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們的家散文

　　原來我住在她們對門的房間里，不久，我們四個湖南妹子同住一室，從此，此房就成了我們四人的家。一個四個姓氏、四種血緣，出生江南，來自農家，均為同學，親如姐妹，宿舍成了四位姑娘特殊的家。

　　我和陳潔的床鋪分別在進門的兩邊，她靠左邊走廊；我在右邊緊挨著火墻。因冬天床鋪離火墻太近，夜間睡覺過熱，我常把被子打掉，因此曾鬧過幾次重感冒。羅群和山東姑娘并排緊靠窗戶。李力在左側的里邊和我相對應。房間正中放著我們多年來在上面做夜校作業、寫家書和周末四人玩撲克的長條桌子。

　　玩撲克，我和陳潔是對門，已經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矩。記得，陳曾經提議：“將來我們分別時，這付撲克每人1/4，留作紀念！”四人一致贊同。哪知我于1957年12月，就這樣匆匆率先離開了她們，再也沒有返回沈陽。連我的工作調動手續和行李都是她們于1958年初幫我辦妥后郵寄到南方的。房間里最醒目地方，是羅群床的上方墻壁上掛有一根竹簫。這根竹簫從我們1953年初中畢業在衡陽分配相識時起，輾轉北京、天津、塘沽直至沈陽，像珍寶似的一直就攜帶在她身邊。而且不論搬到哪里，她總是把它掛在這個位置上。茶余飯后，周末或興致來了，她就往床上一坐，背部靠墻，兩腿自然彎弓，雙手的食指在竹簫的洞眼處來回的按動，面帶微笑，嘴唇緊挨著竹簫的洞上，吹出十分熟悉、十分悅耳和我們已經聽過多遍的曲子，回蕩在整個房間。

　　我和陳、李三人除愛好體育活動外，幾乎別無其他才藝可獻，只能當“索取”者了。我們能夠欣賞到羅群為我們送來輕松、歡快和溫馨的簫樂聲，不講令人陶醉，至少在我們緊張了一天工作、學習之余，可以放松各自的神經了。

　　我想，她成家之后，這根竹簫也一定給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帶來不少的愉快和歡樂！不知她是否還留著這根我們所熟悉的竹簫，如果還在，將來我們有機會重逢時再聽聽她曾演奏過的簫樂聲，定會使我們回憶起我們青年時代的美好時光。

　　我們四個除各自己的崗位盡心盡職上班外，其余的業余時間——上中專夜校、散步、看電影等幾乎都是集體行動。當然這種集體活動全是自覺自愿和自發的，不受任何約束。你完全可以獨立游玩或自行其樂。說來也怪，那時我們誰都不需要、也不愿意別開這個非常融洽、十分和諧、親如姐妹的小集體，而單獨行動。因為那時好像還沒有誰談情說愛，如果有的話，那也是紙上談兵罷了。

　　由于集體活動頻繁，隨之而來出現了現場開支，如出門乘車、進公園購票，小吃會餐等等，搶奪付款，都想買單，誰也不甘落后，沒人意愿當“吝嗇鬼”，總是爭先恐后，你搶我奪。一兩次無所謂，十次八次，長年累月的出現在現場，既不雅觀，也不是辦法。

　　姐妹四人中，陳的腦子轉得快，點子多，還是她想出的好辦法。

　　平常夜間入睡前，我們姿勢各異的半躺在各自的床頭上，談著當天的感受，甚至高談闊論起來。那日，陳潔是從半臥的姿勢突然的坐了起來，左手手腕半截埋在被窩理，右手在空中劃著弧，興致勃勃的說：“妹子們，我出個主意，今后我們集體出門活動，不管你掏錢，我出資，一律記賬，月底結算，平均分攤，省得你搶我奪，怎么樣？”我們三個異口同聲喊了出來“好！好主意！太好了！我們舉雙手贊同。”這個點子真棒！其實就是現在時髦的AA制，在西方國家家庭夫妻實行AA制，比比皆是，我們真笨，為什么就沒想到呢？一直被“你爭我奪”不雅場面困擾著我們，自打那以后，“你爭我奪”的局面自然消失了，解決了我們集體出行開支當中的大難題。不用推舉，陳自報奮勇成了我們這個家的財務會計。李可能由于年齡關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們的管家。諸如家鄉餐的炊具、食品、菜類等購物，她操勞最多。我和群屬于這個“家”里不管事的普通成員，享受著家庭里的幸福和溫暖。

　　我于1955年和1956年曾兩次因重感冒（后一次還轉為大葉性肺炎），她們叫來院部小轎車，把我送進了沈陽最大的醫院。住院期間，她們三人周末提著物品，來醫院看我。其中一次我印象最深，是羅群她捎來了我從未吃過的石榴，那又酸又甜的滋味至今難以忘懷。

　　陳一般叫我們只呼其名，省掉姓氏，聽起來熱呼呼的，倍感親切。“華，你穿著病號服，我們差點認不出你了！四人哈哈大笑起來。醫院走廊和病房的墻上貼有大“肅靜”的字樣立即映入了我們的眼簾，我們趕緊用手將嘴捂住，將聲音減到最低分貝。我笑著低聲說：“是呀！穿著這種‘禮服’，再精神的人，沒病也成了地道的病號了！”

　　這家醫療器械齊全，設備先進，有上千張床位的大醫院。按醫院規定，患者進院必須換上醫院統一蘭白相間的豎條長大褂，脫下自己的'衣服集中分袋保管，防止外界病菌帶入。醫院病號統一著裝耗資較大，在當時全國衛生界并不多。現在也很少。

　　我的病情只要稍有好轉，我就會“吵”著要求出院，為此我還寫過要求出院“申請和保證書”。記得醫生在我的出院通知書上寫著：“由于本人要求，提前出院。出院后建議繼續休息一周。”這時女伴們瞪著大大的眼睛，一個勁的瞅著我，口中無語，她們用目光在批評“你是個不聽醫生話的病號！”而行動上她們又非常歡迎我歸來極其矛盾的心里，我看在眼里，更記在了心里，這是姐妹們對我發自內心的呵護和關懷。她們知道，她們明白，我要求出院不為別的，只是一人呆在醫院不知有多寂寞、郁悶和無奈，我想姐妹們，我想這個集體，我想這個“家”而已。醫院里的寂寞，思鄉的愁云，回到這個充滿溫馨的“家庭”氣氛中，驟然得到了化解，這就是因為有了這個“家”的感覺，和家的味道。

　　人們只要提到家，不免會有一種親切的、和諧的、幸福的感覺，是溫馨的港灣。但是，人們又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因為唇齒相依，牙齒也有咬舌頭的時候，手足至親也難免磕碰。可我們這個“家”卻異樣，從1953年秋至1958年1700多個日日夜夜里，我們姐妹們從未紅過臉，也就是說，舌頭連牙也沒碰過，當然更談不上有什么難念的“經”了。

　　自我們姐妹婚后，就東南西北，各自一方。李、羅群在大西部的四川成都，還好她倆彼此不遠，可互相走訪。我和陳各在北京和南京，兩京之間，遠在千里，和成都相距，更是遙不可及，迢迢萬里！好在現在通訊先進，電話優先，見面視頻聊天。誰讓我們老年還趕上了科技發達的新時代，過上了幸福的晚年，世界變成了地球村，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盡管如此，我至今還十分留戀當年這個“家”，我非常懷念這個“家”，成了我心中永遠的家。（文中人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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