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的主題思想
思想本義是客觀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識中經過思維活動而產生的結果或形成的觀點及觀念體系。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長恨歌的主題思想，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長恨歌》詩的主題是“長恨”，反復渲染玄宗之縱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釀成了“漁陽鼙鼓動地來”的安史之亂。這是悲劇的基礎，也是“長恨”的內因; 楊氏歸陰后，造成玄宗寂寞悲傷和纏綿悱惻的相思。
一、關于《長恨歌》主題的探討情況
關于《長恨歌》的主題，建國以來學界多次展開討論，綜合各家的觀點，大致可分為三派：其一是諷刺說，其二是愛情說，其三是雙重主題說，即既有諷刺又有愛情的雙重主題。
諷刺說發端于古人。南宋陸游說，杜甫的“《哀江頭》即《長恨歌》也。”明代的唐汝詢說：“《長恨歌》譏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清乾隆皇帝的八個字下得很準：“哀艷之中，具有諷刺。”
“哀”的“艷，”就是楊玉環，是形式;“諷刺’’唐明皇，是內容。這幾個人都認為詩中的帝王和后妃是否定的對象，詩歌的主題與白居易同時所寫的《李夫人》是一樣的。
愛情說是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提出來的。基本觀點是詩中帝妃是正面藝術形象。立論的依據是詩的后半部分對愛情的描寫。但他們無法將其觀點貫穿到前半部分，他們也承認詩的前半部分具有諷刺和譴責的意味。此說的不徹底性使他們在爭論中處于少數地位。
諷刺說與愛情說各執一端，那么試圖調和矛盾的雙重主題說便得以產生。這一派既承認詩的前半部分具有諷刺意義。又承認后半部分李楊有誠篤的相愛之情，并認為作者偏重于后一’
方面。因而這一派被認為是折衷派，也可以說是愛情說的支持《長恨歌》的創作及其主題思想派。
列寧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二卷512頁)去把握那個時代的特殊精神，去體會那個時代所反映出來的特殊情趣。當然這種特殊的情趣還是由作家的作品反映的，因而就必須先“知人論世，”顧及到作家創作時的各種因素。
從時間上說，楊玉環死于756年，白居易寫《長恨歌》是在年，正好相隔半個世紀。半個世紀的過濾，只會引起作者對事件的冷靜思考，而不會引起作者哀艷的熱烈沖動。詩歌的情感動力只會來源于詩人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
葉燮在《原詩》中說：“發為文章，形為詩賦，其道萬千，余得以三語蔽之：日理、日事、日情，不出乎此而已。”“先揆乎理：
揆之于理不謬，則理得。次征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則事得。終絮乎情：絮之于情而可通，則情得。”所以我們也應從合理、合事、合情三方面分析。
先看理，理有兩層：一是作者寫《長恨歌》與他寫《策林》同時，也與他寫的《李夫人》同時，作者的文學思想與其政治思想是相呼應的，也就是說與《策林》中的思想是一致的，更何況是像白居易這樣的不為虛文的詩人。《長恨歌》與《李夫人》同時，《李夫人》中也寫了唐明皇，其小序是“鑒嬖惑也。”那么作為同一題材的《長恨歌》，主題當與其相近而不會相悖。二是《長恨歌》的特殊性在于，主題的完成采用的是悲劇故事的模式，把帝妃的愛情悲劇托浮在國家大悲劇的背景之下，或者說是在安史之亂的典型環境下寫出李楊的典型性格。遵循了常人對愛情悲劇的理解邏輯：先寫他們的花容月貌，傾心相愛;再寫外界的障白居易研究一礙和彼此經歷的磨難;最后升華主題，使讀者與作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文本中的人物形象--盡管各人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不相同。《長恨歌》之所以贏得古今中外許多讀者的欣賞，就是用慣常的悲劇程式寫了一個帝妃的悲劇。
再看事：《李夫人》用漢武帝、周穆王、唐玄宗之事，簡筆勾勒出“尤物惑人”的主題，小序云：鑒嬖惑也。陳寅恪先生指出“其暢述人天生死、形魂離合之關系，”是“從漢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元白詩箋證稿》l3頁，中華書局l963年5月第1版)為什么要附會一些美麗的神話，就是要在史實的基礎上，運用浪漫主義的手法，寫天上人間的相思之苦，達到藝術的真實。
