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壕吏》杜甫唐詩鑒賞

　　《石壕吏》是唐代偉大詩人杜甫著名的“三吏三別”之一。這首五言古詩通過作者親眼所見的石壕吏乘夜捉人的故事，揭露封建統治者的殘暴，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引起的戰爭給廣大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表達了詩人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石壕吏》杜甫唐詩鑒賞，歡迎大家閱讀。

　　【原文】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墻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注釋】

　　(1)暮：傍晚。投：投宿。石壕村：現名干壕村，在今河南陜縣東七十里。

　　(2)吏：官吏，低級官員，這里指抓壯丁的差役。夜：時間名詞作狀語，在夜里。

　　(3)逾(yú)：越過;翻過。走：跑，這里指逃跑。

　　(4)呼：訴說，叫喊。一何：何其、多么。怒：惱怒，兇猛，粗暴，這里指兇狠。

　　(5)啼：哭啼。苦：凄苦。

　　(6)前致詞：指老婦走上前去(對差役)說話。前，上前，向前。致，對……說。

　　(7)鄴城：即相州，在今河南安陽。戍(shù)：防守，這里指服役。

　　(8)附書至：捎信回來。書，書信。至，回來。

　　(9)新：剛剛。

　　(10)存：活著，生存著。且偷生：姑且活一天算一天。且，姑且，暫且。偷生，茍且活著。

　　(11)長已矣：永遠完了。已，停止，這里引申為完結。

　　(12)室中：家中。更無人：再沒有別的(男)人了。更，再。

　　(13)惟：只，僅。乳下孫：正在吃奶的孫子。

　　(14)未：還沒有。去：離開，這里指改嫁。

　　(15)完裙：完整的衣服。“有孫”兩句一作“孫母未便出，見吏無完裙”。

　　(16)老嫗(yù)：老婦人。衰：弱。

　　(17)請從吏夜歸：請讓我和你晚上一起回去。請，請求。從，跟從，跟隨。

　　(18)急應河陽役：趕快到河陽去服役。應，響應。河陽，今河南孟州，當時唐王朝官兵與叛軍在此對峙。

　　(19)猶得：還能夠。得，能夠。備：準備。晨炊：早飯。

　　(20)夜久：夜深了。絕：斷絕;停止。

　　(21)如：好像，仿佛。聞：聽。泣幽咽：低微斷續的哭聲。有淚無聲為“泣”，哭聲哽塞低沉為“咽”。

　　(22)明：天亮之后。登前途：踏上前行的路。登，踏上。前途，前行的道路。

　　(23)獨：唯獨、只有。

　　【譯文】

　　日暮時投宿石壕村，夜里有差役來強征兵。老翁越墻逃走，老婦出門應付。差役喊叫得是那樣兇狠，老婦人啼哭得是那樣悲傷。我聽到老婦上前說：“我的三個兒子去參加鄴城之戰。其中一個兒子捎信回來，說另外兩個兒子剛剛戰死。活著的人姑且活一天算一天，死去的人就永遠不會復生了!老婦我家里再也沒有其他的人了，只有個正在吃奶的小孫子。因為有小孫子在，他母親還沒有離去，但進進出出連一件完好的衣裳都沒有。老婦雖然年老力衰，但請允許我跟從你連夜趕回營去。趕快到河陽去應征，還能夠為部隊準備早餐。”夜深了，說話的聲音逐漸消失，隱隱約約聽到低微斷續的哭泣聲。天亮后我繼續趕路，只能與返回家中的那個老翁告別。

　　【杜甫詩鑒賞】

　　公元七五八年秋，杜甫因營救房琯獲罪，謫遷華州。冬末，他回到洛陽。此時，安祿山已被其子安慶緒殺死，安慶緒由洛陽敗走，退守鄴城(今河南安陽縣)，正被唐大將郭子儀等九節度使率領的六十萬大軍包圍。但昏庸的肅宗害怕節度使權力過大而不置元帥，只派了個不懂軍事的宦官魚朝恩做臨軍，使六十萬大軍陷入 “進退無所稟”的渙散狀態。使史思明有自魏州(今河北大名縣東)來救鄴城的機會，公元七五九年三月，兩軍大戰于安陽一帶，唐軍大敗。為補充兵力，唐統治者強征百姓充軍，造成百姓的困苦不安。杜甫在這時離開洛陽，返回華州任所，將途中的所見所聞，寫成了著名的組詩《三吏》、《三別》。《石壕吏》是《三吏》中的一篇。詩中通過“捉人”揭露了官吏橫暴拉兵的不合理制度，反映了人民所承受的深重災難，表現了詩人強烈的憂國愛民的思想感情。

