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人格魅力

　　中國古代詩人中，杜甫獨稱“詩圣”。所謂“詩圣”，不但包括詩人杜甫的詩歌思想的崇高與偉大，創作藝術的精湛與高超，更包涵了杜甫人格上的魅力。

　　杜甫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杜甫是先秦原始儒家理想主義思想的

　　忠實信奉者杜甫深受中原儒學的影響，特別是受到他的十三世祖杜預儒家思想的影響，成為一個忠實實踐儒家“仁愛”和“民本”思想原則的儒者，是唐代復興儒學運動的先驅人物之一。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先秦原始儒家的理想主義思想與漢唐宋明的儒家思想是有區別的。先秦原始儒家的理想主義的核心是“仁”，是以民為本的仁政思想。它所追求的社會，是一個“天下大同”的和諧理想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①這個大同社會的實質，就是將“仁”的思想，由對一己之家的關愛，推及他人，特別是推及一些弱勢群體，以大愛的胸懷，關心天下百姓，建立一個幸福和諧的安定社會。這個“天下為公”的社會，一直是歷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理想社會的目標，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是不可能實現的，但作為一種所追求的理想社會而存在，確是十分可貴的。這個儒家的社會理念，體現在政策的層面上，就是要“選賢與能”，讓賢能之士，受到重用，依照公正公平的原則，制定合理的政策，施之于民，從而實現天下大治。周秦以后的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私天下”的社會。統治者往往以“仁政”為幌子，實行的是“君天下”的強權政治，為了統治集團的私利，橫征暴斂，強取豪奪，加劇了社會的分裂和階級的對立。正如杜甫所指出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從而造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貧富差距和階級對立。這與杜甫所向往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是相差甚遠的。堯舜時代的推賢讓能的禪讓之風，是不可能再現了。那么退而求其

　　次，能夠出現一個體恤民情、以民為本的像唐太宗一樣的仁君，也是求之不得的。所以杜甫一再呼吁，希望統治者能夠向唐太宗學習：“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往在》)。再次，是開元前期的唐玄宗，也是一位開明之君，曾開創“開元盛世”：“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憶昔二首》其二)開元時期的升平之世，是唐代甚至于是中國封建時代的盛世，是杜甫親身經歷的人民安居樂業，國富民安的和諧社會。只是到了開元末期以后，唐玄宗驕傲自滿，漸生怠政安逸之心，不思進取，樂于享受，逐漸由一個開明進取之君蛻變成了一個驕奢淫逸的的昏聵之君，終于導致了安史之亂。

　　杜甫對理想的和諧社會的要求是有標準的，那就是要有一個圣明的“堯舜之君”。在杜甫的心目中，這個“堯舜之君”顯然是以唐太宗為標準的：“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北征》)。這個較為理想的社會，一是朝中要有正氣：“太宗社稷一朝正”(《寄狄明府博濟》)，二是要以民為本：“邦以民為本”(《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三是要輕徭薄賦，減輕百姓負擔：“凄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同元使君舂陵行》)，四是要官吏廉潔、辦事公平：“眾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之任》)，五是君主要能納諫：“端拱納諫諍，和風日沖融”(《往在》)，六是君臣要以節儉約身，不能奢侈腐化：“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往在》)，七是君臣要團結，上下同心同德，共渡時艱：“君臣當共濟，賢圣亦同時”(《諸葛廟》)，八是社會和平安定，男耕女織，安居樂業：“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谷女絲行復歌。”(《蠶谷行》)這個理想的社會，在唐代天寶時期，愈去愈遠，到了安史之亂后，更是蕩然無存。但杜甫為了實現這個和諧社會的理想，一直念茲在茲，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沒有機會實現這個理想，就寄托于朋友：“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

　　二、杜甫是先秦儒家理想主義身體力行的實踐者

　　杜甫從幼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奉儒守官”(《進雕賦表》)，“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祭遠祖當陽君文》)。因此，他對儒家的教義是嚴格遵守，并身體力行的。

