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的詩意女性塑造

　　女性，是遲子建給予關注比較多的人物，遲子建的詩意女性塑造是如何塑造的呢?

　　戴錦華曾言遲子建“帶給文壇的，不僅是一脈邊地風情，而且是極地人生與黑土地上的生與死：是或重彩、或平淡的底景上的女人的故事。”這不得不說是遲子建的一種偏愛，那些內心與身體(現實)相背離的女性們所指涉的最終是遲子建自己——相對這個恥言理想、蔑視道德、情感(詩情)沙化的現實世界來說，一個高歌美愛、無限放大人性之善的女子多少帶有孤獨的吶喊者的意味。遲子建也坦誠，自己這只筆并不是要溫暖誰，而是給自己一種力量，活下去，相信愛的力量——所以，她在文字里構想同類、想象完滿，用女蘿、方雪貞、芳草洼女主人、鵝頸女人、甕史美、瓦云、丟丟、陳青“再現”自己，將世俗身體與詩情內心的碰撞附著在一個個不同的故事上，并在故事的結尾處給予每個女性都渴求的實現了的“理想”。

　　中篇小說《芳草在沼澤中》里的芳草洼女主人公守著內心里的“芳草”在“沼澤”里過自己貧窮而平靜的日子。在“我”與女主人的一次談心中，她說了這番話：

　　“‘人活著其實就是因為有個形容不出的內心生活，沒有這個，生活就顯得枯燥無味了。這個內心生活不是柴米油鹽，不是通常我們所看到的日子，但它是美好的。’她在說這一切時候，臉上洋溢著動人的光澤，好像她內心深處的陽光一下子奔涌出來了……‘你過著簡單樸素的日子，卻沒有人能夠了解你的內心，你的內心裝得下你渴望著的一切東西。’”

　　這段話可以看做是遲子建作品里那些生活在底層“沼澤”但內心植有芳草的人物的宣言，她們安貧同時也樂道，身體被生活所捆縛內心卻能望得見生活里細枝末節而被忽視的美，并在這種美里享受生活感恩生活。這種生活態度和生活狀態也許是一種自欺欺人，是文學里的想象;但對內心洋溢著詩情的遲子建來說，它卻是真實的，她孤立于世人的評論之外，站在“北極村”的世俗生活里寫著“童話”并借人物表達自己的內心。

　　作為一名女性作家，遲子建也沒有擺脫歷來難以解決的女性生活的困惑。這是一種傳統。女性除了歸附男性并與之組建家庭獲得情感的獨享權之外，似乎難以尋出另一種道路與結局;也唯有在家庭里獲得相親相愛的情感互動方是女性之最終所求和最徹底的幸福。觀之當代，此種傳統仍被反復強調(“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做得好不如嫁得好”)。這是一種從古貫穿至今日的思想。遲子建的女性人物也未能偏移這條軌道，女性的自足感始終來自她的家庭以及她的另一半——男人。《秧歌》里的小梳妝苦等付子玉多年，直至自己熬成老太婆;在付子玉終于回到南天閣時，小梳妝選擇了結束生命。她曾說“人要活著就總得有個盼頭才行，一年一次秧歌，年年都有盼頭，日子才能過下去。”小梳妝的自殺并不是因為苦等未果，而是等到之時自己不再年輕貌美，當“女”已不能“為悅己者容”時，盼頭已經不在了。小梳妝的死去，寡情的付子玉也難逃其咎，可是就連小梳妝自己都未曾有過怨恨“沒有薄情的男人，是有癡情的女子”。與小梳妝人生境遇作了鮮明對照的女蘿，似乎說明了女性所追求的幸福在于隨遇而安無為之為上。十五歲時女蘿遭王二刀強暴。隱忍。懷孕之后用匕首逼迫王二刀娶自己。婚宴當天，挺著大肚子的女蘿“臉上彌漫著溫存平和的微笑，她透過窗戶想象著外面有雪時的情景，那時，她肚子里的孩子就該出世了，她覺得渾身暖洋洋的。”早先的不幸已不復存在，反而獲得了婚姻內來自家庭/為人母的幸福。生下兒子會會的十年之后，夫妻二人不吵不鬧，日子過得平和極了。這是一個女性終得有償的故事;盡管是以悲劇開始。似乎還遠遠不夠，遲子建安排了一場小梳妝和女蘿的相遇。在這場相遇里，交代了兩人的人生態度。女蘿“沒有秧歌就沒有盼頭嗎?日子總得過下去呀”;小梳妝“年年都有盼頭，日子才能過下去”。前者達觀隱忍隨遇而安并收獲了平和的家庭;后者成就了一個遭拋棄的女人的故事。女蘿的隱忍當中又有著相矛盾的頑固——用強硬的逼迫使得自己跟王二刀有了一個完整的家，在這個家里，她尋求到了“圓滿”：丈夫歸心不再拈花惹草，兒子懂事乖巧，成立藥店家境漸趨殷實。又在那場相遇里，獲得了一枚在龍血選首飾店相中而她自己遠不能購得的紅寶石戒指——一份過于明顯的獎勵。女蘿的結局是自古以來中國傳統女性為之畢生奮斗的“事業”。女蘿的收獲，也是遲子建的期盼(在文學世界里讓自己完成想象、理想達成);但也終究沒有走出家庭之外的出路。

