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自述的讀后感范文

　　【篇一：冰心自述讀后感】

　　因為急著要借書，所以忙趕著把積壓的、沒怎么翻過的、舍得還掉的書匆匆過一遍。有些書就是這樣的雞肋，只有到將還的時候才生出讀它的緊迫感。

　　上次聽老六念冰心老家宅中的對聯，“海闊天空氣象，風光霽月襟懷”，便把讀老人家史的熱情蔓延到了冰心的身上。不過翻了李輝編的《冰心自述》，發現韓寒以前有過的“批語”——冰心的文采很差——確實有一定道理，和那些讓我驚嘆的'現代的語言高手相比，她的回憶文字有些直白，感情抒發有時又過于單調，更不要說思想問題，到了建國后的文字，“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的結果就是，文章寫得像“申論”！

　　但畢竟是關于往日生活的回首，因而融進了太多時代的背影和親情的墨跡，還是有很多細節引人下淚。

　　關上最后一頁，首先從腦海里跳出來的是這個場景：冰心的舅舅隨冰心一家從福建搬至北京鐵獅子一帶生活，一日生了疾病不治而死。從小冰心和幾個弟弟就受小舅舅的影響看書識字，情同一家人，傷痛可想而知。父親遠在外地，靠幾個孩子打理舅舅的身后事。找來棺木找人布置，弟弟跟冰心說了一句，“把棺材開一個口，這樣舅舅就不會覺得里邊憋悶了”，他不知道人死之后呼吸也沒有了，還一心惦記著舅舅在里邊躺著的感受。這樣幼稚的語言不明所以地揉著心腸，在生命離去的悲哀無力中，它的真實和質樸勝過任何煽情。

　　冰心寫回憶文字是受一個美國朋友的啟發才動筆的，這位朋友說，“寫下你的生活，可以讓我們對產生這種生活的時代有更清晰的了解”。冰心也說，“很多舊事，刻在心版上；今天干脆寫下來，便不用從心版上去搜索”。關于兒時記憶，家鄉的點滴，對大海的情懷，傳奇的學生經歷，以及父母的面孔，在幾十年后的梳理描寫中，有淡淡的時光的味道。而手拿紙筆寫就他們時，“只剩下我自己一個了”，冰心晚年極其長壽，百歲老人與貓做伴，看報、聽廣播、接待訪客，心底一定有很大的孤獨感吧。然而這就是生命的無奈。

　　我記得小時候，家里有一本《家長》，封面是非常非常老的冰心照片，長久以來，她都作為一個符號被定在官方的文學正史上，如今我才知道她的《寄小讀者》是在美國衛斯理女校讀書時一封一封寫的，而她在五四期間聲名鵲起的源頭是因為向《晨報》投了篇控訴家長制的虛構小小說，之后因為落了很多醫學的課才轉入了從未夢想過但更擅長的文學系。很多日后所謂聲名的造就，其實和偶然很大的關聯。

　　【篇二：冰心自述讀后感】

　　冰心，是我年幼時心儀的作家，也是我們中國促進會的老領導，對她的身世，我一直存有一種好奇，近日，偶然在書店看到《冰心自述》，立馬拿下，旋即開讀。

　　冰心，從小到大，讀的都是女校，中學是貝滿女子中學，大學是協和女子大學，研究生是美國的威爾斯利學院。解放前，中國有不少女校，解放后，提倡男女同校，女校幾乎絕跡，上海市三女中是碩果僅存的幾所，改革開放后，女校作為一種教育改革，似乎又有復蘇的勢頭。男女是同校好？還是分校好？恐怕各自都能列舉無數的理由，但分校的存在，至少能讓人們多了一種選擇，或許，這就是它的價值所在。

　　書中有兩個章節，是專門寫她的丈夫吳文藻的。從1923年，在開往美國的杰克遜號郵船上陰差陽錯地相識，1925年，在康乃爾大學補習法文期間的私定終身，1929年在燕京大學完婚，接著是抗戰，內戰，解放后的歷次政治運動，夫妻倆不離不棄，攜手走過，直至1985年，吳文藻先生離世。將近一個甲子的相處，一個是感性的作家，一個是理性的學問家，梅貽琦校長曾用“書呆子怎配得交際花？”來形容兩人的性格差異。有意思的是，吳文藻在他9000多字的自傳里，只有兩處提到冰心，一處是何時相識，一處是何時結婚，其余全無，而在吳文藻去世時，冰心也因為身體原因，未去見最后一面，這一點，我深感意外，要換作我，哪怕坐輪椅，哪怕爬，也要爬去，看上最后一眼，作最后的告別。

　　吳文藻先生去世之后，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儀式，我是很贊同的。人死之后，面目猙獰，一臉土色，那副慘樣，還邀別人來參觀，浪費別人時間不說，還有損自己的良好形象，實在獻丑，大可不必。至于蓋棺論定的悼詞，也都是身后之事，說好說壞，隨它去好了，反正你也聽不到。文藻先生的骨灰是撒海的，這個，我有點顧慮，不知為何，我對大海有一種莫名的恐懼，無邊，無底，不如埋于樹下來得踏實，“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當樹參天，我也就獲得了另一種重生。

　　冰心先生受五四運動的影響甚深，崇尚個性，向往自由，然而，解放后，也一樣被馴得服服帖帖，老老實實，歌功頌德的'話沒少說，當然，其間，也有抗爭。我曾在好幾個地方讀到過冰心先生的一次著名的“發作”，近來，終于在賈植芳的《我的人生檔案》中找到了出處。據賈文記述，1979年，賈剛解放，去京，造訪冰心，冰心先生大發牢騷，口無遮攔，她說，“我現在是什么也不怕了。開除公職，我現在早已退休了；開除出黨，我不是黨員；離婚，你問問他（吳文藻）愿不愿意；坐監獄，我現在已經八十歲了，監獄里還沒去過，倒可以增加人生閱歷；殺頭，死了以后還是烈士。”這通酣暢淋漓、振聾發聵話，在思想剛開始解禁的當時，出自一個弱女子之口，實在讓人嘆服，似乎也是先生長期壓抑、受盡屈辱之后的一次總爆發。

　　集子里的文章，大多寫于上個世紀70、80年代，其中也有幾篇寫于30年代，總的感覺，先生30年代的文字要明顯好于70、80年代的文字，年歲增大，創作力下降，可能是一個原因，歷次政治運動的折磨，傷了元氣，恐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他們那代作家中，這種現象并非個例，茅盾，巴金，曹雨，……，哪個不是如此，這不僅是個人的人生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集體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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