最后看情：《李夫人》所抒之情是對女色誤國之憤恨，是非很清楚。作者的思想也說得明明白白。“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璧臺前傷盛姬;又不見泰陵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艷質化為土，此恨長在無銷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長恨歌》主題的隱晦之處，在于有著諸多的凡人的情感歷程，按人之常情娓娓道來，先寫愛戀之深，次寫永離之痛，最后寫相思之癡，是通俗化和演義化了的皇家愛情悲劇。使人不易在撲朔迷離中把握其主題傾向。
榮格說：藝術家并不是一個能找尋自己個人目的的、意志上完全自由的人，雖然他為人類的一員也有自己的情緒、意志和個人目的，但是作為藝術家，“他是一個高度感受力的人。，，侏狄《當代西方美學》2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l版)白居易正是運用自己的高度感受力，抓取具有集體原型意義的李楊血.型，寫出了觸及社會靈魂、更滿足全民族心靈需要的詩篇。
二、從當時的創作背景看首先
寫《長恨歌傳》的陳鴻說：“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周至，鴻號浪琊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游仙游寺，話及此事，相與感嘆，質夫舉酒于樂天前日：t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也。樂天因為《長恨歌》。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由這段話可以看出，自居易的《長恨歌》與陳鴻《長恨歌傳》是同一題材的不同體裁，這是一種新的傳奇小說形式，有《歌》有《傳》，既“可以見詩筆”f詩歌部分)，又“可以見史才”(記事部分)，詩與傳互相輝映和補充，“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也。，’就是說他們有共同的創作意圖，主題是統一的，陳寅恪先生說：··必須合并讀之，賞之，評之”方可。(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一章其次，從白居易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幾次寫到尤物害人的意思，也可以窺見《長恨歌》主題：《新樂府·八駿圖》“由來尤物.不在大，能蕩君心則為害。”《新樂府·李夫人》“生亦惑，死亦惑i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在這兩首詩的序中，分別說明是為了“戒奇物，懲游佚’’和“鑒璧惑。”《新樂府·胡旋女》“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說明安祿山和楊貴妃都是惑君的奸佞，弄得君王昏昏沉沉，是非不辨，事到臨頭，還認奸作忠，死后還追念不已。詩的卒章顯志：“數唱此歌悟明主。”.酌 白居易研究一“古冢狐、妖且老，化為婦人顏色好……。”
女為狐媚害即深，日長月長溺人心。何況褒妲之色善蠱惑，能喪人家傾人國。”(《新樂府·古冢狐》)這首詩雖未道及貴妃，但從所處的地位、媚態以及最后殃及人國的結果，已經能看出了《長恨歌》的雛形。該詩序中說“戒艷色也。”
史載唐玄宗從開元二年到天寶十四年的四十一年時間里，先后出游華清官三十六次之多，有時一年兩次，楊貴妃在這里居住長達十一年之久，唐玄宗和楊氏姊妹每年十月來華清宮避寒，到年底或次年三四月才回長安，每次游幸，興師動眾，花費極大。白居易在《驪宮高》中寫道：“八十一車千萬騎，朝有宴飫暮有賜，中人之產數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費。”極盡揮霍，可見一斑。
我們把以上所提供的材料與陳鴻的話聯系起來，就可以看出白居易《長恨歌》的寫作動機，是在告誡君主不要沉迷女色，貪圖逸樂，導致國破家亡。這個傾向性是十分明顯的。
再次，從白居易當時的創作思想來說，他寫《長恨歌》這一年，寫成了《策林》七十五首。《策林》中的思想，也必然影響到他的創作思想。《策林》六十九對音樂藝術的作用是這樣說的：
“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他要求藝術的真實，更要求素材的真實，要求詩人對社會負起責任。他說：“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策林》六十八)定以說明，白居易此時所寫的《長恨歌》完全是有為而發，是為了“救濟人病，裨《長恨歌》的創作及其主題思想補時闕，”是“愿得天子知。”
