。

　　除了歷史文化和現實社會的淵源之外，杜甫還有其家學的文化淵源。杜甫出生于_個世代“奉儒守官”(杜甫《進雕賦表》)的家庭，有“傳之以仁義禮智信”(杜甫《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碑》)的家風。他的十三世祖杜預，是西晉時期一位對儒學研究造詣很深的將軍，著有《春秋經傳集解》傳世。杜甫的一生都以這位先祖的文治武功尤其是其儒學造詣為自豪，曾自稱對其先祖杜預“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祭遠祖當陽君文》)。杜甫之尊崇儒家文化是有其家學淵源的。他的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朝的著名詩人，雖不以儒學聞名，但其詩中也充滿了“撫功銜道義”(杜審言《贈崔融二十韻》)的儒學精神。他的繼祖母盧氏，“慈恩穆如”，待審言前妻的子女如同己出。他的叔父杜并，是一位有名的“孝童”(見杜甫《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志》)。他的姑母裴氏，是位“魯義姑”(出處同上)式的人物。杜甫年幼，母死后，即由這位姑母撫養(yǎng)長大。其外祖母李氏也被時人視為“勤孝”(張說《贈陳州刺史義陽王神道碑》)一類的人物。杜甫在這樣充滿著儒教仁孝節(jié)義的家庭環(huán)境及親戚中長大，自幼耳濡目染，受到先祖的儒學精神和家庭仁愛和諧家風的很深影響。正是在這些歷史、現實與家庭的文化氛圍中，杜甫廣泛地接受了中國的和諧文化，成為中國詩人中最具有和諧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

　　二、杜甫思想及其詩歌的和諧精神

　　杜甫的和諧社會和和諧文化的理念，具體地表現在他的思想行動和詩歌創(chuàng)作之中。他的和諧文化思想理念，具體地表現在他的和諧社會理念、和諧詩歌審美觀念與詩歌機制方面的和諧等三個方面。

　　(一)杜甫思想中的社會和諧理念

　　向往和諧的君臣關系。杜甫特別向往儒家的君明臣賢的理想君臣關系。他心懷稷契之志，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他心目中的圣明之君是堯、舜和唐太宗(“煌煌太宗業(yè)，樹立甚宏達”(《北征》))。杜詩對堯、舜、唐太宗等君臣和睦的關系予以贊揚，而對唐玄宗晚年親近小人、屠戮賢臣的行為屢加譴責：“忠貞負冤恨，宮闕深旒綴”(《八哀·李邕》);他對唐肅宗猜忌賢臣也十分不滿：“唐堯(指唐肅宗)雖自圣，野老復何知”(《秦州雜詩二十首》其二十)。他希望能夠回到堯舜與漢初“古時君臣合”(《述古三首》其一)的君臣和洽的局面。

　　建立和諧的家庭關系。杜甫在處理家庭關系方面，可謂是父慈子孝、夫愛妻順、兄悌弟敬的典范。對子女，他是一位好父親。他對自己的子女慈愛有加，教育子女讀書寫詩：“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又示宗武》)，并讓兒子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見《催宗文樹雞柵》)。對妻子，他是一位好丈夫，與妻子恩愛和睦，情深意長：“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月夜》)，“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進艇》)。對弟妹，他也是一位好兄長。在戰(zhàn)亂中，他時刻思念身在他鄉(xiāng)的弟妹(見《憶弟》、《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等詩)的安危。

　　主張各種社會關系的和諧。他對朋友十分講誠信，他希望“天下朋友皆膠漆”(《憶昔二首》其二)，都成為管、鮑之交，最恨“翻手作云覆手雨”(《貧交行》)的人。他交的朋友如李白、高適、岑參、嚴武、鄭虔、蘇源明等人，不管是對方的窮通遭遇如何變化，他對朋友的友誼都是終身不渝，是一個最忠于友情的人。杜甫還對如李邕、房瑁等正直耿介的年長的前輩，十分尊敬;對年輕的后輩如王郎、司直等人，則獎掖有加，寄予深切的關愛之情。

　　在人與人的關系方面，杜甫一向主張平等相待。他自己的兒子雖然在貧困中餓死，但比起“失業(yè)徒”和“戍遠卒”的平民百姓來，自己仍有“生常免租役，名不隸征伐”(《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士族特權，對此他表示十分愧怍;他與羌村的父老一起飲酒，談論時局(見《羌村三首》);有客人來訪，他請鄰家的農家老翁對飲作陪(見《客至》);他有時還到農家與老農喝酒談心，與處士山人交朋友，從來沒有官人的架子。

　　對于下層百姓，尤其是對那些弱勢群體，杜甫則體現了仁厚的關切同情之心。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在天寶末年即寫出《兵車行》一類的詩歌，為“或從十五北防河，歸來頭白還戍邊”的遠征邊塞的士卒鳴不平。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他寫道：“庭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供城闕”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尖銳揭露了統(tǒng)治者殘酷剝削壓榨百姓和貧富嚴重不均的社會現實。安史之亂后，哀鴻遍野，民不聊生，他更寫出“三吏”、“三別”之類的新題樂府詩，為天下蒼生的生死離別為之痛哭。在蜀中，他寫出《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枯棕》等詩，對流離失所的寒士和被刻剝得無以為生的百姓發(fā)出深切同情與感嘆。在夔州及江湘等地，詩人雖已處于饑寒交迫的境地，卻對戰(zhàn)亂中無兒無食的寡婦、負薪背鹽白發(fā)不嫁的夔州女、峽江操舟賣命為生的船夫以及湖湘“杼軸茅茨空”(《歲晏行》)的貧苦人民掬出一把把同情之淚，處處為他們著想，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他迫切希望早日結束戰(zhàn)亂，讓百姓們過上“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蠶谷行》)的太平日子。他還希望統(tǒng)治者要“行儉德”(《有感五首》其三)，懲貪腐，使“普天無吏橫索錢”(《晝夢》)的清明之治及“男谷女絲行復歌”(《蠶谷行》)的人民安居樂業(yè)的和諧社會早日出現。

　　主張平等相處的民族關系。在這方面，杜甫是深受唐太宗和唐玄宗對各民族平等相待政策影響的。在他的詩中，杜甫對一些少數民族出身的將領，如哥舒翰(突厥人)、李光弼(高麗人)、王思禮(高麗人)等為大唐做出過突出貢獻的人，都有甚高的評價，并不因其為異族而掩德不彰。他與賀蘭楊、宇文晁、斛斯融等少數民族的人也都有詩歌的交往。對唐軍中的羌族等少數民族的戰(zhàn)士，他主張應與漢族戰(zhàn)士刑賞一致，平等對待：“明其號令，一其刑罰，申其哀恤，致其歡欣，宜先自羌子弟始。”

　　杜甫簡介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漢族，祖籍襄陽，河南鞏縣（今河南省鞏義）人。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qū)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人稱為“詩圣”，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后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杜甫創(chuàng)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別》等名作。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zhàn)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系蒼生，胸懷國事。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云。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并不顯赫，但后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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