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三國演義》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就與不足

發布時間：2016-9-7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內容簡要:作為中國古代第一部長篇小說的《三國演義》一出世便將中國古代小說類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達到了頂峰,成為古代文學中類型化藝術的光輝范本。本文從類型化人物典型的三個主要藝術特征: 單一性、穩定性、和諧性,為主引證分析得出《三國演義》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成就:以類型化藝術手法創造了一系列千古不朽的藝術典型.同時試圖通過如劉備、諸葛亮等人物形象的分析指出類型化藝術的局限:沒有在動態的發展中去體現人物的性格,以及作者主觀情感上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帶來的不利影響:欲益實損。

關鍵詞：類型化典型性格化

《三國演義》是我國歷史演義小說的開山之作，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書中人物頗多，像曹操、諸葛亮、周瑜、劉備、關羽、張飛之輩，呂布、張遼、趙云、于禁、李典之流。哪個不是英雄，有誰不是豪杰。有的是治世之能臣，有的義薄云天，有的智勇雙全，有的忠貞不渝，當真是永芳千秋，流芳百世。這些人物中，或忠或奸、或美或丑、各具特色，栩栩如生。《三國演義》一出世便將中國古代小說類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達到了頂峰。其人物塑造成就是肯定的，無庸質疑的。但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充分應用并發揮類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從而成為古代文學中類型化藝術的光輝范本.然則，在個別人物塑造上卻缺少動感，沒有在動態的發展中去體現人物的性格特征。未能脫離全知全能的敘事框架，明顯帶有講史話本痕跡。本文試圖從成就與不足兩方面加以分析。

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就

將類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發揮到極至，是《三國演義》中成功塑造人物的主要成就。所謂類型化典型人物的主要特征是：為一般而尋找特殊，共性對個性占有突出的優勢，直接以比較純凈的形態呈現。它在人物典型的發展過程中起過排除怪誕、雜亂因素，明確，集中的表現生活本質的作用。《三國演義》類型化人物典型的藝術特征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單一性。即重要形象都由一個主要的，突出的特征。它在形象內部諸因素中占決定性地位。絕大多數人物形象是某一道德品質的典范。如劉備的仁。作品多方面表現了劉備的寬仁愛民、深得人心。《演義》第一回寫劉關張桃園結義，其誓詞便赫然標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八個大字。這既是他們的政治目標，又是他們高高舉起的一面道德旗幟。從此寬人愛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劉備區別與其他政治集團領袖的顯著標志。他第一次擔任官職--安喜縣尉，便“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督郵索賄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紛紛為之苦告（第二回）。陶謙臨終時以徐州相讓，劉備固辭。徐州百姓劉琮擁擠府前哭拜曰：‘劉使君如不領此州，我等皆不能安身矣！’”[1] 曹操擒殺呂布，離開徐州時，劉琮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為牧。”[2] 這表明他占據徐州的時間不長，卻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嚴重挫折，不得不到荊州投奔劉表，授命屯住新野時，他仍以安民為務。因此“軍民皆喜，政治一心”。新野百姓欣然謳歌道：“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3] 從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劉備寄居新野達七年之久。當曹操親率大軍南征荊州，劉琮不戰而降之時，劉備被迫向襄陽撤退，新野、樊城“ 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愿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4] 到了襄陽城外，劉琮閉門不納，蔡瑁，張允還下令放箭。魏延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5]劉備見魏延與文聘在城邊大戰，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陽”。于是“引著百姓，盡離襄陽大道，望江陵而去。襄陽城中百姓，多有趁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6]就這樣，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漢大地上，劉玄德帶領十余萬軍民，扶老攜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攜民南行”的悲壯一幕。如此撤退，顯然有違于“兵貴神速”的軍事原則，對保從實力，避免曹軍追擊十分不利。故眾將皆曰：“今擁民眾數萬，日行十余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還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劉備明知此言有理，卻泣而拒之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7]行至當陽，果被曹操親率領的精兵趕上，十余萬軍民頓時大亂。劉備在張飛保護下且戰且走，天明看時，身邊僅剩百余騎。不禁大哭道：“十數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寧不悲呼!”[8]這一仗，劉備在軍事上一敗涂地，而在道義上卻贏得了極大得勝利。從此劉備的“仁德愛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為他迥別于其他創業之君的最大的政治優勢。

