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歌的中和之美

　　無論在學習、工作或是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觸過一些經典的詩歌吧，詩歌具有語言高度凝練、篇幅短小精悍的特點。究竟什么樣的詩歌才是好的詩歌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杜甫詩歌的中和之美，歡迎大家分享。

　　杜甫詩歌的中和之美

　　杜甫詩歌體現出儒家的中和之美，主要體現在哪里呢?

　　唐代詩人中，杜甫的詩歌最能體現出中國古典哲學和古典美學的中和精神。無論是從所表達的思想感情看，從選擇的詩體形式看，從有意使用矛盾的對立統一看，還是從繼往開來的詩史意義看，都是如此。

　　其一，杜詩在表達感情時體現了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中庸色彩。杜甫的儒家思想非常純正。杜甫不但“一生卻只在儒家界內”(劉熙載《藝概》卷二)，而且發展了儒學。莫礪鋒說：“杜甫對儒學的最大貢獻在于他以整個的生命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杜甫的另一個貢獻是他以實際行為豐富了儒學的內涵，尤其是關于‘仁’的內涵。”生活于離亂艱難之際，杜甫即使不在其位也謀其政，把儒家的仁愛思想發揮到極致，顯示了憂國憂民的博大胸懷。王安石筆下的杜甫：“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飗。”(《杜甫畫像》)杜甫在“入門聞號啕，幼子餓已卒”的極端痛苦中，卻“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看到“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的現實，寫出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樣的名句，但其表現出來的思想仍然是儒家的“怨而不怒”。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云：至于杜子美則又不然……乃圣賢法言，非特詩人而已。不但如此，杜甫也說自己的詩法是從儒家而來，“法自儒家有”(《偶題》)，這是最鮮明的態度。

　　其二，“和而不同”的詩體形式。杜詩對于當時的各種詩體，都積極參與創作，并大膽探索。根據莫礪鋒的統計，杜甫有五古263首，七古141首，五絕31首，七絕107首，五律630首，七律151首，五排127首，七排7首。從這個數據可以看出，杜甫詩歌的詩體形式非常全面，古體詩與近體詩同樣得到了發展。唐朝前期，一度出現過古、近體詩互相排斥的現象，初唐的宮廷詩人喜歡寫近體詩，陳子昂則對其大加鞭撻，他本人也很少寫近體詩。即使到了盛唐，大詩人李白還在高喊“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古風五十九首》)，盡管他本人其實從中受益不少。在杜甫的創作中，古體詩與近體詩并存。他不僅是唐代中寫五排最多也最成功的詩人，而且開創了七排的新形式。五排和七排的發展、成熟，則代表了唐代詩歌藝術的頂點。

　　除了在五排和七排上的創新外，杜甫的其他詩體也有一些變化。他的五古具有明顯的“賦化”特點。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箋》：“敘自鳳翔北行至邠，再自邠北行至鄜沿途所見，純用《北征》《東征》《西征》諸賦章法，化賦為詩，文體挹注轉換，局度弘大，其風至杜始開。”如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里，作者創造性地將前人常用的“紀游”和“詠懷”題材合而為一。他的樂府詩“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不僅擺脫了音樂的限制，而且擺脫了古體的限制。元稹《樂府序》：“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就近體詩而言，用律詩反映時事政治，并發表政治見解，也是從杜甫開始的。為了讓律詩表達更豐富和重大的內容，他還開創了組詩的寫法。他的絕句也很有特色，一些作品重視對仗，甚至兩聯皆用對仗，如《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杜甫筆下，中國詩歌的詩體形式第一次變得如此豐富多彩。他能讓這些詩體“并育而不相害”(《禮記·中庸》)。在他之前，從來沒有一個作家有意使用過這么多的詩體，他同時代的人也無人做到這一點。但在他之后，尤其是宋代以后，幾乎所有有成就的詩人都做到了這點，這正可以看出杜甫的巨大影響。

　　其三，杜詩體現了眾多矛盾的對立統一。從表現看，杜甫的詩歌充滿著矛盾，不少論者都注意到了這類問題。其實不是矛盾，是杜甫在有意追求對立面之間的互相統一。杜甫把許多相反相成的矛盾放在一起，使得他的詩歌整體上更加具有“水火濟濟”之美。