　　但女蘿又有獨特之處，她不是為世俗所奔波所累的女子。她對現實持一種友好的態度，那是因為她順氣自然的心態并不執意于如她周圍女人所執意的婚嫁之事。女蘿內心自由而獨立，從不期望依靠男人過活，即使和王二刀進入婚姻也只是出于要肚子里的孩子孩子需要有個爹。她的快樂不是來自物質上的，而來自于對自然的奇特的感受力和奇特的偏愛：晚飯過后天邊出現猩紅的晚霞，女蘿會站在樹下望夕陽，喜歡有雨的日子，坐在窗前聽雨聲聽得淚眼婆娑，還有覆蓋天地的大雪……她對自然之物的關注和喜愛遠大于對世俗之事，并不排斥生活甚至是積極地去過活，但是內心總有一種聲音在吶喊，這種聲音引導著她心靈真正的快樂，心靈的滿足和充實更在于物質生活之外的別處，這就是女蘿的詩情內心。“現代女性生存與書寫的困境，在雙重尺度、雙重光照之下的女性體驗，或許是在別一層面上。”筆者所認為這種困境即是她們那詩情內心與物質現實的矛盾，豐富而細膩的內心怎樣在這個喧嘩浮躁的現實里保有完整。

　　在《秧歌》里或許是遲子建無意之中碰觸到了女性的詩情內心與灰暗現實的困境。無論是女蘿獨自看花燈數楊樹時的貌似孤獨實則享受其中那紅白紫色的燈盞還是柴旺家的數落霜花的小女兒情態，亦或是甕史美陶瓷碎片并對留下這些碎片從未謀面的男人僅憑電話聲音而一見鐘情的浪漫之舉：這些被遲子建作或短暫或長久地記錄的女性之生存，無一不呈現著遲子建小說里女性那別于她們之身份、處境的詩性內心。或如柴旺家的對人對物一副有情：臨出家門對夠輕言幫“我”看家，過年賞你一個肉包子，呵斥沾到劉海和睫毛上的霜花，家里融冰的窗子水溢彌漫是一個回憶滄桑往事的老人;或則是鵝頸女人隨性的自由心態、方雪貞懷戀的那一片東山坡的微風和月色、瓦云對自己名字的詩意的解釋……這是筆者所偏愛的女性故事系列，將《芳草在沼澤中》《灰街瓦云》《逆行精靈》《零作坊》《微風入林》《起舞》《第三地晚餐》《福翩翩》等不甚相關的作品并入此間。這里有生活的重負、命運的波折和小至瑣碎的嫌隙，但無一不在頑強地隱忍、幾近殘酷的承受里透露出一份女性的敏感細膩和自由灑脫。在以上作品里，女蘿、甕史美、方雪貞、鵝頸女人、瓦云、陳青、丟丟、柴旺家的等這些女性并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如詩般的精靈，而是活在真實的東北大地上，體驗那庸常或悲慘的生活。她們那奇特的單戀、性愛的出該、對自然細膩的感受皆隱含著她們那無形、無處可容的內心，對自由、情感、自然——對自我內心渴望其順應成長的訴求。

　　已說不清是否是因為“不合時宜”的內心而讓她們遭受了如此的命運，但可以肯定的是，擁有不與現實和解的內心的確加重了她們與現實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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