諸葛亮的忠貞。諸葛亮不僅有遠大的政治抱負，還有經天緯地只才，知識淵博，才華出眾，精通軍事、政治，通曉天文、地理，是智慧的化身。他有感于劉備的知遇之恩，而竭忠盡智，為蜀漢的事業奮斗一生。蜀漢的興衰，三國間的重大政治軍事斗爭幾乎都與他有密切的關系。出山之始，就制定了據蜀聯吳抗魏的戰略；赤壁之戰，他孤身赴吳，身臨險境，貫徹了聯吳抗魏的戰略思想；又乘勝智取荊襄，進軍益州，輔佐劉備建立蜀漢政權。白帝托孤后，他顧命輔幼主，獨撐危局。內修政事，鞏固后方，六出祁山，誓復漢室，“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以生命實踐了自己對蜀漢集團的忠貞。

曹操的奸。曹操陰險殘忍，虛偽見奸詐，信奉“寧叫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9]的極端利己主義哲學。小說從正統觀念出發，通過逼獻帝，殺伏后，稱魏王，加九錫等情節，突出其欺君罔上。又通過殺呂伯奢全家，借王垕之頭以撫軍心，借擾亂軍心之罪名殺死楊修，以及割發代首，夢中殺人等情節多方面地描寫他的殘忍奸詐。

關羽的義。關羽不但勇武過人，而且義重如山。作者以崇敬的感情寫關羽威武而儒雅的行貌神態，更以夸張的筆調寫關羽輝煌的業績。但作為“義絕”的關羽形象，其魅力主要來自于他的道義人格。他始而隨劉備，不畏艱險；繼而降漢不降曹，掛印封金，千里來奔；最后拒絕勸降，從容就義，完成了道德的自我完善。另外如董卓的殘暴，趙云的勇，周瑜的心胸狹窄，張飛的魯莽等。

（二）穩定性。《三國演義》中人物的主要特征及其他因素基本上穩定不變，缺少縱橫諸方面的發展變化，即使有某些變化，也不是內在性格的變化。這是因類型化典型強調的是本質、一致、必然、普遍，這些都是穩定的，缺少發展變化的。如曹操從幼年到年老死去幾十年時間里，其奸詐狠毒的性格就沒有多少變化。曹操年少時比較貪玩“游蕩無度”，他的叔父經常向他父親反映，曹操很頭疼。一天操在路上偶遇叔父，立刻做出面目扭曲的樣子，叔父向他父親匯報，于是曹蒿找到兒子詢問病情，不料操安然無恙。答道：“兒自來無此病；因失愛于叔父，故見罔耳。”[10] 曹蒿就此起了疑心,再也不相信弟弟的小報告了。曹操從此之后就更加放肆了。《三國演義》第十七回攻打袁術時，軍糧短缺，操命管糧官王垕：“可將小斛權且救一時之急。”士兵皆言丞相欺眾。曹欲借王垕頭示眾。王垕大驚曰：“某實無罪！”曹操曰：“吾亦知汝無罪，但不殺汝，軍必變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養之，入勿慮也。”垕再欲言時，操早已呼刀斧手殺之，懸頭高竿，出榜曉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謹按軍法。”于是眾怨始解。為了平息士兵對自己的怨恨，穩定軍心，曹操竟然去殺死一個沒有任何過失的人，他的奸詐狠毒叫人心寒。當俘虜張遼后，張不但不肯投降，還破口大罵，曹操被惹火了，親自拔劍想殺張遼，被劉備與關羽勸阻后，立刻擲劍大笑：“我亦知文中義，故戲之耳。”并親自釋其縛，解衣衣之，延之上坐。感情如閃電般的轉瞬即變，令人瞠目結舌而脊背發涼。“楊修之死”更顯曹操的奸詐無常。修為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操對修的厭惡仍不露聲色，楊修一錯再錯，致使曹操已起要殺死楊修的心。但曹操仍然隱藏的很好，竟連楊修這么聰明的人也全然沒有察覺，最后終于被曹操借惑亂軍心的罪名將楊修殺死。可見曹操的奸詐狠毒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另外，小說第十四回的“徐州屠城”，第二十四回的“許田打圍”，第三十三回太醫吉平毒殺曹操未果，而被曹操截下其九指。后吉平撞階而死，操令分其肢體。第二十四回漢獻帝的衣帶詔書暴露后，曹操大開殺戒，將董承等五人連同全家上下七百余人斬首，還余怒未消，帶劍入宮，欲殺董妃，漢獻帝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見憐。”操曰：“若非天敗，吾已被害。豈得復留此女，為吾后患！”伏后告曰：“貶于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操曰：“欲留逆種，為母報仇乎？”[11]即令武士牽出，勒死于宮門外。曹操的奸詐殘暴例子很多，比如：殺華佗，殺孔融，殺帳前侍衛等等。與他有仇的他殺，害他的，他殺，無辜的，他也殺。使人不由心寒。其奸詐兇殘的特征使人過目不忘。另外如周瑜的心胸狹窄、嫉恨賢能，張飛的勇猛、莽撞，諸葛亮的未卜先知、料事如神等等。