　　作為一個詩人，他首先是在詩文中宣揚儒家的“仁”的理念。孔子曰：“仁人”②，孟子曰：“仁者愛人”③。杜甫以儒家的“仁人”之心，來宣揚儒家之道。一是希望最高統治者要懷有仁義忠恕之道：“圣哲體仁恕，宇縣復小康。”(《壯游》)這里的圣哲是指皇帝，他認為，只要最高統治者能夠實行仁政，體恤民瘼，天下就能重新出現天下太平安樂的社會局面。杜甫希望統治者“爐之以仁義，鍛之以賢哲”(《有事于南郊賦》)，以仁義之心，治理國家，任用賢能之臣，以實施仁政的政策。二是要求大臣們要懷有仁者之心。他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說：“圣人筐篚恩，實愿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栗。”意思是說，皇帝賞賜大臣的目的，是讓大臣們盡心治理好國家，如果大臣們忽略了皇帝的本意，這豈不白白糟蹋了君上的賞賜?朝廷中懷有仁心的大臣們，應該在接受賞賜后，更加小心謹慎，為國盡力。杜甫希望大臣們懷有仁者之心，能夠為百姓實行仁政。 　　為此，杜甫希望君是堯舜之君，臣是稷、契之臣，讓仁義之風遍行天下。“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許心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他心中理想的君臣形象。在他的一篇文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雖遭明主，必致之于堯舜；降及元輔，必要之于稷。驅蒼生于仁壽之域，反淳樸于羲皇之上。”(《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其五)杜甫的最終目的，是將“仁”字落實在天下“蒼生”的身上，讓天下百姓沐浴在“仁”的光輝里，過上太平安樂的好日子。

　　這種儒家的至仁大愛思想，杜甫不僅是說在口上，而且還落實在自己的行動上。表現在他對國家民族、社稷蒼生及對父祖、兄妹、妻兒和親戚、朋友的態度上。

　　杜甫的忠君愛國，是有口皆碑的。關于忠君的問題，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君是國家的象征，忠君并不是壞事，問題是忠于什么樣的君。有人引蘇軾的話“一飯未嘗忘君”④，說杜甫是愚忠，這話頗有偏頗的。杜甫所忠的君是“堯舜”之君，是圣明之君、開明之君，而不是昏君和暴君。當唐玄宗或唐肅宗所作所為，代表國家民族和百姓利益時，杜甫是擁護他們的，當他們的所作所為不符合以上原則時，杜甫則堅決表示反對。在天寶時期，以唐玄宗為首的統治集團對外窮兵黷武，對內加重剝削，生活奢侈腐化，杜甫就用詩歌對他們的錯誤政策和腐朽作風進行揭露和批判。他在《兵車行》、《麗人行》中，深刻揭露了唐玄宗不顧百姓死活進行擴邊戰爭所造成的“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和“邊庭流血成海水”的嚴重后果，對“武皇開邊意未已”的行為表示強烈不滿。而對楊國忠姊妹的無恥生活，做了無情的諷刺和批判。安史之亂后，杜甫身為左拾遺，卻不一味地從上，在朝中敢于諫諍。為疏救大臣房他險些丟了性命。在任華州司功參軍時，他所作的“三吏”、“三別”詩中，對唐肅宗以殘暴的手段，到處強行抓兵拉的暴行也給予批判。他還對“關中小兒亂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憶昔二首》其一)即唐肅宗信用李輔國一類的小人及容忍后宮干政等軟弱無能的行為，做了尖刻的嘲諷。由于他敢于“逆鱗”諫諍和直陳正直之言，終被皇帝罷官。這些都說明，杜甫不是愚忠，他所忠的是明君，而不是不聽諫言的昏君。他忠于國家社稷和民族，在安史之亂國家將于傾覆之際，他雖身陷于安史亂軍所占居的長安之中，卻千方百計逃出，投奔肅宗行在，要為掃平安史叛軍、收復大唐國土出力，顯現出他熱誠的愛國之心，以他的實際行動來演繹他的愛國之志。

