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閑適詩詞藝術魅力
白居易閑適詩詞藝術魅力是什么呢?大家從白居易的詩中可以領略到魅力。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把自己的詩詞創造分為四類：諷喻、閑適、感傷和雜律。然而仔細分析，除諷喻外，閑適、感傷和雜律實為一類乃閑適詩也。這三類作品，雖然在表現手法上各有特色，但在內容上卻互為貫通，都是詩人在四十歲以后被貶江州司馬抑郁不得志時書寫內心苦悶的作品。
那么是否白居易閑適類的詩作，真的只是其“獨善其身”時的無奈嘆息呢?
首先，從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所走過的創作道路來看。白居易主要生活在中唐年間。當時唐王朝已日漸衰弱，內則藩鎮割據，宦官擅權;外則回紇、吐蕃不斷侵擾。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白居易作為一個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現實主義的杰出作家，其作品反映出來的思想內容也必定是對現實的觀照與反映。因此，就產生了他的作品中最具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的諷喻詩、閑適詩。具體來看：
當他在“勿輕直折劍，猶勝曲金鉤”(《折劍頭》)、“正色摧強御，剛腸嫉喔咿”，(《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勇敢的戰斗，不怕犧牲，敢于直言上書時，卻遭到統治階級的貶官命運。正如白居易自己所說：“是非不由己，禍患安可防。”(《雜感》)他只得滿懷凄楚的心情離開長安。一種壯志未酬，卻“窮巷途盡，愛莫能助”的心情油然而生，轉而不愿意在污濁中隨波逐流而寄情言志于山水之中。也就在此時，他“兼濟天下”無情批判的諷喻詩，轉而被“獨善其身”的閑適詩所代替。但這種閑適并不全像史家所說的超然脫俗之閑適，而是詩人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無可奈何的閑適。也是詩人清廉自潔，不愿與污濁的社會同流合污的閑適之言，無聲的吶喊之言!
其次，從詩人認為文藝的社會功用在于——“為民”的文藝觀來看。白居易認為文藝的作用，就在于它能“輔察時政”“瀉導人情”、“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他認為“為君”和“為民”是一回事。且明確提出詩歌必須為人民說話，反映人民的疾苦。也就有了他的“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觀。他的詩不只是單純的語言通俗易懂，更重要的是其詩歌的內容不但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還體現了人民的'心聲，因而他的作品深受人民群眾喜愛。由此，樂天把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推向了“為民”的高峰，也正是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白居易才創作出具有較高藝術和社會價值的詩作。雖然他的閑適詩的批判鋒芒不及諷喻詩那樣直率、辛辣，但是作為一個現實主義傳統手法的繼承者，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無論其遭受到怎樣的打擊，現實主義始終是他創作的主要基調。
然而，同樣為現實主義繼承者的詩人杜牧，神韻領袖王士禎卻對白居易的作品大肆攻擊，認為樂天的詩或為“淫言”(指《長恨歌》《琵琶行》);或為“無神韻”。歷代評論家對他的詩作(諷喻詩除外)無論從思想內容，還是藝術價值都予以徹底地否定。
下面，筆者就中學語文課本中出現的白居易的作品及他同時期的同類詩作試做進一步的探究：
一.書寫坎坷遭遇 詠嘆幽愁暗恨
元和十一年，白居易遭小人排擠，被貶江州做了一名司馬，照唐代官制，州司馬是刺史下面的輔助官，實際上無事可干。作為一名急于“兼濟天下”的詩人，白居易的心中充滿了憂苦，然而“憂憤出詩人”，就在這郁郁不樂的歲月中，用手中的筆寫下了唱絕千古的《琵琶行》。
在詩中作者塑造了一位昔日歡樂的歌妓少女，而今憂愁難解的商人少婦的形象。詩人對于這個歌妓由歡樂而悲涼的身世遭遇不僅同情，更重要的是聯系到自己的貶謫生活做對照，看起來似乎比擬不倫，實為詩人想借這個歌妓的形象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社會摧殘婦女的罪惡，同時也將自己不幸的遭遇和失意的心情傾泄出來，以示抗議!
詩人自己被貶謫在江州的寂寞生活，苦悶的心情，與琵琶女在感情上起了共鳴，雖然自己與琵琶女的地位不同，但是命運相同，都屬于被封建社會拋棄的人物。詩人是在政治上被拋棄，而琵琶女則是在生活上被拋棄，自然使作者發出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慨!這既是當時封建專制下清廉、正直的中國文人悲劇命運，也是當時下層勞動人民，特別是下層婦女悲慘命運的真實寫照!
正是有了如此坎坷的遭遇，如此太多的離別與苦悶，詩人才能在殘酷與失敗中，冷靜地思考，深刻地反思;以一句唱絕千古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向黑暗社會發出了憤怒的吶喊!