　　創作背景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為平息安史之亂，郭子儀、李光弼等九位節度使，率兵20萬圍攻安慶緒所占的鄴郡（今河南安陽），勝利在望。但在第二年春天，由于史思明派來援軍，加上唐軍內部矛盾重重，形勢發生逆轉，在敵人兩面夾擊之下，唐軍全線崩潰。郭子儀等退守河陽（今河南孟州），并四處抽丁補充兵力。乾元二年（759）春，杜甫由左拾遺貶為華州司功參軍。他離開洛陽，歷經新安、石壕、潼關，夜宿曉行，風塵仆仆，趕往華州任所。所經之處，哀鴻遍野，民不聊生，這引起詩人感情上的強烈震動。他在由新安縣西行途中，投宿石壕村，遇到吏卒深夜捉人，于是就其所見所聞，寫成這首詩。

　　鑒賞

　　《石壕吏》是一首杰出的現實主義的敘事詩，寫了差吏到石壕村乘夜捉人征兵，連年老力衰的老婦也被抓服役的故事，揭露了官吏的殘暴和兵役制度的黑暗，對安史之亂中人民遭受的苦難深表同情。

　　前四句可看作第一段。首句“暮投石壕村”，單刀直入，直敘其事。“暮”字、“投”字、“村”字都需玩味，讀者不能輕易放過。封建社會里，由于社會秩序混亂和旅途荒涼等原因，旅客們都“未晚先投宿”，更何況在兵禍連接的時代。而杜甫，卻于暮色蒼茫之時才匆匆忙忙地投奔到一個小村莊里借宿，這種異乎尋常的情景就富于暗示性。他或者是壓根兒不敢走大路；或者是附近的城鎮已蕩然一空，無處歇腳。總之，寥寥五字，不僅點明了投宿的時間和地點，而且和盤托出了兵荒馬亂、雞犬不寧、一切脫出常軌的景象，為悲劇的演出提供了典型環境。“有吏夜捉人”一句，是全篇的提綱，以下情節，都從這里生發出來。不說“征兵”“點兵”“招兵”而說“捉人”，已于如實描繪之中寓揭露、批判之意。再加上一個“夜”字，含意更豐富。第一、表明官府“捉人”之事時常發生，人民白天躲藏或者反抗，無法“捉”到；第二、表明縣吏“捉人”的手段狠毒，于人民已經入睡的黑夜，來個突然襲擊。同時，詩人是“暮”投石壕村的，從“暮”到“夜”，已過了幾個小時，這時當然已經睡下了；所以下面的事件發展，他沒有參與其間，而是隔門聽出來的。“老翁逾墻走，老婦出門看”兩句，表現了人民長期以來深受抓丁之苦，晝夜不安；即使到了深夜，仍然寢不安席，一聽到門外有了響動，就知道縣吏又來“捉人”，老翁立刻“逾墻”逃走，由老婦開門周旋。

　　從“吏呼一何怒”至“猶得備晨炊”這十六句，可看作第二段。“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兩句，極其概括、極其形象地寫出了“吏”與“婦”的尖銳矛盾。一“呼”、一“啼”，一“怒”、一“苦”，形成了強烈的對照；兩個狀語“一何”，加重了感情色彩，有力地渲染出縣吏如狼似虎，叫囂隳突的橫蠻氣勢，并為老婦以下的訴說制造出悲憤的氣氛。矛盾的兩方面，具有主與從、因與果的關系。“婦啼一何苦”，是“吏呼一何怒”逼出來的。下面，詩人不再寫“吏呼”，全力寫“婦啼”，而“吏呼”自見。“聽婦前致詞”承上啟下。那“聽”是詩人在“聽”，那“致詞”是老婦“苦啼”著回答縣吏的“怒呼”。寫“致詞”內容的十三句詩，多次換韻，表現出多次轉折，暗示了縣吏的多次“怒呼”、逼問。這十三句詩，不是“老婦”一口氣說下去的，而縣吏也決不是在那里洗耳恭聽。實際上，“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不僅發生在事件的開頭，而且持續到事件的結尾。從“三男鄴城戍”到“死者長已矣”，是第一次轉折。這是針對縣吏的第一次逼問訴苦的。在這以前，詩人已用“有吏夜捉人”一句寫出了縣吏的猛虎攫人之勢。等到“老婦出門看”，便撲了進來，賊眼四處搜索，卻找不到一個男人，撲了個空。于是怒吼道：“你家的男人都到哪兒去了？快交出來！”老婦泣訴說：“三個兒子都當兵守鄴城去了。一個兒子剛剛捎來一封信，信中說，另外兩個兒子已經犧牲了！……”泣訴的時候，可能縣吏不相信，還拿出信來交縣吏看。

　　總之，“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處境是夠使人同情的，她很希望以此博得縣吏的同情，高抬貴手。不料縣吏又大發雷霆：“難道你家里再沒有別人了？快交出來！”她只得針對這一點訴苦：“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因為“更無人”與下面的回答發生了明顯的矛盾。合理的解釋是：老婦說：“家里再沒有別的男人了！只有個孫子啊！還吃奶呢，小得很！”“吃誰的奶？總有個母親吧！還不把她交出來！”老婦擔心的事情終于發生了，她只得硬著頭皮解釋：“孫兒是有個母親，她的丈夫在鄴城戰死了，因為要喂奶給孩子，沒有改嫁。可憐她衣服破破爛爛，怎么見人呀！還是行行好吧！”（“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兩句，有的版本為“孫母未便出，見吏無完裙”，所以縣吏是要她出來的。）但縣吏仍不肯罷手。老婦生怕守寡的兒媳被抓，餓死孫子，只好挺身而出：“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老婦的“致詞”，到此結束，表明縣吏勉強同意，不再“怒吼”了。