　　杜甫還以他的大愛之心，關切黎民百姓的甘苦和冷暖。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特別關注底層百姓的生活和命運。在唐玄宗的盛唐時期就寫出了像《兵車行》、《前出塞》、《后出塞》和《秋雨嘆》等這樣的同情黎民百姓的作品。安史之亂后，杜甫更進一步深入民間，他的立場與民眾更加接近，思想上也縮短了距離，對平民百姓的苦難生活更加了解和同情。如當他回奉先縣探家時，一進門就碰上幼子餓死的慘景，但他的憂憤不僅僅停留于自身，而是將之延伸到廣大下層人民身上：“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以致“憂端齊終南，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在思想上飛躍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杜甫對安史叛軍對和平安定生活的破壞、官府的壓榨所造成的民不聊生、遍地瘡痍的現狀，十分憂慮和關心，他對夔州頭發半白、為生活勞累奔波年近五十還未能出嫁的負薪女、無食無兒仍被搜刮一空的寡婦，洞庭湖畔天寒網凍無魚可打的漁父、“割慈忍愛還租庸”賣兒鬻女交租稅的農民等，都充滿了同情，寫出了《白帝》、《又呈吳郎》、《歲晏行》、《蠶谷行》等大量前人未曾寫過的同情人民的詩篇，成為時代的呼聲和貧苦大眾代言人。杜甫雖身處困境，但因與苦難深重的黎民百姓同甘共苦，心感身受，因此，當他的茅屋為秋風所破之時，才能發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的呼聲，正是這發自內心的感受和真誠的愿望，才能超越時空，感動著千百萬讀者的心弦，產生了強烈的回音。

　　杜甫不僅對本民族人民十分關愛，對敵對異族政權的士兵也充滿著仁愛之心。如在對敵作戰時要“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前出塞九首》其七)這些話閃耀著人道主義的光輝。

　　他的仁心也惠及到了雞蟲一類的一切有生命的動物。杜甫有《舟前小鵝兒》、《白小》、《觀打魚歌》、《花鴨》、《縛雞行》、《枯棕》、《枯楠》、《楠樹為風雨所拔嘆》等詩，從中可以看出杜甫是鳥獸蟲魚、花草樹木的好友，他很關心小鵝兒的生命安全，唯恐它們為狐貍所害，對水中的魚兒也充滿了愛心，分食給魚兒吃，勸阻獵人不要殺害大雁，為雞蟲的得失反復衡量，為樹木的榮枯而或喜或悲，因桃李花被風所摧而傷感。這是儒家仁愛之心與墨家兼愛思想、佛家普渡眾生思想的結合，已遠遠超越了儒家的宗族思想的樊籬，上升為對生命的敬畏與惠濟眾生的大愛。

　　在對待先人的態度上，杜甫是一個能承繼祖先遺志，將祖先的事業發揚光大的好子孫。杜氏家族有著悠久的“奉儒”傳統，他的十三世祖杜預的著作《春秋左氏傳集解》中就有許多重民、利民、恤民、宜民、愛民的觀點。如“夫民，神之主也”(卷五)、“上思利民，忠也”(卷五)、“宜君有恤民之心”(卷八)、“顯令德，宜民、宜人”(卷一七)、“明德君子，必愛民”(卷四五)等言論。杜甫忠實承繼了“奉儒”傳統，將儒家的“人本”主義和“民本”思想，付諸實踐，率先將儒家的基本理念，化為實際行動，與唐代的賈至、李華、獨孤及、元結、蕭穎士等一大批復興儒學的先行者，遙相呼應，將盛唐后期的頭腦膨脹、耽于幻想的理想主義文化思潮，成功地轉型為富有理性、直面現實的現實主義文化思潮，將已處于邊緣化的儒學，逐漸復歸于正統的位置，成為唐代韓愈復興儒學運動的先驅。同時他又繼承其祖父杜審言的詩學傳統，將初唐所創造的律詩，從思想內容上加以充實擴展，從藝術形式上加以全面提高，將其發展為最能代表唐詩特色的近體詩，完成了唐代律詩(尤其是七律)的最后定型和范式，成為唐代乃至中國古代最為杰出的詩人。這是杜甫對其家學――儒學和詩學的最大的貢獻。 　　杜甫對其家族中的人，懷有很深的感情。他的繼祖母盧氏，天寶元年杜甫為其作《假山》一詩獻壽。天寶三載他的繼祖母在陳留去世，其時其父杜閑已卒，杜甫和家人將其柩接至偃師祖塋與其祖父之墓合葬。并以父親名義寫了《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志》表示哀悼。開元末年，杜甫的父親杜閑為兗州司馬，他到兗州前往侍親。開元二十九年(739)，其父去世，他在偃師土婁舊莊筑室為父親守喪。杜甫從幼年喪母，其父將其送于洛陽仁風里二姑母家寄養。他對這位二姑母有很深的感情。天寶元年杜甫二姑母去世，杜甫為其二姑母寫祭文《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在祭文中表彰二姑母為保護自己，而致其親子夭殤的義舉，稱其為“有唐義姑”；又在祭文中為其叔父杜并的“孝童”事跡大力宣揚。

