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9年7月,蘇軾在湖州任上,因烏臺詩案獲罪入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黃州。詩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蘇軾歷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后,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于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閑,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臺詩案為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后,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在題材上
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后其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 蘇東坡,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一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臺,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給孔文仲的詩里,他流露出對聲勢煊赫的官場的蔑視:“我本麋鹿性,諒非優轅姿。”不僅如此,他還替監獄里的犯人呻吟,替無衣無食的老人幽咽。他寫農村田園情趣時,他起的題目卻是《吳中田婦嘆》:“汗流肩赤栽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不及明年饑”;他在歌詠“春入深山處處花”時也寫農民的食糧,農民吃的竹筍沒有咸味,只因“爾來三月食無鹽”,直指朝廷的專賣壟斷;他寫被征調的人民挖通運河以通鹽船,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他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堯舜”,渴望有朝一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問:“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他輕狂:“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東坡行云流水之作引發了烏臺詩案。夢后的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在下棋時,他體悟到:“著時自有輸贏,著了并無一物”。在幽林靜山之間,他豁然開朗:“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耐客思家”。他不再執著于“奮力有當時志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當蘇軾遨游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感嘆,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只愿做一只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在文化上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獲得成功,即使有“歸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他渴望在沙場上一展雄威,“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時,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始終十分強勁。蘇軾在其政論文章中就曾一再闡發《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能動于改革,為變法搖旗吶喊 。 后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后,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是“肝膽非一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是 “鶴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志,“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一生仕宦起伏顛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出最最真實的慨嘆“惆悵東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并樂在其中。當太后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他終于可以乘一扁舟來往,“神游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露,蘇東坡和農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墻東人響屐。腐儒奮糲支百年.力耕不受眾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在風格上
第三,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益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拭的三百余首詞作,真正屬于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占蘇拭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有詞如“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斗尊前”鋒芒畢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獵》決不可“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板”來悠然而唱,而必須要“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并不占優勢,卻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游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占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雖然也有“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大悲嘆,但更多的卻是“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枝”的小惻隱,他逃離了仕途官場的蠅營狗茍,開始靜觀自然:“林斷山明竹隱墻,亂蟬衰草小池塘”;他越來越覺得文字難以承載內心之痛:“斂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他將自然與人化而為一:“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無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里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
編輯本段蘇軾詩詞前后期發生變化的原因
概述
木齋先生對于這個問題的論述已經十分精辟,現直接引用過來:“詩案對詩人的思想和創作不能不發生深刻影響。有人說,詩案是蘇軾一生的轉折點:蘇軾由當初的“奮厲有當世志”、“致君堯舜”,轉變為“聊從造物游”的藝術人生。案前,詩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靈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歸宿,發現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說,黃州時期.“蘇東坡精神寄托的對象從名利事業而暫時轉移到東坡,轉移到大自然。這就是對統治集團的一種疏遠,這不能不無它的積極意義”。詩案對于蘇軾,渾如一場惡夢。夢后的黃州貶謫生活,使蘇拭從具體的政治哀傷中擺脫出來,重新認識社會,重新評價人生的意義。” 現從先生的角度,將這一問題作一個小小的展開。
生活環境改變
首先,生活環境的改變是蘇軾作品發生變化的客觀原因。烏臺詩案之后,蘇東坡謫居黃州,遠離官場。在黃州,他在給好友章淳的信中寫道:“現寓僧舍,布衣蔬飲,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廩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擾。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余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我們可以看到在表層意義上蘇軾是謫居黃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謫居與其他人又不一樣。他“寓僧舍”、“隨僧餐”、“惟佛經以遣日”。這說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漸趨佛道。
