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邊城》的深層敘述結構

　　《邊城》是沈從文創作的中篇小說，首次出版于1934年。該小說以20世紀30年代川湘交界的邊城小鎮茶峒（邊城鎮）為背景，以兼具抒情詩和小品文的優美筆觸，描繪了湘西地區特有的風土人情。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沈從文《邊城》的深層敘述結構，歡迎閱讀。

　　沈從文《邊城》的深層敘述結構

　　一、敘述內容

　　(一)故事：

　　敘事就是講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講，敘述內容的基本成分就是故事。《邊城》以平實的語言敘述了湘西小鎮一對相依為命的祖孫平凡寧靜的人生，以及女主人公翠翠朦朧而又無結局的愛情。

　　1.事件：事件由所敘述的人物的人物行為極其后果組成，一個事件就是一個敘述單位。事件在作品中都承擔著一定的作用，而根據事件在故事進展中的作用可以將事件劃分為兩大類：一種是推動故事情節發展，如《邊城》中，五月端陽，翠翠同祖父進城看大河邊的劃船，這是個很小的事件，但是正是因為翠翠同祖父去看船，才遇見了二老儺送，并展開了此后更多的故事。另一種是塑造生動的人物形象，例如:兩年后翠翠再次同祖父進城看船，因為下雨而走進了船總順順的吊腳樓上避雨，在祖父同順順談話后，祖父問及翠翠有關大老請人做媒的事情，翠翠的反應和行為，塑造出了一個天真、可愛、淳樸、害羞的少女形象。

　　2.情節：情節是按照因果邏輯組織起來的一系列事件，且要求在故事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人物行為的矛盾沖突并由此揭示人物命運的變化過程。《邊城》中大老天保因知自己唱歌不是儺送的對手而不開口唱歌，然后決定從茶峒離開，希望忘掉一切，卻在茨灘出事淹壞了，此后二老因此對翠翠祖孫心生誤會，不久翠翠的祖父去世了，船總有意將翠翠接回家照顧，卻因名分不合，決定等二老儺送回家后再商討，但是二老卻沒有回來。這一情節矛盾重重，揭示了翠翠無結局的愛情。

　　3.人物：敘事作品中人物是事件情節發展的動因，在敘事作品中人物有著二重性的特點：行動元與角色。行動元指人物是推動情節發展的行動要素，角色指具有生動具體的形象和性格特征的人物。行動元是情節的動因，角色是形象的基礎。《邊城》中祖父作為行動元的作用最重要，打探船總順順一家的反應，為孫女籌謀等行為，是全文推動情節發展的主導因素。翠翠的角色地位最突出，翠翠長得標致，漂亮，而且天真、淳樸的性格對故事發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場景：敘事內容中具體描寫的人物行為與環境組合成為場景。《邊城》中突出的場景就是，祖父為翠翠辛苦籌謀去船總順順家打探消息。

　　（二）結構：

　　敘述內容的基本成分是故事，而內容的存在形態則是結構。敘事作品的結構是指作品中各個成分或單元間關系的整體形態。敘事作品是一種話語系統，它的內部結構可以從兩個向度進行分析，首先是歷時性向度，其次是共時性向度，前者稱為表層結構，后者稱為深層結構。

　　1.表層結構：

　　將《邊城》中主要故事內容化簡成為以下幾個敘述句：

　　1)翠翠同祖父兩次進城看船，遇二老和大老。

　　2)二老和大老都對翠翠心生愛慕，二老為翠翠唱歌。

　　3)大老自知無望，在失望中下船到茨灘出事淹死了，二老因此對翠翠祖孫倆心生會。

　　4)祖父去世，翠翠獨自開始無結局的等待。

　　將故事結構化簡提煉形成這幾個敘述句，且這些句子間是不可錯亂的結構關系，就形成一個序列。《邊城》也遵循了經典敘事作品結構的基本條件，即：平衡—破壞平衡—新的積極或否定性平衡。