　　杜甫一生與妻子楊氏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天寶十四載(755)，杜甫赴州探親，為妻子兒女帶去一些衣物和化妝品，緩解家境貧困。安史之亂后，杜甫身陷長安期間曾作《月夜》一詩，表達對妻子的思念之情。杜甫棄官西走，逃難飄泊于秦州、同谷、成都、夔州、長沙、衡州等地時，楊氏一直陪伴著他，與他共度時艱。杜甫曾寫了許多詩，來表達二人的相親相愛之情，稱她為“老妻”、“山妻”，如“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雙”(《進艇》)、“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江村》)等，他將自己與妻子比喻為“并蒂芙蓉”和“相親相近水中鷗”，可見其伉儷情深。在唐人詩中，是很少寫及夫妻之情的，獨老杜對妻子情有獨鐘，在詩中屢次表達他與妻子的恩愛和患難之深情，是個好丈夫。

　　杜甫作為一個父親，對他的子女可謂是舔犢情深，是個好父親。杜甫在《北征》中說：“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那時孩子幼小不懂事，“問事競挽須，誰能即嗔喝”，杜甫也不惱，陪他們一起玩。后來在關中逃難時，途中無東西可吃，以至于“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彭衙行》)，使杜甫十分心疼。杜甫的大兒子叫宗文，又名熊兒。二兒子叫宗武，又名驥子。宗文喜歡勞動，杜甫經常讓他做些家務和農業勞動，如樹雞柵一類的活兒。宗武是一個想子承父業的孩子，從小聰明伶俐，向杜甫學作詩。杜甫夸獎他說：“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遣興》)。杜甫教宗武學詩：“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又示宗武》)，教他讀文選，要他“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杜甫希望宗武將來能夠接續他的詩家傳承，教導他非常耐心。其望子成龍之心，與普通人沒有兩樣。

　　杜甫對待兄弟姊妹，也堪為榜樣。杜甫在家居長，有四個弟弟，名叫杜穎、杜觀、杜豐、杜占，一個妹妹，嫁與江東鐘離韋氏，其弟妹五人都是繼母所生。但杜甫都視如一奶同胞，可謂棣華情深。安史之亂后跟隨杜甫逃難西南的只有杜占一人。其他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分散在河南道的濟州、許州，江東的越州和淮南的鳳陽。杜甫十分思念他們，經常在詩中提及對弟妹的牽掛和思念。如《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其三、其四、《月夜憶舍弟》、《恨別》、《野望》等，可見其手足之情深厚。此外，他還對從弟、表弟等人也很關心。如他一個從弟死于兵亂，他作詩沉重悼念。與從弟杜位，經常來往。后來，因杜位是李林甫的女婿，楊國忠掌權后，將他貶到嶺南，杜甫對他的處境十分同情，曾寄詩安慰。由此可見，杜甫是一個手足情深的好兄長。

