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人物形象及評價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鄭。白居易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下面是小編整理的白居易人物形象及評價，一起來看看吧。

　　人生哲學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里，描述他的人生哲學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認為應當堅守自己的理想，以等待適當時機到來。當時機來臨時，就要努力實踐自己的理想，反映在詩文上，就是“諷諭詩”的創作;時機沒有來臨，就好好修養自己，反映在詩文上，就是知足保和的“閑適詩”的創作。

　　白居易的個人修養，可用“知足”二字概括。陳寅恪認為白居易的“知足”思想，是源于老子“知足不辱”的想法。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也常表現在詩文之中，例如當他擔任校書郎時“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余”，其后官職調動而調整俸祿時，白居易也多有詩文記載，大多也都能反映其知足常樂之情，例如：任左拾遺“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任太子賓客分司“俸錢八 九萬，給受無虛月”、任太子少傅“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閑人”，退休(致仕)后領取半俸“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余”“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從最初的月俸一萬六千錢，至最高的月俸十萬錢，以及退休后的月俸五萬錢，白居易大多都表現出知足的心態。即使是被貶謫至江州司馬，處于極不得志的時期，他仍能說出“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以此自我寬解。

　　交友

　　白居易與元稹是好友，兩人對于詩文的功能有相似的認識，故而成為新樂府運動的戰友;同時兩人作詩才能相匹敵，因而常以唱和為戲。白居易曾用“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來形容兩人的交情。白居易晚年常居洛陽，與劉禹錫時常唱和往來。

　　風流韻事

　　唐時社會風氣開放，官員宴飲之時以歌妓陪伴的風氣興盛，當時政令風氣與后世大不相同。白居易曾蓄有多名歌妓，最出名的是樊素，見于《舊唐書?白居易傳》。白居易本身對歌妓并不忌諱，關于歌妓的描述常見于他的詩歌之中，如《與元九書》、《對酒吟》、《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游，戲贈五十韻》等。白居易好友元稹、劉禹錫相互贈答詩文中，亦有關于歌妓的描繪：如元稹曾邀白居易的歌妓商玲瓏至越州，商玲瓏返回時，元稹并有詩贈白居易。白居易杭州刺史卸任后，曾帶杭州的歌妓回洛陽，這些歌妓后來返回杭州，劉禹錫曾有“其奈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的詩句描繪這些歌妓對白居易的思念。

　　白居易與歌妓的往來，也使他受到許多批評。宋朝的龔明之認為白居易與歌妓來往，代表他荒廢政務。曾因胡風事件而廣受爭議的舒蕪，指責白居易狎妓是不尊重女性，引起廣泛討論。石繼航認為這些對白居易的指責“大有斗倒批臭之勢”，且舒蕪引用時看錯字，可能因此而造成解讀上的誤解。石繼航并且指出白居易與家妓樊素和小蠻感情良好，雖未知有否越軌事，然即使有，亦非狎玩，可說是兩情相悅，故而白居易與妓之事，實非重要，且其時文人幾乎皆有，不應獨責白居易。晚年白居易將所有的歌妓放還，作了許多回憶的詩文，對這些歌妓多充滿了濃厚的念舊之情。蘇軾晚年被貶謫時，曾經嘉許王朝云能“不似楊枝別樂天”，愿意隨著自己前往嶺南。由此亦可見至少在宋朝，大多文人不將養歌妓視為卑猥之事。

　　民間形象

　　宋朝僧人惠洪在《冷齋夜話》記載：“白居易每次寫詩，都讓一位老太太先讀。老太太能讀懂，則將詩收錄下來;若不能讀懂，則改寫其文句。因此唐末的詩鄙俗而多俚語。”關于這一則記事，歷代不少人懷疑其真實性，例如《唐宋詩醇》、胡適、葉慶炳。然而胡適、葉慶炳亦引述這則記事，作為白居易有意以口語入詩的旁證。可能也是因為白居易詩歌具有淺顯為大眾了解的特性，張為在《詩人主客圖序》中稱白居易是廣大教化主。

　　唐代對白居易評價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詩：“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此詩可作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白居易的詩文流傳很廣泛，然而歷代對其評價則不一致。元稹評價白居易的詩文：“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為多矣。夫諷諭之詩長于激，閑適之詩長于遣，感傷之詩長于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于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于情，賦、贊、箴、戒之類長于當，碑、記、敘、事、制誥長于實，啟、奏、表，狀長于直，書、檄、詞、策、剖判長于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對白居易推崇備至。然而杜牧為李戡所作的墓志銘，就記載了李戡對元、白的批評：“詩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于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后世許多人批評杜牧自己的“淫言媟語”也非常多，為白居易抱不平，甚至認為杜牧是假托李戡之言，挾怨報復。然而亦由此可見在唐代，對白居易的評價已有不一致的狀況。

　　五代、宋元對白居易評價

　　新、舊唐書對于白居易的評價亦有不同。舊唐書對于白居易的文學成就給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于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于自得之場，置器于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新唐書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又說：“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于詩，它文未能稱是也。”然而新唐書對白居易的人品則給予極高的肯定：“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鳴呼，居易其賢哉!”這種評價的變遷可能與宋代古文運動的興起有密切的關系。

　　蘇軾對白居易的評價也有不一致處。蘇軾曾提出“元輕白俗”的說法，對元白的詩風頗有微詞。然而后來卻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蘇軾對白居易的詩作，也有“白公晚年詩極高妙。”的評語。

　　遼朝皇帝曾親自將白居易的諷諭詩翻譯為契丹文字，命臣子閱讀。金代，元好問對白居易的詩作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并州未是風流域，五百年中一樂天。”在《論詩三十首》“一語天然萬古新”句下，元好問自注：“陶淵明，晉之白樂天。”

　　明清對白居易評價

　　明代后七子的王世貞、清代神韻派的王士禎不喜愛白居易的詩作。

　　相對的，公安派的三袁對白居易的評價相當高。袁宗道以“白蘇齋”為齋名，并有《詠懷效白》的詩作;袁宏道將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相提并論;袁中道亦贊同兄長們的意見。清代主張性靈說的袁枚亦給予白居易極高的評價。此外，清乾隆皇帝敕編的《唐宋詩醇》對白居易的詩文與為人均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白居易“實具經世之才”，并認為官員應以白居易的詩“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作為座右銘。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對白居易、元稹等的生活方式、政治態度、道家學問甚持批評。說到白居易、元稹等沉迷于酒肆嬉游書畫詩歌，雖然稱名士，實則非國家之棟梁、君王之心膂。“此數子者，類皆酒肉以溺其志，嬉游以蕩其情，服飾玩好書畫以喪其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則不足以厭其所欲。而精魄既搖，廉恥遂泯，方且號于人以為清流之津逕，而輕薄淫泆之士樂依之，以標榜為名士。如此，而能自樹立以為君之心膂、國之楨干、民之蔭藉者，萬不得一。”

　　中國近現代對白居易評價

　　胡適贊揚以白居易與元稹為領袖的文學革新運動，認為可以達到以詩歌造成輿論，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為陳獨秀與胡適提倡新文學運動，在提倡白話、不避俗字俗語的風氣下，白居易的詩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陳寅恪、劉大杰、錢基博等，都給予白居易極高的評價。然而錢鍾書對白居易的評價則不高。

　　日本對白居易評價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評價。平安時代，菅原道真寫漢詩，當時渤海國的人見道真的詩，認為與白居易的詩很像，這評語令道真很高興，還特別記載下來，引以為榮。

　　主要成就

　　官場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歷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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