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傳》考辨作文

　　中國流傳下來的《長恨歌傳》，也有不少疑竇需要弄清。而這方面則必須下工夫通過版本的考訂與比較才能得出可信的結論。河南師范大學的周相錄教授曾注意到《長恨歌傳》的版本異同，其所著《〈長恨歌〉研究》一書，從《太平廣記》本《長恨歌傳》創作緣起中出現唐憲宗的廟號不符合古代的典章制度、陳鴻自稱“前秀才”有違于唐人自稱的習慣、“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于歌前，目為《長恨歌傳》”不似陳鴻口吻等方面，證明該本《長恨傳》確鑿無疑地經過了后人的改易。他又從對各本創作緣起所載《長恨歌》寫作時間、陳鴻與王質夫當時所居之地的差異，以及對《文苑英華》本《長恨歌傳》和《麗情集》本《長恨傳》正文字句的比較分析，認為《麗情集》本《長恨傳》原則上可視為陳鴻原作。張中宇先生《白居易〈長恨歌〉研究》的結論也與之略同。其實，二人提出下列主要論點和論據，還有商榷的余地，下面我們進一步加以考辨。

　　首先，《文苑英華》本有“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周相錄先生認為稱“唐天子”，不合唐人習慣。這一說法看來似乎是鐵證，然事實并非如此。通常情況下，唐人談及本朝應稱“大唐”、“皇朝”、“我唐”等，但也有例外。唐人著作中異域、仙家之人提及唐代帝王時通常會稱“唐天子”。如唐代張讀《宣室志》卷1記載：

　　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既坐，顧謂颙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網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文物之光。”

　　同書卷6又云：

　　群仙曰：“吾聞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樂一曲，名‘紫云’，愿授圣王。君，唐人也。為吾傳之一進，可乎?’曰：‘弇，一儒也。在長安中徒為區區于塵土間，望天子門且不可見，況又非知音者。如是，則固不為耳。”

　　證據并不止此，唐封演所撰《封氏聞見記》卷1《道敎》篇云：

　　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見白衣老父，呼善行，謂曰：“為吾語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無賊，天下太平。”

　　顏真卿《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側記》篇亦云：

　　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相也。落魄如此，豈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于朝。

　　據此，《長恨歌傳》中方士作為唐代天子的使者與仙人交接，自然應該稱“唐天子”。至于《麗情集》本作“方士傳漢天子命……驗于漢天子”，以“漢”代“唐”，確實與《長恨歌》“漢皇重色思傾國”、“聞道漢家天子使”一致，卻與《麗情集》本開頭“開元中，六符炳靈，四海無波”不相符。《長恨歌》作為敘事詩體，為了保持文理的.一致以及詩情發展的連貫性，通篇以“漢”代“唐”，有助于藝術效果的表達。而《長恨歌傳》作為傳奇體，作者往往喜歡標明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以令人確信其事，所以在開頭明確指出“開元中”，既已確定是唐代開元中發生的事件，如果再在后面作：“方士傳漢天子命……驗于漢天子”，以“漢”代“唐”，則于文理不通了，故筆者以為《文苑英華》本用“唐天子”應該更符合陳鴻的原作精神。

　　其次，《文苑英華》本敘“得弘農楊玄琰女于壽邸，既笄矣”，而《麗情集》本敘為“得弘農楊氏女，既笄矣”，因此認為《文苑英華》本《長恨傳》與《長恨歌》明顯不一致，此亦為周、張二先生主要論據之一。其實，歌與傳是不同的文體，不可能以歌來要求傳，也不能認為歌、傳一定要相一致。《長恨傳》作為傳奇體，要更著重情節的發展過程，故作者對李楊相識的處理應是頗費躊躇的。敘述的筆墨也頗為隱晦：“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熠燿景從……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顧左右前后，粉色如土。”[26]應該說唐玄宗是在華清池中“若有所遇”，既而才“詔高力士潛搜外宮”，既是“內外命婦”，所以要指明“于壽邸”，否則“弘農楊氏女”憑什么能見到當時的至尊呢。然而作者內心又有意識要為尊者諱，故后面加一句“既笄矣”。《麗情集》本則沒有“于壽邸”三字，應為后人發現其矛盾之處，故刪除了。正因如此，故宋趙與時《賓退錄》卷9云：“白樂天《長恨歌》書太真本末，詳矣。殊不為君諱，然太真本壽王妃，顧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何耶?蓋宴昵之私，猶可以書，而大惡不容不隱。陳鴻《傳》則略言之矣。”

　　第三，《文苑英華》本載：“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后緣。或為天，或為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麗情集》本則無此段，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段議論。周相錄先生認為《長恨歌》中既無對玄宗之死的交代，《文苑英華》本純屬強安蛇足。其實，周先生忽視了《長恨傳》為傳奇體的事實，傳奇既是記載故事的，就應該對故事的發生、發展、高潮與結果進行交代。如果去掉關于玄宗之死的話，整個故事就缺乏結局，這是不合乎傳奇體特征的。再根據日本流傳的《長恨歌序》，可知《長恨歌傳》對玄宗之死的交代是有根據的，且《長恨歌傳》與《長恨歌》本來就不是一體的，如果《長恨歌傳》沒有對玄宗之死加以交代，更不合乎情理了。

　　另外，《麗情集》本那一大段關于“故圣人節其欲，制其情，防人之亂者”的議論實在不像出自陳鴻之口。白居易《李夫人》詩云：“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對尤物惑人加以譴責，元稹在《鶯鶯傳》里也說過類似的話：“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聯系到白居易、陳鴻對李楊愛情的同情，對所謂“尤物”的矛盾心理，應該說《文苑英華》本所載“樂天因為《長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也”，更加合乎時人的看法和陳鴻的口吻。

　　周相錄先生還從“豫”字避諱的角度，認為《文苑英華》本應是經過后人篡改的。這也值得商榷。我們知道，與后代相比，唐人避諱，并不十分嚴格。與白居易同時代的文人作品當中就有不少人沒有避“豫”字諱的。如元稹《生春》詩20首之20：

　　何處生春早，春生濛雨中。裛塵微有氣，拂面細如風。柳誤啼珠密，梅驚粉汗融。滿空愁淡淡，應豫憶芳叢。

　　白居易自己的詩文中，也有不避“豫”諱的例子，如《寓意詩五首》之一：

　　豫樟生深山，七年而后知。挺高二百尺，本末皆十圍。天子建明堂，此材獨中規。

　　可見，這一證據也不能成立。至于其他個別字詞的錯訛，可能是流傳過程中的傳抄失誤，不必細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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