二.借景抒情 借事詠懷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是陶潛歸隱后所描述的田園之趣，如此恬靜、祥和，確實是一個真正隱者淡泊心志的真實寫照。然而縱觀陶潛一生，卻是時而出仕，時而歸隱。每一次隱逸，卻又是每一次出仕的前奏。這實乃中國文人普遍的文化心態：儒道互補，仕隱相隨，兼濟與獨善交替。白居易作為一個現實主義流派的繼承者，也不外乎如此，如唱絕千古的《長恨歌》。
詩中作者借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故事，在如癡、如嗔、悵恨不已的哀怨中，警世喻今。《長恨歌》從詩歌語言來看，流暢優美，通俗易讀。在描寫中，有時僅用一兩個字，打上一個比方就把人物及場面寫活了，如“回眸一笑”、“芙蓉如面柳如眉”。不僅寫出了楊貴妃貌美多情，也寫明和回答了“君王不早朝”乃唐玄宗作為人的本性———崇美的真實顯現。再從文采和格律來看，文辭艷麗，對仗工整。如“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因此，無論從思想和藝術價值來看，《長恨歌》在中國文學史的殿堂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又如他的《錢塘湖春行》無論藝術價值和思想意義也值得令人稱道。
此詩作于長慶三年，樂天被貶杭州游西湖時所作。西湖是中國文人描繪最多的景點之一，如東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贊美，而樂天的《錢塘湖春行》卻以西湖的春景入手，把冬盡春來，萬物復蘇，一片生機蓬勃的景象，描繪得恰到好處。使人在不事雕琢的刻畫中，體味到了融合怡蕩的春意。
但從《錢塘湖春行》的背景來看，樂天新近被貶，心緒難平，適游西湖春景，故借景抒情。詩中的湖光山色、新燕淺草等引發了詩人的興致，但深入體會詩中的“行不足”、“最愛”，則感到自有其不同的興寄。早春降臨之際是大地復蘇，萬象更新，在這里豈止萬物生機勃勃，人們亦將為之精神振奮，充滿信心。“亂花”之后必然是姹紫嫣紅，“幾處”之后必然是處處鶯歌燕舞……這種美好的前景，誰又不心向往之呢?因此在這首寫景詩中，我們難道不可以理解為這是樂天借景所喻嗎?“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這就是樂天所要表達的主旨：借生機盎然的春意，表達自己雖遭被貶，但仍然樂觀、積極向上，以及滿懷兼濟天下的雄心壯志!
三.閑言中的憂傷感 閑適中的不平靜
在白居易的詩歌創作中，隨著自己政治生涯的起伏跌宕，再加上儒、道互補的文化心態的積淀影響，詩歌的創作思想也沿著“兼濟”、“獨善”水乳交融的方向發展。入世是敢于直諫，勇于斗爭;閑適時也仍以國家、人民的命運為己任。一種強烈的“濟世之志”猛然撞擊著“知足保和”的獨善，于是在祥和、寧靜的困言中透出了作者為國家之前途而憂慮，為民生之疾苦而吶喊，不再甘于沉默的爆發。
在《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詩中，詩人自四川順長江而下，出巫峽，看到洞庭湖的泛濫，想到夏禹治水的功績，因而有感而作。在詩中作者把傳說與現實結合起來，通過對湖水侵蝕農田的描寫，對大禹的懷念與歌頌，斥責了唐王朝不關心人民的疾苦，只顧著爾虞我詐，爭權奪利的腐朽專制，從而把自己憂國憂民的心緒表現出來，充滿了積極進取的浪漫主義精神。
正當在為國家前途、人民命運大聲疾呼、勇敢戰斗的時侯，歷史的車輪又在其詩歌創作的道路上，悄然軋上了一道深深的痕跡。元和十五年，憲宗暴死，穆宗即位。這時李德裕、牛宗閔兩個官僚集團互相傾軋。加之穆宗的荒淫，不恤政事。一時朝綱混亂，人心思危，政治清明之期遙遙無望。樂天多年“兼濟天下”的抱負，在上下求索中被無情的現實淹沒了。多年的謫居生涯，仕途上的腥風血雨，使他泯滅了對黑暗腐朽的統治階級所抱的最后一絲幻想，終于在太和三年退隱洛陽。
當年“無輕直折劍，猶勝曲金鉤”的壯志，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淹沒在懼怕卷入黨爭的漩渦。然而一件偶然的變故，使樂天走出了思想的困惑，以昔年“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豪情，撕開了閑適中的寂靜，以悲涼慷慨的風格，呈現出年華雖逝，壯志依然奮發。
武宗會昌二年(838年)，白居易的知交加詩友劉禹錫病逝。為了紀念自己的老友和抒發此時的心緒，樂天寫下《哭劉尚書夢得兩首》悼亡之作，在詩中，樂天借對劉禹錫的懷念，抒發了時光易逝、圣賢易老的惆悵，在悲憤的氣氛中流露出英雄落寞的孤寂。然而詩中“杯酒英雄君與曹，文章微婉我知丘”，寫出了君即曹操，我即孔丘的豪邁之情。這是不甘沉淪于黑暗現實的昂揚之情，也是向黑暗發出挑戰的吶喊之言。這就是白居易閑言中的幽傷感，閑適中的不平靜所表現出來的藝術魅力。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樂天從始至終走的都是一條為國為民及為個人前途憤懣、吶喊的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樂天溶進了自己的思想感情，用手中的筆，口中的言，寫下了對黑暗社會不滿與譴責的現實主義詩作。故而他的閑適詩，雖在斗爭的鋒芒上弱于諷喻詩，但并沒有如史家所說的那樣一味地走上“樂天知命，知足保和，明哲保身”的消極道路，而是在失去斗爭陣營的閑適中，用洗己的心和筆，寫下了對統治階級的憤懣之情和憂國憂民的濟世之志。這就是在閑適外衣下所包含詩人品格“清廉潔白，毅然有所自立”的閑適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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