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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樓夕望招客》白居易唐詩鑒賞
鑒賞是對文物、藝術品等的鑒定和欣賞。人們對藝術形象進行感受，理解和評判的思維活動和過程。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寫我的家鄉征文，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江樓夕望招客
白居易
海天東望夕茫茫，
山勢川形闊復長。
燈火萬家城四畔，
星河一道水中央。
風吹古木晴天雨，
月照平沙夏夜霜。
能就江樓銷暑否？
比君茅舍較清涼。
白居易詩鑒賞
這首詩是長慶三年（823 ）夏天詩人在杭州刺史任時所作。
詩的前四句描述登樓遠眺時見到的景色。“海天東望夕茫茫”點有時間是傍晚。“茫茫”的意思有二，一是說明日暮時分模糊不清，二是形象曠遠的樣子。
聯系下文來看，兩個意思兼而有之。次句“山勢川形闊復長”即是對“茫茫”二字的具體化描繪。杭州浙江，即錢塘江的入海處，有龕、赭二山南北對峙如門，每至漲潮時節，江水由山門涌出，水勢兇猛，猶如萬馬奔騰，是古今中外聞名的勝景。這兩句是詩人登樓遠眺看到的遠景，意境闊大高遠。
“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是近景描寫。自中唐以后，東南一帶城市經濟繁榮， 杭州城外，人煙稠密，傍晚時分呈現萬家燈火的繁華，加之錢塘江內過往船只眾多，燈火閃爍，場面蔚為奇觀。這些都是詩人在江樓上俯瞰到的，是緊扣題目中的“望”字所言。
詩的頸聯則使人產生涼爽之感。風吹古樹，月照平沙，意境何等清新，而詩人用“晴天雨”、“夏夜霜”加以修飾，更可謂別致、新穎。風吹古木之聲音可比雨聲，古木落葉狀如雨點。雖然實際并無風雨，而身臨其境，已然有暑氣頓消之感。同樣，鋪灑在大地上的月光，皎潔晶瑩，宛如霜雪，更增添了夏夜的涼爽。因此詩人在詩歌的末句自問自答，請他的朋友來江樓消暑。
詩的頷聯和頸聯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而又對仗工整、自然，為全詩增添了不少光彩。
白居易簡介及個人作品介紹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又號稱香山居士，河南鄭州新鄭人，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祖籍山西、陜西、出生于河南鄭州新鄭，葬于洛陽。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坐落于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作品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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