　　最后一段雖然只有四句，卻照應開頭，涉及所有人物，寫出了事件的結局和作者的感受。“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表明老婦已被抓走，走時低聲哭泣，越走越遠，便聽不到哭聲了。“夜久”二字，反映了老婦一再哭訴、縣吏百般威逼的漫長過程。“如聞”二字，一方面表現了兒媳婦因丈夫戰死、婆婆被“捉”而泣不成聲，另一方面也顯示出詩人以關切的心情傾耳細聽，通夜未能入睡。“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兩句，收盡全篇，于敘事中含無限深情。前一天傍晚投宿之時，老翁、老婦雙雙迎接詩人，而時隔一夜，老婦被捉走，兒媳婦泣不成聲，只能與逃走歸來的老翁作別了。老翁的心情怎樣，詩人作何感想，這些都給讀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此詩如實地揭露了當時政治的黑暗。面對這一切，詩人沒有美化現實，而是發出了“有吏夜捉人”的呼喊，這是值得高度評價的。

　　在藝術表現上，這首詩最突出的一點則是精煉。全篇句句敘事，無抒情語，亦無議論語；但實際上，作者卻巧妙地通過敘事抒了情，發了議論，愛憎十分強烈，傾向性十分鮮明。寓褒貶于敘事，既節省了很多筆墨，又絲毫沒有給讀者概念化的感覺。詩中還運用了藏問于答的表現手法。“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概括了雙方的矛盾之后，便集中寫“婦”，不復寫“吏”，而“吏”的蠻悍、橫暴，卻于老婦“致詞”的轉折和事件的結局中暗示出來。詩人又十分善于剪裁，敘事中藏有不盡之意。一開頭，只用一句寫投宿，立刻轉入“有吏夜捉人”的主題。又如只寫了“老翁逾墻走”，未寫他何時歸來；只寫了“如聞泣幽咽”，未寫泣者是誰；只寫老婦“請從吏夜歸”，未寫她是否被帶走；卻用照應開頭、結束全篇、既敘事又抒情的“獨與老翁別”一句告訴讀者：老翁已經歸家，老婦已被捉走；那么，那位吞聲飲泣、不敢放聲痛哭的，就是給孩子喂奶的年輕寡婦了。正由于詩人筆墨簡潔、洗煉，用了較短的篇幅，在驚人的廣度與深度上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與沖突，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作者簡介

　　杜甫（712—770），唐代現實主義詩人。字子美，嘗自稱少陵野老。舉進士不第，曾任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世稱杜工部。宋以后被尊為“詩圣”，與李白并稱“李杜”。其詩大膽揭露當時社會矛盾，對窮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內容深刻。許多優秀作品，顯示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過程，因被稱為“詩史”。在藝術上，善于運用各種詩歌形式，尤長于律詩；風格多樣，而以沉郁為主；語言精煉，具有高度的表達能力。存詩1400多首，有《杜工部集》。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遠祖為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杜甫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后。不過兩支派甚遠，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志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年少優游

　　開元十九年十九歲時，杜甫出游郇瑕（今山西臨猗一帶晉國故地）。二十歲時，漫游吳越，歷時數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一職，杜甫于是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游。

　　天寶三年（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之后，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天寶四年（745年）秋，杜甫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長安。

　　仕途不順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杜甫出身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學淵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現理想抱負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則表現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間許多作品 反映當時的民生疾苦和揭露統治者的丑惡行徑，從此踏上了憂國憂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隨著唐玄宗后期政治越來越腐敗，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貧困失望的境地。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

　　天寶六年（747年），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于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年（751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755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

　　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為官時期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陜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后，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這一年九月，長安收復。十一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于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并在回華州后，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后，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杜甫幾經輾轉，最后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 也稱“浣花草堂”。后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廣德二年（764年）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后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狂夫》）“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他用一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他的孩子那種還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夫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著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饑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廣德三年（765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云安（云陽），于唐代宗大歷元年（766年）到達夔州（奉節）。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公田一百頃，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雇了幾個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了一些勞動。這一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這時期，其作品有《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

　　江舟長逝

　　大歷三年（768年），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陽，這一段時間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大歷四年正月，由岳陽到潭州（長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陽），復折回潭州。

　　大歷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后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大歷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詩歌成就

　　沉郁頓挫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郁”的特點，“沉郁”一詞最早見于南朝，“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后來杜甫寫更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于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后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于“沉郁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煉字對仗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筑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深遠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于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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