　　2.深層結構：

　　行為后果

　　A．循常規的行為 B．脫離常規的行為C.不幸D．幸運

　　翠翠進城看船祖父先回家大老淹壞了偶遇二老

　　第二次看船遇雨二老為翠翠唱歌二老誤會出走遇到大老和船總

　　順順

　　大老二老都心儀

　　翠翠大老因感情無望出門祖父去世翠翠心儀二老

　　祖父年老去世二老不再回來翠翠開始無望的等待

　　《邊城 》這部作品的深層意義:通過翠翠的愛情悲劇描述反映了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運的慘痛事實，表現了人們淳樸的心靈。

　　（三）行動：

　　行動是推動事件發展的直接動因，對敘事內容的分析有重要意義。一般行動邏輯的基本形式是三段式序列，即：首先，可能性；其次，變為現實；再次，取得結果。在《邊城》中的體現為：翠翠進城看船分別遇到二老和大老，為兩人對翠翠心生愛慕提供了條件；然后，兩人為了贏得翠翠的心決定為她唱歌，這是開始行動，即；變為現實；最后，大老出走然后在茨灘被淹壞了，二老因此心生誤會，翠翠開始無望的等待，這是取得了結果。

　　二 、敘述話語

　　（一）文本時間與故事時間：

　　敘事就是在講故事，閱讀則是在聽故事，這是一個時間過程。在講故事過程中涉及兩個概念，一個是講的時間，即：“文本時間”；一個是故事本身的時間，即：“故事時間”。

　　1.文本時間和故事時間存在差異，如文中第四五節翠翠兩次進城之間的時間被一筆帶過，就是故事時間長度大于文本時間長度。文中第十六節，講二老儺送有機會唱歌而不唱歌，然后寫老船夫得知大老出事，文本的前后次序和時間的前后次序顛倒了。

　　2.敘事作品中的時序是文本時間順序與故事時間順序，相互對照產生的關系。通常人們相信自然的敘述順序應當是文本時間序列與故事時間序列一致，故事隨著事件的發展一步步講下去，這叫做順時序敘述，也叫“順敘”；文本時間序列與故事時間序列還存在著種種不一致的形式，即逆時序，逆時序的敘述由于違反了人們理解的事物發展順序，而產生吸引人的注意的效果。這種倒敘的方式在近代以情節刺激的故事中很常見，也有一些倒敘不追求懸念，而是造成一種與敘述者所處語境相疏離的憶舊情調。另一種逆時序敘述方式是插敘，在順時序敘述過程中，插入一段或幾段與上下文時間因果關系不連屬的內容，即插敘。《邊城》的基本順序，是順敘，敘述一件件事情的發展，在中間部分穿插轉變為插敘，然后又轉為順敘。如大老淹壞時，就是一個插敘，先是二老不唱歌了，老船夫心生疑惑，結果才知大老淹壞了，另外還有老船夫過世時，翠翠起床還以為祖父在睡得很好，就先開門走出去，發現各處被水沖壞，溪里漲了大水，然后發現渡船失去，白塔坍倒，翠翠嚇慌了，叫祖父才知祖父已經過世了。

　　3.時距也稱為敘述步速，是故事時間長度與文本時間長度相比較對照所形成的時間關系，不通時距影響敘事速度向兩個方向變化：一是變快，故事時間長文本時間短，這種變化叫概要敘述。另一種變慢，用較長的文字敘述很短的時間內發生的故事。這兩種情況在文中均有體現，如：第八節中翠翠的祖父進城而翠翠掌船，一對母女過船，只這一個過船的時間，文本卻詳細描述翠翠打量那個小姑娘的情景，就使得敘事速度變慢。而翠翠兩次進城的時間之間的故事一筆帶過，則使敘事速度變快。

　　4.頻率是指一個事件在故事中出現的次數與該事件在文本中敘述的次數。不同的敘述頻率會產生不同的閱讀效果，這種事情有節奏的重復顯示，從而提示出一種恒定的意義或產生某種象征意蘊，《邊城》中頻繁描寫老船夫進城去船總順順家就表達出了老人對孫女的孫女的積極籌謀，和老人對孫女的疼愛。

　　（二）視角：

　　視角是作品中對故事內容進行觀察和講述的角度，根據敘述者觀察故事中情境的立場和聚焦點而區分。傳統的敘事視角研究一般根據敘述人稱劃分：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邊城》則是以第三人稱，以旁觀者的口吻從外部講述故事。