崇尚佛老思想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烏臺詩案使蘇軾對儒家的仕宦思想產生深深的懷疑,在仕途失意之時,自然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國寺記》里寫道:“余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現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面求之,有不可勝悔者。于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后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謝。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凈.染污自落;表里核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歸誠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這說明,他的內心已經開始疏遠儒家思想,而日漸趨向佛老思想。
儒道佛三教合一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蘇軾棄儒從道,但是實際上,儒學的觀念已經深深地扎根其內心之中了,而蘇軾又將佛道的出世與儒家傳統思想中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統一起來,故其作品談禪說理、懷古感今,無所不包。在黃州時,蘇軾逍遙游世:“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時,他超然淡泊: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在儋州,寵辱不驚、履險如夷、臨危若素:“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楊花似雪花。” 蘇軾一生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宦海沉浮,兩遭流放。烏臺詩案對于蘇軾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個低潮,但卻是其文學創作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這種仕途的不得意和現實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將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禪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義上成就了東坡式“自在灑脫、空靈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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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烏臺詩案”事件始末:
烏臺詩案,是北宋年間的一場文字獄,結果蘇軾被抓進烏臺,被關4個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蘇軾的詩歌確實有些譏刺時政,包括變法過程中的問題。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后在御史臺獄受審。所謂“烏臺”,即御史臺,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臺”。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筑巢,乃稱烏臺。所以此案稱為“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 百科內容來自于: “烏臺詩案”是元豐二年發生的文字獄,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蘇軾而引發的一場“文字”戰爭。
來源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后,又在元豐年間(1078--1085)從事改制。就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發生了蘇軾烏臺詩案。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后在御史臺獄受審。御史臺自漢代以來即別稱“烏臺”,所以此案稱為“烏臺詩案”。
發生時間 “烏臺詩案”是元豐二年發生的文字獄,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蘇軾的詩歌確實有些譏刺時政,包括變法過程中的問題
起因
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的起因是較復雜的,總的來說可以歸結為政治上為政敵所不容,文字上又授人以把柄。蘇東坡,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一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臺,吐之乃已”。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軾轉知湖州。詩案就是蘇軾到湖州任所時寫的《湖州謝上表》引起的。表中說:“臣……荷先帝之誤恩,擢至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陛下……知其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蘇軾這幾句牢騷話,筆下的“新進”,指的是王安石變法時被引進的一批投機鉆營的“群小”。“生事”一詞,已成為保守派攻擊變法派的時下習慣用語。這些用語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竊據高位,謀取私利的“小人”。第一個站出來檢舉蘇軾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緊接著是王安石的學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構陷下,只得降旨將蘇軾交御史臺,由李定為首的“根勘所”負責審理。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復,然而,“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東坡行云流水之作引發了烏臺詩案。 這樣,一個駭人聽聞的文字獄便揭開了序幕。
結果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辦,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蘇軾。八月十八日,蘇軾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臺獄。兩個多月的“根勘”審理,蘇軾受盡非人的折磨。御史臺嚴刑拷打,晝夜逼供,真是“詬辱通宵不忍聞”。最后,李定等人強加給蘇軾“四大罪狀”,請求宋神宗處死蘇軾。
宋神宗面對御史臺的奏報,心里也著實犯難。當年宋太祖趙匡胤曾有遺囑:除了犯叛逆謀反罪,一概不殺大臣。李定等人必欲置蘇軾于死地,朝野上下,輿論嘩然,認為蘇軾未犯叛逆罪,不該重處。更奇怪的是,新舊兩派正直之士,均出面營救。由于各方面的營救和輿論壓力,促使宋神宗產生寬貸蘇軾,從輕發落的念頭。最終,蘇軾得輕判,以“蒙恩責授黃州團練副使”結案。
背后 當蘇軾步入仕途,剛開始就被任命為福昌縣的主簿,(就是現在的河南伊川縣)。這只是一個幫助知縣處理文書檔案的九品小官。蘇軾的知名度在此時已是很高了,他的文章確實寫得很好,得到了宰相韓琦和知制誥王安石的器重。很快就升遷到陜西鳳翔、杭州等府任通判。直到宋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升任密州(山東諸城)太守,后又改任徐州、湖州太守。當時官員赴新任都要向皇帝上謝表,所以蘇軾照例向皇帝呈遞《湖州謝表》,由此惹下了一生的禍端。
第一是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此時,新法的領袖人物王安石和呂惠卿都相繼下臺,但御史臺仍然為新黨把持。
第二.他們對蘇軾的才華和很高的名氣心懷忌恨。在《湖州謝表》里,他寫了這樣幾句話:“知其愚不適時,難已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是在向皇帝說:“您知道我愚笨跟不上時代,怕我與那些新進人物搞不好關系。但知道我老實本分,也許在外州郡治理百姓還可以。”這自然是有意攻擊那些推行新法的政客。
御史中丞李定對宋神宗說:“蘇軾說因為他不生事,才把他放到外郡任職。難道我們這些留在朝中的都是愛生事的?這不是明目張膽地在攻擊皇上施行新政為‘生事’嗎?”他還指出蘇軾的四條罪狀:1始終堅持自己的錯誤,毫不悔改;2他的錯誤言行流傳很廣影響很壞;3他很會強詞奪理、蒙騙人們;4對陛下不使用提拔他心懷怨恨。象這樣的人不加嚴懲,要國法何用呢?
