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杜甫詩中的女性形象看其女性觀

　　導語：杜甫是唐代詩壇的巨匠，他的詩歌不僅在藝術上達到了極高的水平，而且其思想博大精深。

　　“女性地位之窳弱，自古云然。社會學家知其意，乃有研究女性問題之創，解放之聲，亦隨之以起。夫女性而成問題，女性之不幸也;為男性者，當本‘同為人類，悲樂與共’之旨而扶掖之，贊勉之。” 杜甫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唐代大詩人杜甫流落半生，身世飄零，但其一生始終洋溢著火一般的熱情，他以敏感的心靈和高尚的情懷關注著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用如椽大筆寫下了無數優秀詩篇，他的作品被聞一多先生稱為“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他的偉大人格更為后世文人所敬仰。而他的女性觀是其整體社會觀的一部分，是其偉大人格的一個方面，他筆下描繪了社會各個階層的眾多女性，無論是村姑農婦，藝妓歌女，深閨怨婦或是新嫁娘，詩人都給予深刻的理解與同情;對自己的妻子，他更是滿懷愛戀與尊重;甚至對武則天、楊貴妃這樣的女皇貴婦，他也能持較為客觀與公正的態度。在他的詩中，我們看不到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看不到男權意識之于女性的優越感。

　　一、杜甫對妻子的態度

　　據記載，杜甫30歲成婚，其妻楊氏是司農少卿楊怡之女 。三十年的夫妻生活，在杜甫的詩作中留下了許多篇章，根據我倉促的調查，他用妻、妻子、妻孥等詞匯描寫妻子的詩作達二十余首。這種對于題材的選擇本身就表明了一種生活態度。杜甫對妻子懷有深摯的感情，三十年不離不棄，可以說是鶼鰈情深，老而彌篤。無論是悲哀憂傷還是高興喜悅，詩人都會想到自己的妻子，無論走到哪里，也無論生活如何困頓，詩人愛戀、顧念妻子的心從未動搖。

　　至德元年(756年)8月，杜甫身陷長安，當時正值中秋，詩人不禁望月思親，寫下了著名的贈內詩《月夜》，詩中把妻子美化的如此自然，乃杜甫情之深、思之切所致也。杜甫困在長安，經秋歷冬，忽又春天，落花飛絮引起他的相思，不禁羨慕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的相會，他的《一百五日夜對月》一詩便是抒寫這種感情的。在動亂的年代里，杜甫夫婦分離，彼此牽掛，思念是如此的辛酸和痛苦。杜甫對妻子又愛又敬，生活中始終把妻子放在與自己平等的位置上看待。每次相隔異地，杜甫都盡量與妻子保持聯系，以詩寄情，或說明情況告知歸期，以免妻子擔心。如:“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述懷》)，“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客夜》) 因為戰亂頻繁的分別，經常是楊氏一人獨撐門戶，杜甫對妻子的付出心存感激:“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遣興》)杜甫十分體貼妻子在窘迫的生活中所遭受的諸多苦楚，同時也常常為自己未能盡到為夫的責任而感到深深的愧疚，特別是杜甫漂泊荊湘的最后幾年，飽嘗了衣食無著和寄人籬下的痛楚。直到詩人去世，出身官宦人家的楊氏從未跟著杜甫享受過榮華富貴、錦衣玉食，甚至連安定的生活都是一種奢望，這讓杜甫深感愧疚，比如在《奉贈射洪李四丈》中杜甫說:“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又如在《自閬州領妻子都赴蜀山行三首》中說:“何日干戈盡，飄飄愧老妻。”也正是因為這種愧疚，使杜甫晚年更加珍惜自己的妻子與家庭。當他在成都草堂生活稍安定時，有詩云：“自去自來梁上燕, 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 稚子敲針作釣鉤。”(《江村》)反映了夫妻相依，親子和諧的畫面，表現了夫妻相敬彌篤，稚子可愛之貌，讓人感到一種平凡的相守與幸福。又如在《進艇》中說 “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雙。”也可看出杜甫與妻子悠哉相處，和樂融融的歡樂氣氛。正是對彼此的愛戀和尊重，使得他們從平凡的生活中流露出不須言喻的深情。

　　漂泊一生的杜甫，對他的“老妻”充滿著無限的愛戀與愧疚，付出了最深沉的摯愛。楊氏跟隨杜甫雖然沒有享受到榮華富貴，但是卻得到了專一的愛情與人格的充分尊重，從這個方面說，她是幸福的。所以，人稱老杜不僅是“詩圣”，而且是“情圣” ，不但是因為他那關愛萬事萬物的博大胸懷，也因為他在夫妻情愛上所表現出來的高尚坦蕩的君子之風。