（三）和諧性。〈〈三國演義〉〉人物形象內部諸因素基本上處在古典式的和諧之中，回避了性格的復雜性，在沖突與和諧的矛盾對立中，力求和諧。體現著古代審美意識所要求的中和精神。這種和諧性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

（1）回避了現象與本質的矛盾。現象與本質的矛盾普遍存在，人物性格也不例外。現象比較外露、豐富、多變；本職則內在、純凈、穩定。現象總是要經過曲折，甚至是多層次的曲折，才能表現本質。在《三國演義》的類型化人物中，現象比較直接的表現本質，兩者很少有矛盾。以曹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12]的兩面派形象為例，詐中風誣陷叔叔，夢中殺近侍，借王垕頭等情節，其奸偽的本質直接以現象方式呈現。另外，如周瑜性格特征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氣量狹小，忌才妒能，容易沖動和遇事不冷靜，不夠謹慎。在小說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孫權決計破曹操”中，寫孫權決定抗操，并命周瑜組織迎敵作戰。周瑜這時以為孫權抗曹決心已定，但諸葛亮卻對周瑜說，孫權雖已決定抗曹，但仍有顧慮，應當再做進一步的解釋。周瑜聽后，立即去見孫權。果然，孫權的心理與諸葛亮分析的一樣。小說中寫道“周瑜謝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得吳侯之心，其計劃又高我一頭。久必為江東之患，不如殺之’。”[13]只是由魯肅的勸阻，才沒有殺成。同樣在本回中，當諸葛亮見到周瑜時，周瑜故意對諸葛亮說準備降曹，諸葛亮就在談話中故意歪引曹植《銅雀臺賦》中“挾二喬于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二句來激怒周瑜。說這是曹操想把江東的大喬和小喬搶去據為己有。因孫策和周瑜的妻子正是大喬和小喬，合稱“二喬”，所以周瑜聽了以后，便勃然大怒，離座指北罵曰：“老賊欺吾太甚！”并對諸葛亮說“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14]周瑜本心并不是想降曹，他故意說降曹是想以此要挾諸葛亮，想讓諸葛亮來求他助劉備破曹。沒想到被諸葛亮一激便沉不住氣了，輕而易舉的中了諸葛亮的計，自己反到去求諸葛亮來幫助破曹。其容易感情沖動的特點鮮明地表現出來了。此后這個特點表現的越加明顯。他派諸葛亮到聚鐵山去燒曹操的糧草，實際上是想借曹操之手殺諸葛亮。諸明知周的用心，但卻順從地接受了任務，并且裝做真要去燒糧的樣子。同時卻嘲笑說：“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績不成，非比江東公與周郎輩止一能也。”[15]意即周瑜只能水戰，不會陸戰。周瑜聽到這話后便大怒：“何欺我不能陸戰耶！不用他去！我自引一萬馬軍，往聚鐵山斷操糧道。”[16]為了反擊諸葛亮的一句嘲笑，竟置統帥責任于不顧，要親自去賭勝負，其感情沖動，義氣用事竟達到這樣嚴重的程度！直接以現象來體現周瑜氣量狹小。