于是便對他近年來寫的一些詩詞,加以曲解、牽強附會羅列罪名。
受害人 烏臺詩案受牽連的共七十多人,其中有二十九位大臣和名士受到不同處分。王詵、蘇澈等受貶斥,張方平、司馬光等僅因收藏蘇軾諷刺文字未申繳入司,各被罰銅二十斤。
對蘇軾的影響 夢后的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在下棋時,他體悟到:“著時自有輸贏,著了并無一物”。在幽林靜山之間,他豁然開朗:“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耐客思家”。他不再執著于“奮力有當時志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當蘇軾遨游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感嘆,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只愿做一只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在文化上
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獲得成功,即使有“歸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他渴望在沙場上一展雄威,“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時,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始終十分強勁。蘇軾在其政論文章中就曾一再闡發《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能動于改革,為變法搖旗吶喊。
后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后,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是“肝膽非一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是“鶴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志,“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一生仕宦起伏顛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出最最真實的慨嘆“惆悵東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并樂在其中。當太后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他終于可以乘一扁舟來往,“神游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露,蘇東坡和農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墻東人響屐。腐儒奮糲支百年.力耕不受眾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在風格上
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溢清。
后人評價 王安石身為宰相,氣量心胸也太狹小,他雖懂得地方上的風俗人情,也不應該因蘇軾錯改了他的兩句詩,而立“烏臺詩案”,置蘇下獄,進而又隨便發配人家。這樣做,與搞“文字獄”何別。
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 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于朝廷而斬首。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么應當處蘇軾極刑,他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接著說蘇軾急于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
到九月份,御史臺已從四面八方抄獲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有一百多首在審問時呈閱,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馬光。
蘇軾對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新政。
在給王詵的詩里,有一行是坐聽“鞭笞環呻吟”,又說,“救荒無術歸亡逋”,他也提到“虎難摩”是為政貪婪的象征,給李常的詩里,他確是說在密州“灑涕循城拾棄孩”,見到男尸、女尸、嬰尸餓死在路邊,當時確是“為郡鮮歡”。在給孫覺的詩里,有一行說二人相約不談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約定,誰談政治就罰酒一杯。給曾鞏的詩里說他厭惡那些“聒耳如蜩蟬”的小政客。給張方平的詩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亂”和“廢沼蛙幗淫”,又說自己“遂欲掩兩耳”。
膏淫”,又說自己“遂欲掩兩耳”?br>
給范鎮的詩里,他直言“小人”,給周邠(bīn)的詩里把當權者暗比作“夜梟”。好友劉恕罷官出京時,蘇軾寫了兩首詩給他: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詩經“俱曰予圣,誰識鳥之雌雄”,等于說朝廷上只有一群烏鴉,好壞難辨。后一首表達自己對小人的爭權爭位不屑一顧。這些無疑會激怒御史臺群小,加上他們本就是來迫害蘇軾的,所以后者的獄中日子不會好過。
蘇軾寫《獄中寄子由》說“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無比凄慘。審訊者常對他通宵辱罵。巨大精神壓力下,蘇軾寫下了“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的悲慘詩句。蘇軾下獄后未卜生死,一日數驚。在等待最后判決的時候,其子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于父子不能見面,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決的壞消息,就改送魚,以便心里早做準備。一日,蘇邁因銀錢用盡,需出京去借,便將為蘇軾送飯一事委托朋友代勞,卻忘記告訴朋友暗中約定之事。偏巧那個朋友那天送飯時,給蘇軾送去了一條熏魚。蘇軾一見大驚,以為自己兇多吉少,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為弟蘇轍寫下訣別詩兩首,其一:“圣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其二:“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瑯珰月向低。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歲神游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 詩作完成后,獄吏按照規矩,將詩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本就欣賞蘇軾的才華,并沒有將其處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蘇軾的銳氣。讀到蘇軾的這兩首絕命詩,感動之余,也不禁為如此才華所折服。加上當朝多人為蘇軾求情,王安石也勸神宗說:圣朝不宜誅名士,神宗遂下令對蘇軾從輕發落,貶其為黃州團練副使。轟動一時的“烏臺詩案”就此銷結,而蘇軾的這兩首“絕命詩”也廣為流傳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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