天子怎么樣?有什么毛病值得白居易這么擔憂?據《新唐書’德宗紀》《唐會要·搜狩》卷二十八載，德宗、憲宗都喜愛田獵。《舊唐書。郭后傳》載：憲宗“后庭多私愛。”可見聲色犬馬是德宗、憲宗的通病。正是由于有這兩位貪圖逸樂、惑于尤物、奢欲無度的皇帝，白居易才有感而發，在《策林》中反復地強調君主的垂范作用，“君之舉措，為人理亂之源，……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階于亂。”(《策林》二)那么此時所寫作的《長恨歌》，目的就絕不會是歌頌李楊的愛情。他的選材、立意、構思情節、展開主題都必須是圍繞著“懲尤物”、“窒亂階”的目的展開的。
洪邁在《容齋續筆》的“唐詩無諱避”條中指出：“唐人歌詩，其于先世及當時事，直詞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呢，非外間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也不為罪。如白樂天《長恨歌》
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為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詩皆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固然唐朝政治開明，但白居易敢于這樣，也很不容易，表現了他的苦心和見識。他寫《長恨歌》的目的，正是為了節欲除弊，以正根本，提倡“救失之道，”反對“諂成之風。”離開了作者創作的政治理想和創作意圖，把《長恨歌》當作純粹的愛情故事來欣賞，顯然是背離了文本的原意和當時的社會實際，從而曲解了作者揭露現實、諷喻君王的重大社會意義。
三、從作品的本身看愛情
說攻擊諷刺說的主要理由有兩點：一是不能解釋自居易為什么不把《長恨歌》歸到諷喻詩，而歸到感傷詩中;二.廷無白居易研究法解釋詩人在全詩的后半部分為什么對李楊愛情有飽含深情的描寫。
讓我們回到作品本身，去解讀《長恨歌》吧。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開頭就破題，點出唐明皇是一個重色皇帝，并以此總領全篇，預設規戒的趨向。已經是“后宮佳麗三千人”了，還嫌不夠，還要找最好的。最后終于找到了一個“養在深閨人未知”--其實大家都知道的--白居易故意欲蓋彌彰的--楊太真。從此唐玄宗就為“尤物，，所惑，“三千寵愛在一身，…‘春從春游夜專夜，…‘盡日君王看不足，”“從此君王不早朝，”完全沉湎在聲色之中。當初非常英明的皇帝現在不理朝政了，還胡亂封官，楊家“姊妹兄弟皆列土，，，致使天下人心失衡，“不重生男重生女’’的事情也發生了。這不是贊美楊貴妃，而是嘲諷整個世風，傳達出人民的怨恨和不滿。
楊貴妃呢，也由于她“天生麗質，”能歌善舞，能“倩盼承迎，動移上意，”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
這不會是真正的愛情。真正的愛情要體現“人的整個教養的程度，”而不只是簡單的欲望和性愛。黑格爾說：“愛情里確實有一種高尚的品質，因為它不只是停留在性欲上，而是顯出一種本身豐富的高尚優美的心靈。”(黑格爾《美學》第二卷第頁，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一位哲人說過：外表上受尊敬的，脫離一切實際勞動的文明時代的貴婦人，比起野蠻時代辛苦勞動的婦女來，其社會地位是無比低下的。
李楊荒唐的生活，必然為自己帶來終生的愧悔。馬嵬坡下，貴妃被殺，她自己是有一定的責任的。但整體來說，應該是唐玄宗負責。魯迅先生說：“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吳，楊妃亂唐的那些古《長恨歌》的創作及其主題思想老的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里，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
興亡責任，都該男的負。”(《魯迅全集》第六卷第20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l981年版)問題在于漁陽兵起，玄宗在播遷途中，當禁衛軍在陳玄禮等的鼓動之下，六軍不發，玄宗“令高力士詰之，回奏日：‘諸將既誅國忠，以貴妃在宮，人情恐懼。’上即命力士賜貴妃自盡。”《舊唐書-本紀玄宗下》)這是史家在冷峻的目光下對玄宗的所作所為的冰冷的白描。實際是唐明皇為了平息眾怒，以便保全自己，而下令絞死楊貴妃的。但白居易寫得比較委婉：“六軍不發無奈何，婉轉娥媚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用“君王掩面”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一切的罪惡掩蓋了起來。在這緊急關頭，為了丟車保帥，就要舍得拋出寵妃的頭顱來洗刷自己，換取自己性命安全。而且在貴妃死后，競連她的首飾也不敢叫人去拾取。這樣宛轉的陳述，含意與李商隱的《馬嵬》詩“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的譴責是一致的。此等事情，總不好說成是對李楊生死不渝的愛情的歌頌吧詩歌的后半部分，作者濃筆重墨地描寫唐玄宗對楊玉環朝朝暮暮的思念。用比興、烘托、移情、對比以及一些浪漫主義的手法，表現了主人公之間的思想感情。這是不是表現了李楊生死不渝的愛情，這卻是我們值得商討的。
