蠶的歷史文化手抄報資料

　　蠶，不是小伙伴都知道，但蠶的歷史文化你又了解多少？以下是小編整理收集的關于蠶的歷史文化手抄報資料，歡迎閱讀！

　　我國養蠶歷史已很悠久，據說是黃帝軒轅氏元妃西陵嫘祖教民養蠶，后人即奉她為神。杭州湖州一帶稱為嫘祖娘娘，并建有蠶神廟。絲織也有神，奉軒轅氏黃帝。杭州有三處機神廟，明代建于慶春紡東園巷稱中機神廟，涌金門又建一所，稱上機神廟，艮山門石弄口又建一所，稱下機神廟。每年春秋，機戶用隆重儀式祭祀機神。厲鶚《城東雜記》中收有《機神廟碑》。詳記興革事，碑曰：“物創于臣，功歸于帝，然則機有神，非伯余莫屬矣。”按伯余何許人也？有人認為即黃帝，亦有認為是黃帝的臣屬，按碑文則記機神為黃帝之臣伯余。乾隆六十年覺羅吉慶撰文，仁和縣事鄧云龍渤石于機神廟的《秩祀軒轅廟先蠶孝碑》，碑曰：“浙西杭嘉湖三郡蠶事之利侔于力田。……得機神廟于城東北隅，乃躬癸祭 矣。……因考先蠶之說不一，惟疏仡紀黃帝命元妃西陵氏如教民育蠶。則先蠶之神以西陵。”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蠶桑業的國家。浙江吳興錢山漾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絹片和絲帶，經鑒定為家蠶絲。以后在江蘇吳江梅堰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器物上又發現了蠶紋圖案。這些都說明長江流域的中國先民經長期采用野蠶絲的實踐，到了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已將野蠶馴化為家蠶，至今約有四五千年的歷史。黃河流域至今尚無確鑿的證據證明新石器時代已經有了蠶桑業，不過從種種有關跡象看來，黃河流域蠶桑業的起源也是很早的。

　　安陽殷墟出土過一只雕琢逼真的玉蠶，安陽武官村所發現的戈援上，殘留著絹紋和絹帛。甲骨文里已有了蠶、桑、絲、帛等象形字和祭祀蠶神的記載，說明在商代黃河流域已經有了相當發達的育蠶和絲織事業了。西周春秋時代的蠶桑事業，在《詩經》中有大量記載。再結合《左傳》、《史記》等文獻，可知今陜、晉、冀、豫、魯的黃河中下游地區蠶桑業已相當普遍。長江流域的蜀國、楚國和吳、越都有蠶桑、絲織業。

　　到了戰國秦漢時代各地絲織業得到進一步發展，形成了幾個主要產區：齊魯地區。齊魯盛產蠶桑，《禹貢》青州貢有蠶絲或絲織品。戰國時齊國絲織品舉世聞名，能“織作冰紈綺繡純麗文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齊（濟）陰之縑”、“亢父之縑”均為名產。《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設服官的僅二處，一處即齊國都城臨淄，名齊三服（春冬夏）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巨萬”，產品以刺繡為主。河南地區。其一產地中心在襄邑（今杞縣）至睢陽（今商丘）一帶。襄邑西漢置服官，以織錦為主。所謂“襄邑俗織錦，純婦無不巧”（《論衡·程材》），產品專供宮庭皇室享用。襄邑東南“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漢初灌嬰即睢陽販繒者。另一產地為今濮陽一帶的衛國舊地。《詩·衛風·泯》說“抱布貿絲”，說明絲已作商品進行貿易。《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兗州在河濟之間，正為衛國所在地。時稱衛（濮陽）、陶（定陶）為中原重要商業都會，可能與絲織業有關。楚國舊地。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河南信陽，湖北江陵、湖南長沙楚墓中出土了不少質地良好的絲織品。1957年長沙左家塘戰國楚墓中發現的一批絲織品中有各種顏色的絹和紋樣繁縟的紋錦。1972年長沙馬王堆漢墓一件素紗單衣，薄如蟬翼，同時出土的還有繡袍和彩帛。可見

　　戰國以來楚地的絲織工藝水平已達到了驚人的水平。成都平原。著名的產品是蜀錦。《西京雜記》載漢成帝曾下令益州留下三年稅輸，為宮廷織造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之。東漢時成都城內有錦宮城以貯錦。城內錦江即以濯錦而得名。

　　兩漢時代桑樹種植的北界大致在涇渭河中游、晉中和冀北永定河流域。魏晉開始，南北經濟文化交流加強，促使桑樹種植地域擴大。晉末平州刺史慕容廆向東晉求桑種，于是遼河流域也開始種植桑樹。不過那時種植桑除養蠶外，還有解決饑困的作用。東漢末年曹操、袁紹、劉備都曾以桑椹為軍糧。但主要還是為了育蠶。例如河北地區種植了大批桑樹，蠶絲業也十分發達。東漢末年開始按戶抽調，所謂戶調，即以絹、綿為對象。建安九年（204）令河北地區“戶出絹三匹，綿二斤”。后歷魏晉至唐代均實行戶調制，可知絲織業已成為普遍的家庭手工業了。