　　在詩歌語言上，杜甫一方面非常注重讀書的作用：“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他的詩歌不但使用典故很多，而且達到了用典不啻口出的境地，如其《兵車行》中的前兩句“車轔轔，馬蕭蕭”竟然都是使用《詩經》中的句子。這一點后來被黃庭堅夸張為“無一字無來處”;另一方面杜甫強調“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事實上他長于自鑄偉詞，創造出許多精練生動的句子。如對其《登高》一詩，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曾分析說：“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但同時，他又主動采用民間口語，如“三吏”“三別”直接讓人物自己說話，中間不乏這樣的語言。元稹說他：“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見贈十首各酬本意次用舊韻》其二)宋張戒《歲寒堂詩話》中對他的這類語言評價很高：世徒見杜子美詩多粗俗，不知粗俗語在詩句中最難，非粗俗，乃高古之極也。……子美之詩，顏魯公之書，雄姿杰出，千古獨步，可仰而不可及耳。

　　三者之中，不僅使用典故和自鑄偉詞是一組對立的矛盾，二者與家常語也構成一組對立的矛盾。

　　在詩歌技巧上，杜甫說自己一方面“晚節漸于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另一方面又“老去詩篇渾漫與”(《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表面看來這兩者是截然相反的，其實這兩者又是統一的。黃庭堅說：“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為佳作耳。”朱熹說：“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后，自出規模，不可學。”“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當處便押一個韻。”“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8](P3326)乍一看，這些說法差別很大，但都承認了杜詩“渾漫與”的一面，其不同在于，黃庭堅是一流的大詩人，他看到了其中“詩律細”的一面，認為其中有“大巧”，是“平淡而山高水深”;而朱卻認為是老杜的詩歌水平退步了。程千帆、莫礪鋒《老去詩篇渾漫與——論杜甫晚期今體詩的特點及其對宋人的影響》認為，杜甫晚期今體詩在格律方面，有意打破平仄和諧，寫入一些不盡合律的拗句;絕句多對仗;律詩對仗靈活而不拘滯。這些特點，使得其詩歌顯得似乎不那么工巧，而更有古體詩的那份靈活，但其實又都是“有意”為之，這正好揭示了杜甫晚年的詩歌是有意把“詩律細”和“渾漫與”中和統一在一起的。

　　即使單純從詩歌中感情的表達方式來說，也體現了對立統一。詩人對國家人民的命運飽含非常動人的感情，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滕王亭子二首》其一)等等。在這樣的詩歌中，作者以己為詩中主人公，感情直接抒發。但在另外一些作品中，作者卻讓自己退到一邊，僅冷眼旁觀去記錄所看到的東西。如《麗人行》只寫外戚的春游時的奢華和氣焰，作者未有一句可否;“三吏”“三別”干脆直接讓詩中人物自己說話，作者主要是像史官那樣記錄而已。在上面所舉的這些詩歌中，作者憂國憂民的感情并沒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抒情的方式而已，前一種表達較顯露，后一種表達較隱秘。

　　其四，杜詩是把“學古”與“變古”融合得最好的典范。杜甫在中國詩歌史上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地位——“集大成”。他主張廣泛地學習前人的詩歌成就，“轉益多師是汝師”，并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中唐元稹《唐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說：“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這已是“集大成”的意思。以上兩個說法主要從杜甫博采他人之長的角度提出，而其詩歌的創造性也非常突出。韓成武《杜甫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十個創新之舉》一文認為他有十項開拓。

　　于唐代，杜甫是最善于學習的，也是最富有創造性的大詩人，他是中國詩人中能夠把“學古”與“變古”融合得最好的典范。他本人的詩歌具有多方面的風格。據《遯齋閑覽》載，王安石曾經拿他和李白比較說：“白之歌詩，……不知變也。至于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來無繼也。”

　　杜甫的“集大成”，特別是他的風格多樣性給后人開啟了許多不同的學詩法門。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云：“公之詩，支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皆出公之奇偏。”葉燮《原詩·內編》曰：“自甫以后，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戛，劉禹錫、杜牧之雄杰，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艷，以至宋、金、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為之先河。”他們的說法雖不同，實質并無區別，都強調了其對后代詩歌的巨大影響。

　　對于杜甫在中國詩歌史上的承先啟后的獨特作用，前人從不同的方面多所闡發，其中明人胡應麟說得最為全面：“大概杜有三難：盛極難繼，首創難工，遘衰難挽。子建以至太白，詩家能事都盡，杜后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體，前人未備，伐山導源，為百世師，二也;開元既往，大歷既興，砥柱其間，唐以復振，三也。”