（2）回避了理智與情感的矛盾。封建禮教要求人們以理智克服情感，即所謂“存天理，滅人欲。”如果按照性格化的人物塑造，可以對比寫出性格矛盾沖突深刻，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但類型化典型則為了表現其單一的性格特征而回避了二者的矛盾。他或者排除不符合理性規范的感情。如貂禪在以自己的青春為代價的連環計中的表現，本應感情激蕩，但小說中卻顯得平靜如水，始終看不到有發自內心的真正感情；或者用理性觀念對感情流露作出明晰鑒定，甚至隨時加以說明。如“孔明揮淚斬馬謖”一節中，諸葛亮先后三次流淚，每次都被作者從理性的角度加以說明。第一次是從酬答兄弟之情的角度，第二次是出于維護軍法的苦心，第三次則是后悔沒有聽劉備臨終遺言，他的情感也完全是受理智驅使和控制的。

除了成功的運用類型化人物塑造之外，還運用其他方法。如：（1）把人物放到尖銳的矛盾沖突中，通過各具特色的言行，表現其不同的性格。如“空城計”這一節，就將諸葛亮與司馬懿置于面對面的尖銳沖突中，凸現了二者的不同性格，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2）采用典型的情節和生動的細節來突出人物性格。如劉禪投降后“樂不思蜀”的細節描寫，就把這個亡國之君的毫無血性寫的入目三分。（3）運用夸張，對比，襯托和側面描寫等手法塑造人物。如“溫酒斬華雄”，“三顧茅廬”，“張飛威鎮長板坡”等情節都是成功的范例。周瑜的出場到退場可以說全是為對比、映襯諸葛亮而設計的，令人印象最深。

二人物形象塑造的不足

《三國演義》中的人物形象大多存在定型化特征，沒有在動態的發展中去逐步體現人物形另外對個別人物形象的塑造太過于主觀化，而顯得牽強，甚至有些蒼白。

(一) 遵循全知全能的敘事方式。人物一出場便也定型，如寫劉備出場一段：“

時榜文到涿縣張掛去，涿縣樓桑村引出一個英雄。那人平生不甚好讀書，喜犬馬，愛音樂，美衣服，少言語，禮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游天下豪杰，素有大志。生得身長七尺五寸，兩耳才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朱。中山靖王劉勝之后，漢景帝閣下玄孫，姓劉名備，表字玄德。”[17]又如曹操的出場，剛開始便敘其從小奸詐，且有許劭曰: “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曹操的一生，基本就是這兩句話的詮釋。小說第七回公孫瓚被文丑追趕，即將喪命其槍下之時，“忽見草坡左側轉出一個少年將軍，飛馬挺槍，直取文丑”-“古來沖整陣。扶危主，只有長山趙子龍”。這是趙云首次出場的行為特征，卻伏下后文在當陽于百萬軍中單騎救主事。如呂布剛出場時，李肅就對董卓說此人勇而無謀，見利忘義。其后的情節發展也正如其所言。這種全知講述表現人物的手段，使讀者與作品的距離較遠，始終處于旁觀者的地位，很少有自己想象和思考的余地。