貴妃死后，唐玄宗在“行宮見月”是“傷心色，…‘夜雨聞鈴”是“腸斷聲，”盡管“蜀江水碧蜀山青，”風景非常好看，但“圣主朝朝暮暮情，”仍在朝暮思念貴妃。返回途中，馬嵬坡下，為之唏噓傷感，歇了一晚，回到興慶宮中：觸物凄慘，夜不成寐，見到“太液芙蓉”想起她，見到“未央宮柳”想起她。“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所見無非玉環者，每每引起他的追白居易研究一念。這種情懷是真實可信的。11主是能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說，這是對一個封建皇帝難得的愛情專一表現的歌頌作為皇帝的唐明皇，他已經失去了昔日的權力，在軟禁中幾乎可以等同于一個普通人了。他完全可以回到一個正常的人的思維角度和感情角度來回憶自己逝去的一切，檢視自己所犯的孕史錯誤，追悔自己失去的感情，完全可以站在一個對等的地位來懺悔自己的失誤給楊玉環造成的痛苦，為自己所造成的大唐于朝的由盛轉衰而懊悔。或者我們還可以再刻薄一些，說此時的唐明皇，惋惜和苦惱自己失去的權力和美人，抱恨終天，這都是廿J以理解的。
讓我們回到自居易的角度，看作者對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態度。藝術作品不同于歷史教科書，它有自己的特殊空間，對唐明，沒有必要從江山社稷的角度去進行歷史的總結，只是選取藝術的典型環境描寫就夠了。他失去貴妃，無限痛苦，作者以t·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來回應前文中的“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從春游夜專夜。，’以“孤燈挑盡未成眠，…t耿耿星河欲曙天，”來對照“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以“魂魄不曾來人夢”來回應“盡日君王看不足，，，用這些非常合乎人物生活環境的心態描寫，來揭示玄宗以往的奢靡生活和眼前的無奈、頹廢和傷感，來刻劃他的長恨。他的長恨，正是作者本詩所要突出的中心思想。設身處地地想，唐玄宗此時應該有自己的心理空間，有愛情的角落，對他的內心的人木三分的描寫，不只是對人的本性的揭示，而是從統治階級高層對安史之亂教訓的歷史總結。唐明皇對楊貴妃的懷戀，現在應該說是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的思念，或者覺得有對不起貴妃的愧悔，所以找來道士上天入地地尋覓一番，也無不可。即使是為了澆一下自己心中的·《長恨歌》的創作及其主題思想塊壘，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一絲的解脫，說明他受惑之深，借此填補一下精神的孤寂和空虛，也是一種人之常情。
悲劇的意義在于把美好的東西打碎叫人看。為了鞭撻唐明皇，充分展示他的情感痛苦，作者調動了俗文學的浪漫主義手法，迷離恍惚之中使讀者仍能看到貴妃的形象依然俏麗動人。
而且進入了靈界的太真與以前的楊貴妃有性質的禾同，前者是富于眭感的世俗美人，后者則是凈化了的理想女神，“梨花一枝春帶雨，”“雪膚花貌參差是，…‘風吹仙袂飄飄舉，'’無一不是詩人心目中的女性美再現。盡管在仙山過著仙女的生活，但她對人間的芥蒂和憤怨仍然很大，“花冠不整下堂來，…t玉容寂寞淚闌干。”當她得知天子派來的使者，便去接見，要他向君王轉達別情，并贈舊物，殷勤寄詞：“在天愿為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感情纏綿悱惻，表達了她死后的凄涼和怨恨、困惑不解和期盼。反映出無辜的她經過生離死別后的復雜的內心矛盾和難以排解的痛苦。唯其如此，作品的思想意義才能得到更好的體現。
自居易在表現人物之間的感情糾葛時，能把握人的本質特性，注意人物性格發展的內在矛盾，展示出人物在特定歷史環境下的內心世界，使他們具有一定的人性和人情，而且又不失其為皇帝和后妃的階級本性，讀來情致曲折，真實而合理，顯示出藝術的光彩。
沒有回避歷史事實，而把李楊的關系放在安史之亂這個復雜的歷史背景下并與當時的政治的斗爭結合起來，透過他們的風流艷史寫出造成國破人亡的必然結果，使作品具有時代的特色，也顯示出作品的傾向性，指出了唐王朝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原因，讓我們看到了歷史進程中陳腐的東西。這也是作品的意義所在。