　　杜甫對手下做事的僮仆，也充滿了仁愛之心。在中國的古代社會中，奴仆是沒有人權，得不到尊重的，經常受到主子的打罵，甚至于沒有生命保障。由杜甫詩中可以了解到，杜甫晚年曾有阿段、信行、伯夷、辛秀、阿稽等仆人，杜甫對這些仆人，當作家人一樣看待。《示獠奴阿段》、《信行遠修水筒》、《課伐木》等詩，杜甫對仆人們幫他修水筒、伐木都心存感激，不僅慰問犒勞，還寫詩作謝。他善待下人，仁心可佩。

　　在鄰里關系方面，杜甫也處得很好。在他的妻子兒女寄居在羌村時，他回家探親，鄰里都前來看望他：“手中各有攜，傾濁復清”，杜甫對鄰里的熱情照顧非常感激，高歌一曲為之感謝：“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羌村三首》其三)。在成都草堂時，他的南鄰朱山人是個隱士，杜甫和他很說得來，戲稱他為“錦里先生”。二人常相來往，還一起乘舟漫游直到月照當頭才回家：“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對柴門月色新”(《南鄰》)。有時城中有人來訪，他還順便邀他到家里陪客飲酒：“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余杯”(《客至》)。

　　唐人很重視交游，杜甫所交游的朋友，有長輩也有平輩，有官吏也有平民。長輩中有北海太守李邕、鄭州刺史崔尚、豫州刺史魏啟心、河南尹韋濟，這些人都對杜甫有過贊譽和提攜，杜甫對他們有著由衷的感激。房、鄭虔、蘇源明、賈至、嚴武，與杜甫都是一個政治集團的，相交甚密。在詩界的朋友有李白、高適、岑參、王維、裴迪等盛唐著名詩人。此外，杜甫與三教九流、隱士農夫等人都有交往。如大云寺僧贊公、東蒙道士元逸人、焦煉師、隱士范十、孔巢父、處士衛八、朱山人、斛斯融及成都附近的老農等，交游十分廣泛。其中與杜甫關系最密切的友人，有李白、高適、李邕、鄭虔、房、嚴武等，不管他們是窮是達，杜甫與他們的友誼都始終如一，有著至死不渝的生死交情。

　　對于友人的幫助，杜甫總是心懷感激，念念不忘。他在戰亂中，與少時的朋友衛八相見，受到了熱情的招待：“昔別君未婚，男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驅兒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贈衛八處士》)。杜甫在逃難中，全家人在野地里走了好幾天，又被大雨淋透了衣裳，又冷又餓，在彭衙這個地方，為好友孫宰所接待：“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云。延客已曛黑，張燈啟重門。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眾雛爛熳睡，喚起沾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彭衙行》)。他受人之惠，總是報之以詩，給予宣揚，以表他的感恩之情。友人王倚在其病后請他到家吃酸菜、嘗酥餅、吃肉飲酒，他報之以詩(見《病后過王倚飲贈歌》)；鄰人阮居士給他送來野蒜(《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他贈之以詩；“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酬高使君相贈》)他都用詩來表示感謝，這就是杜甫，一個心銘感恩的杜甫。 　　三、杜甫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人格的完美體現者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以儒立身，以釋、道為輔。杜甫雖也受到釋、道思想的一些影響，但他所身體力行的主要是儒家思想。清人劉熙載說：“少陵一生卻只在儒家界內”⑤。“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價值和理念。是對儒者的根本要求。其他的義、禮、智、信等，都是以仁為基礎和出發點的，并歸結于仁。而仁的定義就是“仁者愛人”⑥。儒家對讀書人的要求是以儒家的仁的思想來修身養性：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⑦。也就是說，作為個體的人是學習和實踐仁的主體。儒家認為，每個儒者，都要由修身做起，然后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次序，由近及遠地將仁推廣擴大，以實現一個社會和諧的大同社會。這是一個將仁由個體(主體)推向社會(客體)，由內向外的實現過程。杜甫正是一個真正的儒者和仁者。杜甫是由小我到大我，從小家到大家，從家庭到國家和民族，由個人到社會，來擴展和實現他的仁愛之心。他的一切活動正是從自己的仁愛之心出發，由家→族→朋友(包括鄰里)→國家(包括君)→民(本民族和外民族)→眾生依次向外擴展。事事處處都是以自己的仁愛之心來對待處理，最終以實現一個家家安居樂業，社會和睦太平的和諧社會，甚至實現一個與自然萬物和諧的宇宙。