　　二、杜甫對勞動女性的態度

　　杜甫的一生經歷了玄宗、肅宗、代宗三朝，經歷了大唐帝國從興盛到衰敗的巨大轉折，經歷了勞動人民所遭到的巨大痛苦和不幸。這就使他這個“奉儒守官”的世家子，在生活上接近勞動人民，在思想感情上和勞動人民因共患難而同憂樂，再加上他具有民胞物與的人道主義情懷，所以對于社會下層的普通勞動女性，詩人無不用飽含真情的筆墨記述她們的痛苦與不幸，她們的勤勞與堅貞，她們的情愛與心曲。像《石壕吏》中“從吏夜歸”的老婦，“出入無完裙”的兒媳;《新婚別》中與征夫分別的新婦;《垂老別》中與被征去當兵的老伴離別的老婦;《佳人》中被丈夫遺棄的佳人;《負薪行》中悲慘的夔州女等都是這一類女性形象的代表。對這些飽受生活艱辛的女性，杜甫既寄寓了深厚的同情，又贊揚了她們的可貴品格。在杜甫所處的時代，給予下層女性如此關注的詩人是不多見的。

　　寫于肅宗乾元二年的《新婚別》，成功地描寫了一位結婚只一天的新娘子在面臨離別時的九曲回腸。仇兆鰲解曰：“此詩君字凡七見。君妻、君床，聚之暫也。君行、君往，別之速也。隨君，情之切也。對君，意之傷也。與君永望，志之貞且堅也。頻頻呼君，幾于一聲一淚。” 可以說，杜甫通過“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和“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將其對此女性的無限同情和由衷敬佩表現得淋漓盡致。又如在《佳人》這首詩里，杜甫寫了一位在戰亂期間被丈夫拋棄的女子的悲哀和不幸命運。詩人以賦的手法寫出了女主人公的喪兄之痛和被夫遺棄的痛苦現狀，又運用比的手法，通過柏枝和綠竹來形容該女子的自憐自愛、堅貞不屈。只有像杜甫這樣有著民胞物與的博愛情懷的詩人才會對處于社會底層的女性給與如此的同情和贊賞。

　　杜甫以下層女性為題材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還要數《又呈吳郎》，詩中的老婦人在戰亂中變得一無所有，窮困潦倒。為了生存，她不得不偷打杜甫�西草堂前的棗子充饑。難道一個貧苦的老婦人就沒有自尊心嗎?只是她實在別無他法。杜甫非常體貼地說:“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詩人了解老婦人的心情，也同情她的處境，所以總是任由老婦來打棗。不僅如此，當詩人搬到東屯，把草堂借給一位姓吳的親戚之后，聽說吳郎不讓老婦打棗，立即修書一封，勸阻他不要這樣做，“即防遠客雖多事，遍插疏籬卻甚真。”杜甫搬出草堂還惦念著這位可憐的老婦人，專門寫信為她向吳郎請情。杜甫心中的關愛與同情，都融化在這八句詩中了。難怪王嗣�云：“讀此詩見此老菩薩心” 。同時，此詩也顯示出一個有良心有見識的文學家對窮苦人的同情心和洞察事物根源的敏感性。

　　杜甫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所用心關注的是現實生活中的蕓蕓眾生，是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的生存狀況。當然，這和詩人本身的生活遭遇是分不開的。長安十載，杜甫大部分時間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辛酸生活;安史之亂中，詩人一家顛沛流離，親身體會到了普通百姓于亂世中的悲慘際遇;安史之亂后，除了短暫的為官時期，杜甫也一直生活在民間，對百姓的疾苦有更多的了解和認識。而女性在戰爭中所遭受的不幸則更加深重。她們在和平年代需要依附男子而生存，戰亂一起，由于兵役的緣故往往會失去經濟上的甚至精神上的支持，生活之困頓更加難以想象。杜甫對這些女性都懷有深深的理解與同情。

　　三、杜甫對歌舞伎的態度

　　盛唐是一個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的巨人的時代，在文學藝術之間有一個聯系的紐帶――歌舞伎。她們有一定的音樂、舞蹈和文學素養，是聯結詩歌創作者和其他藝術的媒介。歌舞伎是那個社會富貴之河上盛開的苦難的蓮花，她們以自己的美貌和青春點綴著那個時代，以自己苦楚的心靈為那個盛世唱著歡歌。但是她們的社會地位卻是很低下的，在很多詩人的詩歌中，她們常常被視為低賤的玩物。例如“二八花甸，臉若芙蓉胸似雪。”(歐陽詢《南鄉子》)“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李群玉《同鄭相并歌姬小飲戲贈》)而杜甫也有一些涉及歌舞伎的作品，但我們從中看不到任何賤視和玩弄的態度，他以對藝術超凡的感受能力，對這些下層女性充滿了欣賞與尊重。

