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憶江南江南憶原文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鄭。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分享的白居易憶江南江南憶原文，希望大家喜歡。

　　原文：

　　憶江南·江南好

　　唐代：白居易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譯文

　　江南的風景多么美好，如畫的風景久已熟悉。春天到來時，太陽從江面升起，把江邊的鮮花照得比火紅，碧綠的江水綠得勝過藍草。怎能叫人不懷念江南？

　　注釋

　　⑴憶江南：唐教坊曲名。作者題下自注說：“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按《樂府詩集》：“‘憶江南’一名‘望江南’，因白氏詞，后遂改名‘江南好’。”至晚唐、五代成為詞牌名。這里所指的江南主要是長江下游的江浙一帶。

　　⑵諳（ān）：熟悉。作者年輕時曾三次到過江南。

　　⑶江花：江邊的花朵。一說指江中的浪花。紅勝火：顏色鮮紅勝過火焰。

　　⑷綠如藍：綠得比藍還要綠。如，用法猶“于”，有勝過的意思。藍，藍草，其葉可制青綠染料。

　　賞析:

　　白居易曾經擔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兩年，后來又擔任蘇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白居易的青年時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蘇杭，應該說，白居易對江南有著相當的了解，故此江南在白居易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當白居易因病卸任蘇州刺史，回到洛陽后十二年，白居易六十七歲時，描繪下了這三首憶江南，可見江南勝景仍在白居易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幾個字來概括江南春景，實屬不易，白居易卻巧妙地做到了。白居易沒有從描描繪江南慣用的“花”、“鶯”著手，而是別出心裁地從“江”為中心下筆，又通過“紅勝火”和“綠如藍”，異色相襯，展現了鮮艷奪目的江南春景。異色相襯的描描繪手法，在大詩人杜甫的詩里常常可見，如“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兩種不同的顏色互相映襯，使詩意明麗如畫。白居易走的也是這條路，從白居易的詩里也可見端倪，“夕照紅于燒，晴空碧勝藍”、“春草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筆下，從初日，江花，江水之中獲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襯的手法而形成了人們想象中的圖畫，色彩絢麗耀眼，層次豐富，幾乎無需更多聯想，江南春景已躍然眼前。

　　江南憶描繪江南春色，首句“江南好”，以一個既淺切又圓活的“好”字，攝盡江南春色的種種佳處，而作者的贊頌之意與向往之情也盡寓其中。同時，唯因“好”之已甚，方能“憶”之不休，因此，此句又已暗逗結句“能不憶江南”，并與之相關闔。次句“風景舊曾諳”，點明江南風景之“好”，并非得之傳聞，而是作者出牧杭州時的親身體驗與親身感受。這就既落實了“好”字，又照應了“憶”字，不失為勾通一篇意脈的精彩筆墨。三、四兩句對江南之“好”進行形象化的演繹，突出渲染江花、江水紅綠相映的明艷色彩，給人以光彩奪目的強烈印象。其中，既有同色間的相互烘托，又有異色間的相互映襯，充分顯示了作者善于著色的技巧。篇末，以“能不憶江南”收束全詞，既托出身在洛陽的作者對江南春色的無限贊嘆與懷念，又造成一種悠遠而又深長的韻味，把讀者帶入余情搖漾的境界中。

　　擴展：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鄭。白居易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書，封馮翊縣侯。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人物生平

　　出生亂世

　　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鄭的一個“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鄉便發生了戰爭。藩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余州，戰火燒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歲時，任鞏縣令的祖父卒于長安，緊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戶參軍授徐州彭城縣縣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與徐州刺史李洧堅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別駕，為躲避徐州戰亂，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離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離度過了童年時光。而白居易聰穎過人，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的，頭發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罷校書郎。同年四月試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及第，授盩庢縣（今西安周至縣）尉。807年，任進士考官、集賢校理，授翰林學士。808年任左拾遺，迎娶楊虞卿從妹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戶部參軍，811年母親陳氏去世，離職丁憂，歸下邽。814年回長安，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任左拾遺時，白居易認為自己受到喜好文學的皇帝賞識提拔，故希望以盡言官之職責報答知遇之恩，因此頻繁上書言事，并寫大量的反映社會現實的詩歌，希望以此補察時政，乃至于當面指出皇帝的錯誤。白居易上書言事多獲接納，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憲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絳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奈。”李絳認為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勸諫憲宗廣開言路。

　　貶謫江州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張嚴緝兇手，被認為是越職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誹謗：母親看花而墜井去世，白居易卻著有“賞花”及“新井”詩，有害名教。遂以此為理由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至江州與白居易相聚。當白居易被任命為忠州刺史時，白行簡也一同與兄長溯江而上。途中與元稹相遇于黃牛峽，三人相游之處被稱為三游洞。在忠州任職的時間，白居易在忠州城東的山坡上種花，并命名此地為“東坡”。同年冬，被任命為忠州（今重慶市忠縣）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長安，任尚書司門員外郎。

　　白居易的母親雖因看花墜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許多詠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紀錄，新井詩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詩今已失傳），可見此事不能構成罪名。他被貶謫的主因，很可能與他寫諷諭作品而得罪當權者有關。貶謫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他以“兼濟”為志，希望能做對國家人民有益的貢獻；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漸漸轉向“獨善其身”，雖仍有關懷人民的心，表現出的行動卻已無過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雖不得志，大體上仍能恬然自處，曾在廬山香爐峰北建草堂，并與當地的僧人交游。

　　任職蘇杭

　　清代三十六詩仙圖卷之白居易820年冬，轉任主客郎中、知制誥。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緋色朝服，（緋色即朱色，為五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轉上柱國，又轉中書舍人。822年，白居易上書論當時河北的軍事，不被采用，于是請求到外地任職，7月被任命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內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績。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秋天至洛陽，在洛陽履道里購宅。825年，被任命為蘇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職，后與劉禹錫相伴游覽于揚州、楚州一帶。

　　在杭州刺史任內，見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決杭州人飲水問題。又見西湖淤塞農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積湖水，以利灌溉，舒緩旱災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錢塘湖石記》，將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與注意事項，刻石置于湖邊，供后人知曉，對后來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響。離任前，白居易將一筆官俸留在州庫之中作為基金，以供后來治理杭州的官員公務上的周轉，事后再補回原數。當這筆基金一直運作到黃巢之亂時，當黃巢抵達杭州，文書多焚燒散失，這筆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兩岸栽種有楊柳，后世誤傳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稱之為白公堤。事實上這道“白堤”在白居易來杭州之前已存在，當時稱為“白沙堤”，且見于白居易的詩作之中。

　　當白居易在杭州時，元稹亦從宰相轉任浙東觀察使，浙東、杭州相去并非太遠，因而二人之間有許多往還的贈答詩篇。當白居易任滿離開杭州時，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編成《白氏長慶集》五十卷。

　　在蘇州刺史任內，白居易為了便利蘇州水陸交通，開鑿了一條長七里西起虎丘東至閶門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簡稱“山塘街”。

　　成就

　　官場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歷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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