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應是存在的不二法則

　　故事：奇思妙想還是環境使然？

　　我們每天旅行用的輪式拉桿箱是哪一年發明的？

　　真實的答案一定出乎你的意料，是在1987年，而它被申請專利批量生產則是1991年的事情了。換句話說，人類在實現登月近30年后，我們才用上了拉桿箱。

　　很多人會把拉桿箱作為人類靈光一現創造力的案例，你看，沒有巧妙而靈光一現的構想，我們可能今天也用不上這么便捷的東西。

　　然而你可能會懷疑這個觀點，往箱子上加輪子這么簡單的事情，古往今來這么多人就沒想到過嗎？顯然不是，就在拉桿箱普及的20年前，就有人申請過類似的專利，但卻在市場上沒有任何反響。

　　實際上在70年代以前，機場的規模很小，大部分坐的起飛機的人可以直接開著車進機場，登機口與換登機牌的地方很近。火車站呢？搬運工與隨處可取的輪式推車讓有一個掛著四個輪子的箱子也顯得多此一舉。更何況在70年代以前，塑料與鋁制稱重小輪并不普及，為了一個很短的路途，而要付出額外好幾公斤的重量，確實得不償失。而在80年代90年代之交，更大的機場與更輕的承重輪普及，為拉桿箱掃清了技術與市場的障礙。

　　所以你看，離開了技術與市場的大環境，再聰明的才智也無用武之地。

　　每項電力發明后都站著好幾位發明者

　　燈泡既可用來比喻發明創造，本身也是一項漂亮的發明創造。它為數十億人帶來了廉價的光明，照亮了黑夜，驅散了寒冷；它淘汰了蠟燭和煤油的煙火風險；它讓更多的孩子接觸到了教育。當然了，刑訊逼供時也會用到電燈泡，但我們姑且還是保持正面態度，感謝托馬斯·愛迪生的貢獻吧。

　　假設說，托馬斯·愛迪生還沒想到燈泡的點子之前就觸電身亡了，歷史會完全不同嗎？當然不會。會有其他人想出這個點子來的。而且，的確也有其他人想出了這個點子。在英國，我們愛把紐卡斯爾的英雄約瑟夫·斯萬（Joseph Swan）稱為白熾燈泡的發明者，這可不是胡說八道。他展示了自己稍早于愛迪生的設計，兩人還通過成立合資公司來解決爭議。俄羅斯人則把發明燈泡的榮譽歸于亞歷山大·洛地均（Alexander Lodygin）。

　　事實上，根據羅伯特·弗里德爾（ Robert Friedel）、保羅·以色爾（Paul Israel）和伯納德·芬恩（Bernard Finn）合著的發明史，有不少于23人在愛迪生之前發明出了某種形式的白熾燈泡。雖然許多人不以為然，但一旦電力成為常態，燈泡就不可避免地會發明出來。愛迪生當然是天才的發明家，但他并非不可取代。再舉個例子，伊萊莎·格雷（Elisha Gray）和亞歷山大·格雷厄姆·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是在同一天申請的電話專利。就算其中一人在前往專利局的路上被馬，歷史也基本上還是那個樣子。

　　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發明和發現都曾同時出自不同人之手，為此還令得競爭對手們憤怒地互相指責，都說對方盜竊了知識產權。《電的時代》（The Age of Electricity）一書作者帕克·本杰明（Park Benjamin）指出，在電力時代之初，“任何一項重要的電力發明，都曾有一個人以上的人宣稱是原創者。”

　　只有一個牛頓和愛因斯坦嗎？

　　愛因斯坦也不是獨立的發現者。他1905年整理為狹義相對論的設想，已經有其他人想到了，尤其是亨利·龐卡萊（Henri Poincare）和亨德里克·洛倫茲（Hendrik Lorentz）。雖然這無損愛因斯坦的天才。

　　毫無疑問，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快、更深刻地得出了結論。但無法想象，在20世紀上半葉，沒了愛因斯坦，相對論會長時間地無人發現；就如同無法想象，在20世紀下半葉，遺傳密碼會長時間地無人發現。直到今天，人們仍然為1953年雙螺旋的發現感到困擾，認為太多榮譽落到了最初解開這一結構的兩個人身上，而那些為獲得這一洞見付出辛苦努力的人卻遭到了忽視。

　　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闡述雙螺旋結構時，這樣提到搭檔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要是詹姆斯被網球給砸死了，我有理由相信，我恐怕無法一個人解決這一結構。可誰又能呢？”候選人其實很多：莫里斯·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羅莎琳·富蘭克林（ Rosalind Franklin）、雷蒙德·葛斯林（Raymond Gosling）、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思文·佛伯格（Sven Furberg），等等。雙螺旋和遺傳密碼不會長時間保持神秘的。

　　科技是怎樣發展的？進化！

　　技術與生物之間的相似性并不僅僅局限于兩者都有著改良的血統，兩者都通過試錯來演變。生物和技術都可概括為信息系統。人體是DNA內置信息的表達，“信息”的非隨機排列，也就是“信息”的表達（與熵相對）；蒸汽發動機、燈泡或軟件包，同樣是有序的信息片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技術是生物演變的外延——對隨機的世界施加了信息秩序。

　　此外，越來越多的技術形成了類似生物實體的自主性（自主性，是迄今為止生物的特點）。布萊恩·阿瑟認為，技術在攝取、發散能量維持自身的同時，有著自組織，實際上能夠復制繁殖，還能對環境做出響應和適應，故此，有資格說它是活的生物體，至少，如果珊瑚礁可視為有生命，技術亦然。當然，它離不開動物（人）的建立和維護，但珊瑚礁也一樣。再說了，誰知道呢，說不定有一天技術就不再需要人，能夠自我建立和維持了。

　　在凱文·凱利看來，“技術元素”（technium，凱利用它來稱呼構成人類社會集體機械的演變生物體）本來就是“一種極為復雜的生物體，經常按照自身沖動行事。”它“想要的東西，和所有活體系統一樣：自身的延續。”到2010年，互聯網的超鏈接已經和大腦突觸差不多了，而互聯網內部進行的竊竊私語，也有極大的比例來自設備（而非人）之間。想要關掉互聯網，基本上已經不可能。

　　把技術視為一種演變中的自主實體，不斷進步——這種新的觀點有著驚人的含義。在這個過程中，人不過是顆走卒。是創新的浪潮將我們攜卷而走，而不是我們推動創新的浪潮。技術自然會找到發明它的人，而不是反過來。

　　作品簡介

　　《自下而上：萬物進化簡史》，[英] 馬特·里德利 著，閭佳 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7年7月

　　一談到歷史，我們總把功勞歸于英雄。認為歷史是少數人創造的：認為改變國家的是政客；實現科技進步的是科學家和發明家。但本書作者馬特·里德利卻認為這是錯的：歷史不是“自上而下”創造的，而是像生物進化一樣，受環境制約，自發“自下而上”漸進演變而來的。歷史人物不過是當時離這些科技、政治成就最近的人，沒有牛頓，也會有其他人提出萬有引力；沒有華盛頓，美國遲早也會獨立。因此本書也提出了一些犀利的觀點，諾貝爾獎是否真的公平？專利制度是否在保護科技進步？限制人口增長是否真的能帶來經濟增長？同時本書還包含了很多有意思的社會演化故事，比如婚姻制度是怎么來的，我們約定俗成的道德是怎么來的，語言怎么變成今天的樣子。是本生動有趣，而且能改變我們錯誤認識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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