（二）對個別人物形象的塑造太過于主觀化。因過于追求理想化的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藝術的辯證法，結果欲益反損，人物性格的獨特性和豐富性未能充分彰顯。如作者為了著力塑造劉備的“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了其梟雄色彩，無形中降低了劉備作為劉蜀集團領袖的號召力和影響力，是這位歷經艱辛的開國明君少了幾分英雄之氣，卻多了幾分平庸之感。如為表現其“仁德愛民”與“尊賢禮士”兩大特征時，時有“詐偽”之筆出現。如第四十一回，寫劉備攜民渡江，見百姓扶老攜幼，哭聲不絕，劉備不禁大慟。這是合情合理的，與他后來甘冒生命危險也不拋棄百姓的行為是一致的。但作品緊接著寫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之”，這就太過頭了，反而顯得不真實。，第四十二回，寫趙云將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劉備手中，“玄德接過，擲之于地曰：‘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18]后人對此時有譏刺，民間甚至有語“劉備摔阿斗--收買人心”。盡管在古代爭奪天下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心腹大將有時似乎比妻子更重要，但此舉確有詐偽之嫌。例如對諸葛亮的描寫，如魯迅云“失狀諸葛多智而近妖”。諸葛亮的出場可以說在千呼萬喚中才逐步走來，一出場便至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指揮一切的統帥，劉蜀集團的成敗不是系于劉備而是系于諸葛亮。諸葛亮可以說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所向披靡。為突出諸無所不能的形象，前后拉了曹操，周瑜，司馬懿來做映襯，幾乎已近神了。然則像這樣的人卻不顧民生疾苦，九伐中原，六出祁山，均是無功而返，最終活活累死五丈原。前后落差何其大也。縱觀其一生主要戰例，幾乎全與火有關，火燒新野，火燒博望坡，火燒赤壁，火燒藤甲兵，火燒上方谷等等。給人一種放火專家之感。作者將劉蜀集團放在封建正統的立場來寫，將諸多好處都寫與劉備諸葛亮等人身上，欲益反損。象劉備反沒有曹操等人的形象豐滿，總顯的有些做作。

總體來說成就是主要的，盡管有些個別形象不夠豐滿，在表現人物過程中沒有充分的應用性格化的人物塑造方法。但也無法改變《三國演義》作為中國長篇小說開山之祖的地位。前人的準備使長篇小說的出現提前到封建社會中期，可是還沒有出現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生活中不可能出現賈寶玉那樣具有新興思想萌芽的人物，當然也就缺少性格化典型的社會基礎，哲學基礎，美學基礎和藝術經驗。而另一方面，為類型化提供的條件卻全面而充分。所以《三國演義》雖然是第一部長篇小說，卻一下子達到了類型化的高峰，創造一系列千古不朽的典型。二百年后的明代中葉，有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萌芽和新的具有啟蒙色彩的進步文化思想，在小說中出現了性格化人物端倪。《金瓶梅》的主要人物形象表現出從類型化向性格化轉變的軌跡。清初由于新興的資本主義萌芽和文化思潮一度遭受重創，封建專制和思想禁錮加強，藝術典型形態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從《三國演義》成書到十八世紀中葉，經過四百多年的歷程，才基本實現了從類型化向性格化的轉變。《儒林外史》，《紅樓夢》則是實現這種轉變的代表作品。而從性格化向心理化小說的轉變，則是現代文學以至當代文學的藝術范圍。

注釋：

[1] [2] [3] [4] [5] [6] [7] [8] [9] [12] [14] [15] [16] [17] [18] [19]

均出自羅貫中. 《三國演義》岳麓書社出版社發行。1986年6月第一版.1996年8月第24次印刷

[10] [11] [13]版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線裝書局2006.11

[參考文獻]

殷涵. 尹紅卿編譯《史記》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6

王連升. 《簡明中國通史》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93.10

徐懷安. 《資治通鑒.現代版》.天津書籍出版社1999.4

朱學勤. 《中國全史》.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5

大雪無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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