　　杜甫描寫歌舞伎的最有名的作品莫過于《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從此詩可以看出詩人對歌舞伎并無偏見，表現了詩人對懷有絕技的她們的欣賞與稱贊。王嗣�是這樣評論這首詩的:“全是為開元、天寶五十年治亂興衰而發，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搖其筆端哉” 。是的，這詩并不是專為公孫師徒所寫的，不是專為贊美公孫師徒的絕技，但贊美、欽佩之情仍在詩中居重要地位，而且所描繪的公孫大娘的舞姿，也是戛戛獨造，句句創新。如果不是對詩中所寫人物懷有深厚感情那是寫不出來的，即使寫出，也達不到那樣的藝術高度。

　　杜甫還曾寫過一首《聽楊氏歌》，詩中引用李延年《絕代有佳人》歌和傳說中秦青“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云”(《列子》)的典故來贊揚善歌的女子，杜甫完全被楊氏的歌聲打動了，即使描寫楊氏姿容出眾，也只用了“佳人絕代”幾個字，絕非對歌伎的體態容貌有特殊的愛好與賞玩態度。杜甫還有一些詩寫到歌舞伎，如《樂游園歌》中的“拂水低徊舞袖翻，綠云清切歌聲上。”《城西�陂行》中的“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等等。這些詩句不僅在描寫女樂的歌聲和舞姿時用語清新，而且具有欣賞與尊重的健康態度。雖然唐代婦女生活較為自由一些，地位較其他朝代也要高一些，但是像杜甫這樣以如此健康的情感、端莊的筆墨和贊賞的態度來描寫女樂的詩人畢竟不多。

　　四、杜甫對貴族女性的態度

　　關于貴族女性，杜甫的態度是比較復雜的，這些婦女社會地位高，大多生活奢侈，驕橫放縱，作為一位關注國計民生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對她們多持諷刺與批評的態度，但是對于象武則天這樣具有治國安邦才能且政績斐然的貴族女性，杜甫在詩中明確表達了肯定的態度。

　　杜甫在天寶十二載所作的即事名篇《麗人行》，前面大半部分著意描繪，極言其奢侈，憎恨之意在言外。但是重點還在后面小半部分的反襯，外形之美掩不住內心之污，雖然著墨不多而其情備見。浦起龍評其：“無一刺譏語，描摩處，語語刺譏;無一慨嘆聲，點逗處，聲聲慨嘆” ，甚得杜詩之旨。又如《解悶十二首》中的第十二首：“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云壑布衣鮐背死，勞人害馬翠眉須。”直接諷刺了楊貴妃的奢靡生活。作為一位以國家、人民利益為先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認為楊貴妃與安史之亂并非全無干系，事實上，楊玉環早已作為封建社會史學家眼中的“女禍亂國”的典型，背上了道德的政治的沉重包袱。但魯迅堅決反對女禍說，“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喪吳，楊妃亂唐的那些古老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里，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該男的負。” 使我感動的是，一千多年前的杜甫也并沒有把安史之亂的原因簡單地全部歸到楊貴妃身上去，當長安陷落，一國之君倉惶逃難，楊貴妃被賜死馬嵬坡時，《哀江頭》又表達了詩人的另一種態度。蘇黃門云:“《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歌》費數百言而成，杜則不然。” 當然，《哀江頭》未必高于《長恨歌》，但是這兩首詩對楊貴妃的憐惜卻是一樣的。在國事突變的時刻，楊貴妃雖貴為國母，也不得不引頸受死，成為玄宗政治失敗的犧牲品。自古以來，無論一個妃子如何得寵，都只是帝王權杖上一個精美的點綴而已。所以杜甫在寫《哀江頭》時，對楊貴妃是帶著同情和惋惜的態度的。

　　武則天是很有爭議的一個人物。女皇的身份減弱甚至遮蔽了她原本可圈可點的政績，而她的暴政、陰謀、酷刑、廣置面首等等都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劣跡。但是在杜甫的詩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對她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尊重人才的贊美，以及對那個濟濟多士時代的向往。他在《贈蜀僧閭丘師兄》和《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兩首詩中寫到女皇武則天，從中體現出來的態度是十分肯定的，完全是把武后作為一位英明的君主來看待。

　　感情，是詩歌的生命，優秀的詩歌無不滲透著詩人最真摯的感情。好詩之所以傳誦不衰，就因為它表現了無比真實的感情。杜甫詩歌中的女性形象是來自社會上各階層的真實人物，某些人物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意義。詩人對她們有較多的觀察：對妻子，充滿愛戀與愧疚;對勞動婦女，極其同情與理解;對歌舞藝妓，滿懷尊重與欣賞;對貴族婦女，也客觀公正。流露出對傳統男尊女卑觀念的否定以及對女性人格的尊重，顯示出其男女平等的可貴意識。這種從杜詩中反映出來的進步女性觀，與他誠實地做人及誠摯的一生相連，也是杜甫文學在今天仍不失其光輝的理由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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