四、白居易為何把《長恨歌》歸到感傷類
愛隋說反駁諷刺說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既然《長恨歌》是有強烈的諷刺意義的作品，為什么作者在自編定的詩集中把它歸到了感傷類，而沒有歸到諷諭類呢自居易把自己的詩歌分為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四類，雖然這種分類不盡科學合理，但足以解釋“愛情說”一派所提出的問題。按白居易的分類原則，諷諭詩是“凡所遇所感，關于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
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喻詩。”也就是說，這一百五十首詩，是因事立題的“新聞報告”詩，而不是虛構的文學作品;有美刺興比作用，才編在諷諭詩里。諷諭詩用作者在《新樂府序》中的話說：“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這里強調的是政治的功利性，抒發的是群體的情感而不是個體的情感。而感傷詩是“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內，隨感遇而形于詠嘆者。”(《與元九書》)寫的是自己的心情意緒、生活所感，是詩人個體情感的自由表現。套用詩人自己的話說是“為己而作，為文而作也。”李楊的悲歡離合，是“牽于外”的事物，而發掘的是君主不要重色失政的“動于內”的情理，特別是已經不具有“新聞報告”的真實性和時效性了，有文學作品的虛構成份。作者白居易看重的是前一類，看輕的是后一類，而后代社會一般容易認可的是后一類，忽略了白居易詩歌密切關注時事政治的時效性特點，一概目之為政治詩，而人們不喜歡政治味太濃的詩。白居易說“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他感嘆“時之所重，仆《長恨歌》的創作及其主題思想之所輕。”這里有世風和文風變化的復雜因素。
不過，白居易對《長恨歌》還是頗為愛重和自詡的，他說：
“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長恨歌》寫成后，社會流傳很廣。長安軍吏高霞寓欲聘娼妓，妓自我標榜說：
“我詠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說明《長恨歌》普及的程度。《唐摭言》記載，唐宣宗李忱悼念白居易的詩句云：“童子解吟《長恨》曲，胡llilpl《琵琶》篇。”不但在國內廣泛傳播，而且不脛自走，還遠傳日本、朝鮮等東南亞國家。一般的讀者喜歡它好句聯珠，朗朗上口，雖然并不是人人都能推敲其思想意義，但喜歡他用游仙體把這段傳聞寫成通俗詩歌，使人讀后情感激蕩，難以忘懷。有見地的人，主要還不是欣賞它的詞藻和故事，而是透過情感的迷霧，在思考悲劇的社會原因。王質夫說自居易“深于詩，多于情，”的確如此。趙翼在《甌北詩話》卷四日：
“《長恨歌》一篇，其事本易傳，以易傳之事，為絕妙之詞，有聲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學士，既嘆為不可及，婦人女子，亦喜聞而樂誦之，是以不脛而走，傳遍天下。”以情動人，傳情達理，吸取當時流行的俗講文學優長，富有傳奇故事性，以情感的緯線來反映社會生活，既迎合了廣大讀者的El味，又能夠委婉地傳達出作者的心曲，在客觀上和當時人民對明君的期望是一致的，在精神上又為民眾提供了食糧，為民眾所樂道。這正是《長恨歌》廣泛流傳的社會原因。
賞析：
《長恨歌》這首詩是作者和朋友一起游覽仙游時而作。古今中外，談到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時，心中難免有些感嘆。在這個時候作者官任縣令，對自己的理想和未來充滿了抱負，正是春風得意時，他的思想“兼濟天下”則成為了主導地位，和杜甫詩歌有一脈這承，他認為詩歌應該干預社會，干預政治，主張“文章和為時而著，歌詩和為事而作。”當時作者以前年過中旬，作品中形成了諷刺風格。作品都是以民眾民生為題材，融入了一定的政治色彩的諷喻傾向性。長恨歌的主題思想是以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愛情悲劇為題材，通過寫實與浪漫主義的幻想手法，寫出了自己對唐明皇荒淫昏庸的批判以及對他現實遭遇的的同情和忠貞、專一愛情的褒揚。
本文以《長恨歌》為題目的原因是因為唐玄宗重色傾國，他制造了安史之亂，安使之亂給人民帶來了無法彌補的苦難，得到了人民的憤恨，但是對愛情的癡情，專一所導致的愛情悲劇，自古以來，英雄和美女有很大關聯，何況一個現實的當局者。所以作者寫這首詩歌時的思想是雙面的，既有對現實的批判、諷喻，又有對唐明皇愛情悲劇的同情。