　　法國學者熱奈特用“聚焦”來分析不同視角，他將聚焦分為零聚焦、內聚焦、外聚焦。

　　1.零聚焦指無固定視角的全知敘述，通常從旁觀立場敘述。

　　2.內聚焦是敘述者只敘述某人知道的情況，從單一角度講述。

　　3.外聚焦是敘述者知道比人物少，與零聚焦無所不知相反，他像一個局外人僅敘述人物言語行為不進入人的意識。

　　《邊城》中大多以外聚焦敘述，偶爾描寫人物心理活動，更加豐富了《邊城》的故事情節和文章主題。

　　三、敘述動作

　　敘述動作即“敘述行為”本身。

　　（一）敘述者與聲音：

　　1.故事中敘述者的存在不僅表現于敘述的內容及敘述話語本身而且表現于敘述動作，即用什么口氣敘述，這是敘述者的聲音。《邊城》文章的開頭一節，以平實、樸素的語言，描述了茶峒中的各種情況，以一種介紹的口吻，給人以親切自然，娓娓道來之感。全文以真摯的感情，優美的語言，詩意的情緒，營造出一種理想的世界，宛如一曲清新悠遠的牧歌。

　　2.與敘述者的聲音對應，作品還存在著其他的聲音，通過全文對翠翠的語言、獨白和心理描寫，勾勒出一個淳樸善良，天真可愛的少女形象。全文突出了作者對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運的事實的嘆息，旨在展示淳樸的人性。

　　（二）敘述者與接受者

　　作者在作為敘述者講故事時，心中有一個潛在敘述接受者，《邊城》的作者沈從文，大概將接受者設定為一類：熱愛農村文化，向往農村生活，崇尚“人性”，向往自然清新寧靜的人。

　　內容簡介

　　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邊，住著主人公翠翠和她爺爺老船夫。茶峒城里有個船總叫順順，他有兩個兒子，老大叫天保，老二叫儺送。

　　端午節翠翠去看龍舟賽，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儺送，儺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儺送的兄長天保也喜歡上了翠翠，并提前托媒人提了親。天保告訴儺送一年前他就愛上了翠翠，而儺送告訴天保他兩年前就愛上了翠翠，天保聽了后也吃了一驚。然而此時，當地的團總以新磨坊為陪嫁，想把女兒許配給儺送。而儺送寧肯繼承一條破船也要與翠翠成婚。

　　兄弟倆沒有按照當地風俗以決斗論勝負，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達感情，讓翠翠自己從中選擇。儺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過弟弟，心灰意冷，斷然駕船遠行做生意。

　　碧溪邊只聽過一夜儺送的歌聲，后來，歌卻再沒有響起來。老船夫忍不住去問，本以為是老大唱的，卻得知：唱歌人是儺送，老大講出實情后便去做生意。幾天后老船夫聽說老大坐水船出了事，淹死了……

　　碼頭的船總順順因為兒子天保的死對老船夫變得冷淡。船總順順不愿意翠翠再做儺送的媳婦。老船夫只好郁悶地回到家，翠翠問他，他也沒說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夾雜著嚇人的雷聲。第二天翠翠起來發現船已被沖走，屋后的白塔也沖塌了，翠翠去找爺爺卻發現老人已在雷聲將息時死去了…… 老軍人楊馬兵熱心地前來陪伴翠翠，也以渡船為生，等待著儺送的歸來。

　　創作背景

　　《邊城》成書于1934年4月，那正是沈從文愛情事業雙豐收的季節。1931年社會雖然動蕩不安，但總體上還是稍顯和平，這個時候中國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著人性的本質，沈從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過自己對湘西的印象，描寫了一個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給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條明路。人間尚有純潔自然的愛，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作品中女主人公翠翠的原型，是一個絨線鋪的姑娘。沈從文在行軍的途中，有一個叫趙開明的好友，在瀘溪縣城一家絨線鋪遇到了一個叫翠翠的少女，她長得俊秀。趙開明發誓要娶她為妻。17年后，沈從文乘坐的小船又停靠在瀘溪。他站在船頭上，回憶到翠翠的美麗形象，便朝絨線鋪走去，在門前意外地看到了一個和翠翠長得十分相似的少女，熟悉的眼睛、鼻子、薄薄的小嘴。沈從文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原來這是翠翠的女兒小翠。當年的翠翠嫁給了追求她的趙開明。這時她已死去，留下父女兩個。為了不打擾趙開明，沈從文沒有跟他打招呼，但感情上的震撼卻久久不能平復。翠翠，這個美麗、樸實的少女，他怎么也無法忘懷。1934年，他坐在院子里，在陽光下的棗樹和槐樹枝葉陰影間寫《邊城》時，翠翠的形象便躍然紙上。沈從文在《湘行散記·老伴》中提到：“我寫《邊城》故事時，弄渡船的外孫女明慧溫柔的品性，就從那絨線鋪子女孩脫胎而來。”