　　魏晉南北朝時黃河流域絲織業最發達的是河北地區。清河（今河北清河）的縑、總（絹的一種），房子（今高邑）的錦、纊（絲綿）均為上品（左思《魏都賦》）。其他如巨鹿、趙郡、中山、常山等郡出產的縑也為人們所稱道。《顏氏家訓·治家篇》云：“河北婦人織纴組訓之事，黼黻錦繡之工，大優于江東。”當時黃河流域絲織業較長江流域更為發達，長江流域最著名的是蜀錦。諸葛亮說：蜀漢“民貧國虛，決敵之資，惟仰錦耳”。當時江東尚未有錦，河北所產也不及蜀錦，故魏、吳二國都從蜀漢輸入蜀錦。

　　唐代絲織品主要產地在河北、河南、江南、劍南四道，即今冀、豫、魯3省和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下游的太湖流域和錢塘江流域。著名的產地有：定州（今河北正定）以產綾為主，趙州臨城（今縣）以產纊為主，揚州的錦被、錦袍為貢品，越州（今浙江紹興）以產綾、紗等織麗之物著稱，成都的蜀錦仍名聞于世。先秦以來蠶桑業一直比較發達的關中、河東地區，唐代開始漸趨衰落。

　　宋代以后黃河流域蠶桑、絲織事業逐漸走下坡路，雖河北、山東地區的蠶桑業仍保持著一定的發展勢頭，但就整個黃河流域而言已不及長江流域。探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契丹、女真南侵的破壞。史載契丹行軍“沿途民屋、園囿、桑柘，必夷伐焚蕩”，“御寨及諸營壘，唯用桑柘梨栗”（《遼史·兵衛志上》）。女真入居黃河流域，猛安謀克“不自耕墾，及伐桑棗為薪鬻之”（《金史·食貨志二》）。桑樹被大量砍伐，必然影響育蠶事業。二是靖康戰禍，北方大量人口南移，蠶桑紡織技術也隨之南移，大大加強了南方絲織業的技術力量。三是可能由于12世紀開始黃河流域氣候逐漸變寒，不宜蠶桑絲織業的發展。四是西北陸上絲綢之路的阻塞，海上域外交通的興起，刺激了南方絲織工業的發展。而長江流域的桑蠶、絲織業則空前繁榮。建康（今南京）、蘇州、杭州、成都等為南方絲織業中心。臨安城中出售南方各地的綺、綾、緞、錦，名目繁多，花色齊全。長江流域的絲織業無疑已超過了黃河流域。

　　元代滅南宋以前，賦稅中科差絲料大都以絲計兩，少見絲織品。滅南宋后，江南地區仍舊制夏稅折輸綿、絹等雜物。可見黃河流域織造和原料生產已經分化，農家多以育蠶繅絲為限。而元代南方的育蠶和栽桑的飼養、培植技術和工具都比北方先進。明洪武年間規定黃河流域數省的夏稅絹數共7.4萬余匹，比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的21.4萬余匹少了2/3，正是反映了元末的情況。

　　明清時期長江流域是全國蠶桑和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尤其是東南一帶，種桑育蠶幾為家家農戶的副業。育蠶繅絲以浙江湖州為全國之首。王土性《廣志繹》說：“湖州所產、絲

　　綿之多之精，甲于天下。”各地均來此收絲，獲利甚高，以致當地農村出現以蠶桑為主，以稻收為副的現象。絲織業則以蘇、杭、嘉、湖為中心的三吳地區為最。城鎮居民皆習機業，并出現了一批以絲織業為主的集鎮，如吳江震澤鎮、盛澤鎮、桐鄉濮院鎮、嘉興王江涇鎮等等。長江上游成都的蜀錦的地位已漸被三吳之產所替代，后經明末兵燹，成都的“錦坊盡毀，花樣無存”，更為衰落。四川唯保寧府（治今閬中）所產絲，“精細光潤，不減湖絲”，世稱“閬繭”，遠銷山西（《農政全書》）。福建沿海漳泉所織倭緞，絲質也來自川北保寧（《天工開物》）。黃河流域絲織業總體而言遠不及長江流域，但也有一些著名的產地。如山西潞安府（治今長治）所產潞綢，名聞宇內。其他如河北饒陽的饒綢、山東的魯綢、青州的羅紗、關中的秦緞、秦綾、秦縑、河南的汴綢、汴綾，均曾名噪一時。

　　明清以后對蠶桑、絲織業發展有一定影響的是植棉業和棉織業的興起。因為棉花比之蠶桑，“無采養之勞，有必收之效”。故一部分絲綿為棉花所替代，一部分絲織品為棉布所替代。絲織業產品向高檔發展，供應面當有所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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