《長恨歌》前半部分采用了寫實手法，諷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誤國，開頭第一句就說明了這個觀點，為下文做了鋪墊，在到“楊貴妃”的君王側，在到“從此君王不早朝，為安史之亂的發生埋下了伏筆，從而可以看出安史之亂的必然性。這里作者對唐明皇給予了極大的批判。在作者在創作這首詩歌的同時，對唐明皇的愛情悲劇充滿同情以及他對愛情專一大加褒揚。是誰種下的種子，誰就是承擔自己所造成的后果。現實就是給予他的報應，長恨歌的正文在后半部分，作者寫唐明皇在賜死楊貴妃之時的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的痛苦。
以愛情悲劇為線索，寫出了自己對唐明皇荒淫昏庸的批判以及他對現實遭遇的同情和忠貞、專一愛情的褒揚。
白居易《長恨歌》的雙重主題
《長恨歌》是中唐詩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長篇敘事詩，也是我最喜歡的唐詩之一。關于這首詩的主題，歷來眾說紛紜。一方面是由于詩歌本身的多義性和作者態度的曖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李楊愛情與安史之亂的關系，本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這也絲毫不影響《長恨歌》極強的藝術感染力和對后世深遠的影響。
經過仔細的研讀和查閱資料之后，我認為本首詩的主題是雙重的，不能簡單歸類為諷喻詩或愛情詩。作者一方面站在封建統治的角度，委婉地批判統治集團因腐朽荒淫而招致禍亂，希望當今統治者汲取歷史教訓，勵精圖治，不要荒淫誤國。但全詩，尤其是寫到安史之亂楊貴妃被縊之后，作者明顯對唐明皇和楊貴妃真摯的愛情和悲慘的結局抱著同情的態度。甚至到了詩歌后半段，同情遠遠壓過了諷刺。“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作連理枝”的愛情誓言和深深的悲劇氣氛，千百年來感動了無數男女讀者。
《長恨歌》和白居易的另外一首感傷詩《井底引銀瓶》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井底引銀瓶》一詩中，作者描寫了一位美麗多情的少女和一青年男子一見傾心，未經父母許可，就與男子私奔結成伴侶。婚后卻飽受男方家庭歧視，“不堪主祀奉頻繁”，終于陷于被遺棄又無家可歸的悲慘境地。
作者一方面站在維護封建禮教的立場，對自由婚姻加以勸阻。畢竟在封建社會，“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另一方面，在封建禮教和愛情的沖突中，對受迫害的天真少女，作者又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并勸勉女孩子要潔身自愛，遵守習俗，避免受到封建倫理宗法的迫害。“寄言癡小人家女，慎誤將身輕許人”，已經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直至今日仍有重大的反思意義。
有了對這首詩雙重主題思想的理解，我們就能更好地解讀《長恨歌》的主題思想。歷來交鋒激烈的愛情說和諷喻說，其實是并不矛盾的。我們應該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來研讀這首詩歌，理解它豐富的思想感情。
首先來看作者的創作動機。與白居易同時的陳鴻，在《長恨歌傳》中云: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盩厔，鴻與瑯琊王質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攜游仙游寺，話及此事，相與感嘆。質夫舉酒于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所謂感其事，自是對唐玄宗和楊貴妃生離死別的同情。“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也”，就是說白居易是要借助李、楊故事,懲戒紅顏禍水,阻斷禍亂的根源,以此作為將來的鑒戒。
而白居易本人，其《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詩云:“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則點明了該詩的主旨與男女風情有關,所以說從本詩最早的創作時代來看，作者本身的思想感情即是十分復雜的。
對主題的分析，必須建立在對詩作充分的閱讀和理解上，我們具體來看白居易的《長恨歌》原文。唐玄宗、楊貴妃都是作者生前歷史上的人物，詩人并不拘泥于歷史，而是借著歷史的一點影子，根據當時人們的傳說、街坊的歌唱，從中蛻化出一個回旋曲折、宛轉動人的故事。
