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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孤獨
引導語：遲子建在作品《額爾古納河右岸》中寫道：真正長生不老的是天上的東西，水中的投影不管有多么美，它都是短命的。
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孤獨
“山其實是我生命的旗幟，河是我作品的一個底色。寫《額爾古納河右岸》時，我的筆是在一條憂傷的歲月之河游走，有悲傷，也有歡欣;而到了《群山之巔》，我的筆是面對著冷峻的山，風雪彌漫，筆觸自然地伸向人性荒寒之處。”
2015年盛夏，遲子建在香港書展上作了一次演講，演講題目是“文學的山河”——從《額爾古納河右岸》到《群山之巔》”。這兩部遲子建長篇小說的代表作，創作時間間隔整整十年，一部圍繞著“河”，一部穿梭于“山”。
“在我看來，風能聽出我的病，流水能聽出我的病，月光能聽出我的病。病是藏在我胸口中的秘密之花。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進衛生院看過一次病。我郁悶了，就去風中站上一刻，它會吹散我心底的愁云;我心煩了，就到河畔去聽聽流水的聲音，它們會立刻給我帶來安定的心境。我這一生能健康地活到九十歲，證明我沒有選錯醫生，我的醫生就是清風流水，日月星辰。”
《額爾古納河右岸》描寫了一個部族的變遷，與馴鹿相依為命的鄂溫克人，他們信奉薩滿，逐馴鹿喜食而遷徙，在享受大自然恩賜的同時也艱辛備嘗，人口式微。堅強而長壽的家族女主人，復雜多樣的家族人物，名字多得令人難以記住，多舛的人物命運，死人幾乎為常事，離奇的魔幻色彩，百年的家族變遷。有幾分《百年孤獨》的影子，也奠定了孤獨的基調。
遲子建似乎對冬天情有獨鐘，相對于萬物勃發的春夏和碩果豐厚的秋，白雪和寒風讓冬季艱難而漫長，生存到這里仿佛遇到了一個關卡，馴鹿可能會失去食物，族人可能終結自己的生命。“我”便出生在這樣一個冬季，也見證了許多的人情與生死，當“我”九十歲時，其他人帶著家當和馴鹿去了布蘇，烏力楞里只剩下我和安草兒。“我”守著一團跟“我”一樣老的火，孤獨地坐在“希楞柱”里回憶我在額爾古納河的這一生。
對于留下來的人來說，還是要繼續遷徙和生存，還會有新的生命來臨，生死輪回，生死對于鄂溫克人來說似乎已是常事，也許在神靈論下的部落，早已看淡了這種天人永隔。遲子建關于死亡的描寫并不沉重，在睡夢中死去的列娜，仿佛只是去了遠方的拉吉達、瓦加達、尼都薩滿、老達西離開了，但天道如此。最讓我觸動的段落，是妮浩對于生死的抉擇。身為薩滿的母親，每每用自己的神力救活一個人的同時，她自己的親生骨肉便會在另一場災難中死去。小說中，妮浩不僅挽救了親人的性命，也讓“馬糞包”這樣的“壞人”乃至“部落敵人”的生命得以延續。當妮浩個人的生死觀超越了世俗的界限，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鄂溫克民族千百年來與森林共進退、與馴鹿共存亡的生存態度和生命價值了。我們對死亡的恐懼要比額爾古納河那個部落多得多，奈何橋和孟婆湯的意象，超度往生的愿望，經文響遍的古塔寺，都是存世人對生命的眷戀，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是存世的莫大悲哀。逝者已逝，留在人世者孤獨存活，這比死亡本身更為恐怖。像額爾古納河那個部落，守著孤獨，看淡生死。
林克死后，尼都薩滿對于瑪拉達的感情人盡皆知，但不過是一場無疾而終的愛情。族人的眼光、親人的反對，其實也許沒那么重要，但兩人始終沒有跨越界限，穿著尼都薩滿送的羽毛裙子死去的瑪拉達，也許還是想找回林克。“我”的第一任丈夫拉吉達死后，即使有瓦加達填滿生活，還是在某個時刻想起遇見的第一個男孩。至于拉吉米，他對馬伊堪的保護已到了極致，仿佛自己生命里唯一依靠，生怕有人覬覦。最后不過是馬伊堪不堪這種束縛，生下一個別人不知血脈的孩子，跳下懸崖以求解脫。愛而不得，其實只是常事。人生而孤獨，其實也是有一些無趣的。
現代化與原始生活的沖突其實一直存在。鄂溫克人曾在日本人的脅迫下參加所謂訓練，接觸了現代化設施并未能帶給他們的生活改變。第一次定居的激流鄉最后成為了一座歇腳客棧，馴鹿這種生靈為了食物不能定居，與他們生死共存的鄂溫克人也一樣。最后的遷徙布蘇，興許是他們對現代化的妥協。留下來的“我”還在守著“希楞柱”與不滅的火種。
“我們的馴鹿，他們夏天走路時踩著露珠兒，吃東西時身邊有花朵和蝴蝶伴著，喝水時能看見水里的游魚;冬天呢，它們扒開積雪吃苔蘚的時候，還能看到埋藏在雪下的紅豆，聽到小鳥的叫聲。豬和牛怎么能跟馴鹿比呢。”
也許這就是人類最原始的認知自然的方式，而如今我們聽到這樣的話語時，卻像是觸摸到一塊冰冷的化石。已經忘卻的一種情緒，也是孤獨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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