　　鑒賞

　　主題思想

　　《邊城》寄托著沈從文“美”與“愛”的美學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現人性美的一部小說。《邊城》極力謳歌的傳統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對于現代社會傳統美德受到破壞，到處充溢著物欲金錢主義的淺薄、庸俗和腐化墮落的現實而言的。《邊城》描寫的湘西，自然風光秀麗、民風純樸，人們不講等級，不談功利，人與人之間真誠相待，相互友愛。外公對孫女的愛、翠翠對儺送純真的愛、天保兄弟對翠翠真摯的愛以及兄弟間誠摯的手足之愛，這些都代表著未受污染的農業文明的傳統美德。作者極力狀寫湘西自然之明凈，也是為了狀寫湘西人的心靈之明凈。《邊城》寫以歌求婚、兄弟讓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態和人生的方式，都隱含著對現實生活中古老的美德、價值觀失落的痛心，以及對現代文明物欲泛濫的批判。作者推崇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藝術特色

　　《邊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詩和小品文的優美筆觸描繪了湘西特有風土民情。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細膩的心理描寫。心理描寫是對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感情等內心活動的描繪。或展開人物的美好心靈，或揭露人物的丑惡靈魂，以表現人物的精神狀態和性格特征。其方法多種多樣：或通過對話、獨白、行動、姿態、面部表情等直接剖析；或采用幻想、夢境間接揭示；或借助景物描寫、氣氛渲染及周圍人物的反映等側面烘托。本文有兩種方式：一是通過人物的幻想、夢境來披露人物心理。翠翠離奇的“胡思亂想”，讓人感到漸漸有了自己心理的少女的孤單寂寞，以及愛情的幼芽時心靈的躁動；翠翠“頂美頂甜”的夢境，展示出對朦朧愛情的甜蜜感受和潛意識里對愛情的向往。二是通過人物在特定環境下的語言、神態的描寫，形成強烈的暗示，誘使讀者從人物的語言、神態上去體味人物的內心奧秘。翠翠“帶著嬌，有點兒埋怨”地一再央求爺爺丟下渡船上的活回到她身邊，讓人感受到翠翠對爺爺的無比依戀之情。聽著爺爺唱的“那晚上聽來的歌”，“翠翠自言自語說：‘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則讓人感受到情竇初開的翠翠對甜美愛情的神往。

　　二是詩畫般的環境描寫。小說中的環境描寫，不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動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詩情畫意的氛圍中，而且為我們展示出湘西邊陲特有的清新秀麗的自然風光。在作者筆下，啼聲婉轉的黃鶯、繁密的蟲聲、美麗的黃昏、如銀的月色……奇景如畫，美不勝收。這些又都隨著人物感情世界的波動而自然展開。或是以黃昏的溫柔、美麗和平靜，反襯翠翠愛情萌動的內心的躁動、落寞和薄薄的凄涼；或是以柔和的月光、溪面浮著的一層薄薄的白霧、蟲的清音重奏，烘托翠翠對儺送情歌的熱切期待，以及少女愛情的純潔和朦朧。

　　作者簡介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湖南鳳凰縣人，漢族（其父為漢族），但有部分苗族（沈從文祖母是苗族）和土家族（沈從文母親是土家族）血統，現代著名作家（備注：雖然沈從文生活在當代，但是他的作品主要集中在1949年之前，所以只稱之為現代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說代表人物，筆名休蕓蕓、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邊境地區，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抗戰爆發后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建國后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1988年5月因心臟病突發，在其北京寓所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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