　　因此，杜甫在對待家的態度上，對先祖的奉儒傳統和祖父杜審言的詩學傳統，加以發揮和拓展；從家族傳統上來說，可謂是詩禮傳家、光耀門楣，不辱祖風，是最大的孝。杜甫對其父杜閑，他到父親的兗州任所趨庭親侍，代父為祖母辦喪事，寫祭文，可謂是克盡孝道。對其弟、妹，他在戰亂中，十分關心他們的安危和生活，極盡思念關切之情，可謂是手足情深。對其妻子，他忠貞不二，相親相愛，相伴終生。對其子女，他關懷備至，在患難中護犢情深。對于族輩和親戚，他對長輩敬愛有加；對平輩，也很講情分，講親情。對于朋友，他忠于信用，不管對方窮達，都始終誠信如一。對于下人，他始終都能以親人相待。對于鄰里，他和睦相處，有里仁之美。對于國家和民族，他忠君愛國，深明民族大義，堅決維護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利益。對于百姓，他以民為本，將仁心推及普通百姓和下層的弱勢群體，反映他們的要求和呼聲。他甚至還將他的關愛推及到敵對的異族士兵身上，表現出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更為甚者，他還將他的愛心惠及動植物和一切有生命的東西，其仁心可謂至矣。總之，杜甫不管在什么時候，什么境遇，都時時處處地為他人著想。杜甫的人格在古代詩人和知識分子中，是高尚的、完美的，堪為世人的典范，他以自己的詩歌創作和實際行動，高標準地實踐了儒家人倫道德，稱之為詩圣，是當之無愧的。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后代人甚至于外國人那么地尊敬他的原因了。宋代的王安石稱道杜甫說：“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從之游。”(《杜甫畫像》)南宋詩人陸游也極稱贊杜甫的思想和為人，把他看作是一個能“開太宗業”的大儒和政治家，他說杜甫道：“后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嗟咨。”(《讀杜詩》)南宋的理學宗師朱熹，把杜甫與諸葛亮、顏真卿、韓愈、范仲淹并稱為古今以來“光明正大”品德高尚的“五君子”(見《王梅溪文集序》)。南宋末的愛國主義志士文天祥，曾在獄中集杜詩二百余首，用杜甫精神來激勵自己的愛國情操，并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讀杜詩自序》)近人梁啟超稱杜甫為“情圣”，郭沫若也認為杜甫是“詩中圣哲”。

　　國外的很多學者也為杜甫的詩歌和人格所感動。日本著名中國文學史家吉川幸次郎、當代韓國學者李丙疇、美國現代著名詩人雷克斯羅思、俄羅斯學者葉謝列布里亞科夫等人都深為杜甫的愛國主義精神所感動，為杜甫的偉大品格所感染。雷克斯羅思說：“我三十年來沉浸在他的詩中，我深信，他使我成了一個較為高尚的人。”⑧由于杜甫高尚的人格，偉大的精神，與對世界文化的杰出的貢獻，他在1961年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上，被確定為世界文化名人，于1962年――杜甫誕生的1250周年，在世界各地舉行紀念杜甫的活動。