詩歌前半部分諷刺了唐明皇的荒淫重色。“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這兩句詩開門見山，是全詩的總綱。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劇原因，又總領全詩。接著寫道天生麗質的楊家女，終于“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的楊玉環，終究使唐玄宗沉迷于歌舞酒色，過上了縱欲的生活，“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作者在這里毫不掩飾地揭露了唐玄宗不理朝政，重色誤國的罪惡行徑。而隨著楊貴妃的得寵，“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竟然扭轉了封建社會普遍重男輕女的社會心態，這樣荒誕的行為為后來的安史之亂埋下了禍根。
最終“漁陽顰鼓動地來”，安史之亂爆發，皇帝帶著兵馬倉皇出逃，楊貴妃由于“六軍不發”而被處死，李楊二人天涯永隔。這既是對歷史事實的基本概括，也是詩題“長恨”的因由，同時包含一定的諷刺意圖。
詩的后半從“黃埃散漫風蕭索，云棧縈紆登劍閣”開始，即為沉重哀傷的悲劇氛圍所籠罩。作者極力鋪寫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傷、還都路上的追憶懷舊、回宮以后睹物思人的種種感觸，并借四季景物的變換和孤寂的環境襯托他蒼涼傷感的情懷：
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發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這段描寫回環往復，層層渲染，極其有力地表現了唐玄宗對楊貴妃的思念之深、之切，突出了李楊二人愛情的真摯深厚。接著作者運用了高度的浪漫主義，寫臨邛道士鴻都客，為玄宗上天入地尋覓楊妃，而楊貴妃竟在虛無縹緲的仙山出現。“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勾勒出楊貴妃天生麗質和風采神韻。與詩歌開篇“回眸一笑百媚生相比，這里的楊貴妃已經褪盡世俗情味，凈化為理想女神，成為了愛與美的化身。
同時作者也賦予了楊貴妃對愛情忠貞不渝的美好品性。她“含情凝睇謝君王”，托道士寄去定情之物，又重申盟誓“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作者深懷著同情，表達了對美的毀滅的無限感傷：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從詩歌來看，白居易對李楊愛情的美化是很明顯的。如隱去楊貴妃出于壽邸，整體上強化李、楊感情的力度等。特別是詩歌中唐玄宗對楊貴妃的無限思念，已經超越了封建社會君王與妃子的等級制度，升華為男女之間平等堅貞的愛情。試想如果李、楊之間本無真情，安史之亂給予唐玄宗感情上的直接損失，不過是失去一位無足輕重的女子，又怎會有玄宗刻骨銘心的相思之痛呢？
從唐宋時期的文獻也能看出,唐玄宗與楊貴妃愛情本身是真摯感人的。唐玄宗不僅是一位封建帝王,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他的多才多藝,在宮中也找到了唯一的異性知音,也就是楊貴妃。
《舊唐書》卷二八《音樂志》云:玄宗在位多年,善音樂,若宴設酺會,即御勤政樓。
玄宗好音樂,還擅長于制曲。楊貴妃同樣愛好音樂,擅長歌舞。據《舊唐書》記載:“太真姿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智算過人。”
他們的共同興趣愛好集中體現在對《霓裳羽衣曲》的喜愛之上，可見精曉音律、喜好歌舞是支撐他們愛情的基石。
而客觀上造成的與安史之亂,實質上也不是愛情本身的問題。如果將唐玄宗的愛情與其政治分開來考察,則更可以看出他與楊貴妃的愛情的真摯。這也是作者充分肯定和為之無限傷感的。
所以《長恨歌》是通過李楊情愛悲劇的復雜過程,婉轉批評唐玄宗重歌舞情色、忽視國家管理的錯誤行為，揭示封建帝王荒淫誤國、深情無寄的嚴重后果,并以此作為后世的鑒戒。
另一方面白居易也在史實的基礎上吸收民間傳說,從世俗中超越出來，對無法遏制的人性做了充分的肯定，歌頌了李、楊之間真摯的愛情,對他們那種因為特殊的時代原因而被迫生離死別，表達了極大的同情和無限的傷感。
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思想在白居易的詩作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互為補充，共同使詩歌的主題復雜化、深刻化，千百年來深深打動和感染了歷代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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