　　杜甫的詩歌顯示了多方面的中和特點，這是他高于所有的唐代其他詩人的地方。宋代是中國古典文化的成熟期，宋型文化最富于中和精神，宋代詩歌也是中國古典詩歌中最富于中和之美的。明乎此，我們就能理解，杜甫最終成了宋詩的榜樣，實在是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關于杜甫詩歌風格

　　沉郁頓挫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郁”的特點，“沉郁”一詞最早見于南朝，“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后來杜甫寫更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于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后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于“沉郁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煉字對仗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筑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深遠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于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杜甫詩歌的詩史性質

　　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可是作為“詩史”的杜詩并不是客觀的敘事,用詩體去寫歷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現實的同時，還通過獨特的風格表達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龍說：“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讀杜心解·少陵編年詩目譜附記》)杜甫的詩大部分涉及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有關政治、經濟、軍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問題，可是無處不浸透了詩人的真情實感。例如杜甫中年時期的兩篇杰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里邊有抒情，有敘事，有紀行，有說理，有對于自然的觀察，有對社會矛盾的揭露，有內心的沖突，有政治的抱負和主張，有個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國家與人民的災難和對于將來的希望。這兩首長詩包括這么多豐富的內容，作者的心情波瀾起伏，語言縱橫馳騁，證明他在這不幸的時代面對自然和社會的種種現象都敏銳地發生強烈的感應。這樣的詩是詩人生活和內心的自述，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寫真，個人的命運和國家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二者在藝術上也達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頭》等詩，篇幅較短，卻也同樣具有這種特點。

　　天寶后期以來，杜甫寫了大量的時事政治詩，不管是陳述政見,如《洗兵馬》,在梓州寫的《有感》；或是揭發統治者的荒淫殘暴，如《麗人行》、《憶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寫的《三絕句》；或是寓言諷興，如《鳳凰臺》、《病桔》、《枯棕》、《客從》；或是對窮苦人民的同情關懷，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都是個人的情感與事實相結合的。還有不少長篇，有的記載國家十幾年來的大事，如《夔府書懷》、《往在》;有的敘述地方變亂,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憶往事，如《壯游》、《遣懷》；更是象浦起龍所說的“慨世還是慨身”(《讀杜心解·讀杜提綱》)，都含有濃厚的抒情成分。

　　戰爭題材在杜詩中占有相當大的數量。杜甫對不同性質的戰爭持不同的態度。他對于朝廷窮兵黷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對的，如《兵車行》、在夔州寫的《遣懷》、《又上后園山腳》；對于平息叛亂,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亂前期寫的《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觀兵》，以及吐蕃入侵時寫的《歲暮》。這些詩譴責什么，歌頌什么，都很鮮明。也有些關于戰爭的詩，既有歌頌，也有譴責。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兩組組詩，曲折反復地敘述戰士在從軍過程中的心情變化，實際上是反映詩人從不同的角度對于戰爭的不同看法。這兩組詩都歌頌了戰場上的壯烈場面，戰士如何善于戰斗，勇于犧牲，取得勝利；又譴責了君王無止境的開拓邊疆，主將驕橫奢侈，使戰績失去積極的意義。這兩組詩都是通過一個戰士的自白，概括了無數英勇士兵的不幸命運。又如“三吏”、“三別”則更為具體地表達了作者的內心沖突。杜甫在洛陽路上，看見橫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強征入伍。他替這些人提出控訴，對差吏給以譴責，但是一想到壯丁缺乏，而又大敵當前，便轉變了口氣，盡可能對被征調的人說幾句慰解或鼓勵的話。

　　元代鮮于樞書杜甫《兵車行》杜甫寫過許多歌詠自然的詩。他歌詠的對象，往往是既聯系自己，也聯系時事。歷代的詩話、詩評對于杜詩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過許多論述。但是杜甫的詩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與時事的交融,作者在寫景和抒情時，很少離開現實，隨時隨地都想到他所處的干戈擾攘、國困民疲的時代。如困居淪陷的長安時寫的《春望》、入蜀時寫的《劍門》，是最有代表性的。這類詩，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漢》，七律《登樓》、《宿府》、《閣夜》、《秋興八首》等，都是情景與時事交融的膾炙人口的名篇。

【杜甫詩歌的中和之美】相關文章：

永恒的童年之美詩歌01-29

杜甫的詩歌合集03-27

杜甫詩歌意象03-24

杜甫的詩歌題目04-19

杜甫詩歌風格11-08

四季之美現代詩歌12-08

杜甫詩歌的藝術特色03-15

杜甫詩歌的悲劇精神05-11

杜甫詩歌“詩史”性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