　　杜甫的人格魅力，來源于其思想的偉大，他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道德的代表人物之一。我們今天來紀念杜甫，不僅要繼承發揚他的詩歌的優秀傳統，還要繼承他高尚的道德和人格精神，努力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讓仁愛的光輝普照宇宙和人間。當然，我們還不要忘記，杜甫還有他人格的另一個方面――嫉惡如仇。他嫉恨一切假惡丑的東西，如他痛恨安史叛軍“殺戮到雞狗”(《述懷》)的殺人罪行，他嫉惡貪官污吏“橫索錢”的貪腐行為和“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窄”(《驅豎子摘蒼耳》)對人民的過度剝削，他痛恨軍閥們的“縱暴略與羌渾同”(《三絕句》其三)的殘民暴行，他憎惡“當面輸心背后笑”(《莫相疑行》)的兩面派行為，正是這些假惡丑的東西，影響和阻礙著杜甫救國救民的仁愛之心和真善美的理想社會的實現：“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蟊賊”(《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所以，致仁和嫉惡，是杜甫人格的兩個方面，嫉惡是為了更好地實現仁。杜甫的人格精神，需要我們用新的眼光，去重新加以讀解闡釋，并加以繼承和發揚，讓我們的神州大地和人間世界，更加美好起來。

　　注釋

　　①《禮記禮運》。②《論語堯曰》。③⑥《孟子離婁下》。④蘇軾：《王定國詩集敘》。⑤劉熙載撰，袁津琥校注：《藝概注稿》，中華書局，2009年，第290頁。⑦《論語述而》。⑧轉引自莫礪鋒：《杜甫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419頁。刻郝氏遺書本。

　　拓展：杜甫的成就

　　1.詩歌成就

　　杜甫詩“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寶元二年（1039年）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錢謙益編有《箋注杜工部集》。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

　　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郁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的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巨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

　　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里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詩人之一，對后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

　　律詩在杜詩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詩的成就，首先在于擴大了律詩的表現范圍。他不僅以律詩寫應酬、詠懷、羈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詩寫時事。用律詩寫時事，字數和格律都受限制，難度更大，而杜甫卻能運用自如。杜甫把律詩寫得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聲律的束縛，對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對仗的痕跡。如被楊倫稱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這樣一首詩：“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全詩在聲律句式上，又極精密、考究。八句皆對，首聯句中也對。嚴整的對仗被形象的流動感掩蓋起來了，嚴密變得疏暢。

　　杜甫律詩的最高成就，可以說就是在把這種體式寫得渾融流轉，無跡可尋，寫來若不經意，使人忘其為律詩。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對，把春雨神韻一氣寫下，無聲無息不期然而來，末聯寫一種驟然回首的驚喜，格律嚴謹而渾然一氣。

　　杜甫善于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并加以創造性地發展。杜甫關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響了中唐時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創作。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復，標志著中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社會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學習杜甫最興盛的時代，出現了以杜甫為宗的江西詩派。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等人也有明顯的學杜傾向，也像杜甫一樣用律詩反映當時的抗清斗爭，慷慨激昂。

　　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朝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倍至。研究資料近千年來，治杜之風不絕。宋代有許多杜詩的編年、分類、集注等專書，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魯編次、蔡夢弼會箋的《杜工部草堂詩箋》、徐居仁編輯的《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其中著作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春望》《絕句》《望岳》等等。后世注釋杜集的亦在百種以上，較流行的有錢謙益《箋注杜工部集》、仇兆鰲《杜詩詳注》、楊倫《杜詩鏡銓》、浦起龍《讀杜心解》。新、舊《唐書》都有杜甫本傳。兩宋以后，詩話筆記中評點、解釋杜詩的文字非常豐富。中華書局64年編有《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杜甫卷》上編《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鴻保有《讀杜詩說》。另外，中華書局還將五四運動以來較重要的論文匯編成《杜甫研究論文集》。傳記和新的研究專著有馮至《杜甫傳》、蕭滌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詩論》、朱東潤《杜甫敘論》。較詳實的年譜有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和四川文史研究館的《杜甫年譜》。

　　2.書法成就

　　杜甫在書法的創作觀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從記載來看，他的書體以楷隸行草兼工，整體以意行之，贊賞古而雄壯，注意書寫中的速度、節奏、筆勢、墨法等等內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書法家了。同時，他對于唐代隸書家的贊揚、對于曹霸、張旭的評價都足以使他在書法史上留下聲名，而他的“書貴瘦硬”說更是奠定了杜甫在書法理論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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