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自傳》，寫在1931年秋間，算來時間快有半個世紀了。當時我正在青島大學教散文習作。本人學習用筆還不到十年，手中一支筆，也只能說正逐漸在成熟中，慢慢脫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為了補救業務上的弱點，我得格外努力。因此不斷變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用不同方法處理文字組織故事，進行不同的試探。當時年齡剛及30，學習情緒格外旺盛。加之海邊氣候對我又特別相宜；每天都有機會到附近山上或距離不及一里的大海邊去，看看遠近云影波光的變化，接受一種對我生命具有重要啟發性的教育。因此工作效率之高，也為一生所僅有。前一段十年，基本上在學習用筆。后來留下些短短篇章，若還看得過去，大多數是在青島這兩年內完成的，并且還影響此后十年的學習和工作。我的作品，下筆看來容易，要自己點頭認可卻比較困難。因為前后20年，總是把所寫作品當成一個學習過程看待，不大在成敗得失上注意。這個《自傳》的產生卻不同一些。一個朋友準備在上海辦個新書店，開玩笑要我來為“打頭陣”，約定在一個月內必須完成。這種迫促下出題交卷，對我并不習慣。但當時主觀設想，覺得既然是自傳，正不妨解除習慣上的一切束縛，試改換一種方法，干脆明朗，就個人記憶到的寫下去，既可溫習一下個人生命發展過程，也可以讓讀者明白我是在怎樣環境下活過來的一個人。特別在生活陷于完全絕望中，還能充滿勇氣和信心始終堅持工作，他的動力來源何在。因此僅僅用了三個星期，寫成后重看一次，就破例寄過上海交了卷。過不久印成單行本后，卻得到些意外好評。部分讀者可能覺得“別具一格，離奇有趣”。只有少數相知親友，才能體會到近于出入地獄的沉重和辛酸。可是由我說來，不過是還不過關的一本“頑童自傳”而已。書中前一部分學生生活占分量過多。雖著重在反對教“子曰”老塾師頑固而無效果教育方法，一般讀者可能只會得到些“有趣”印象，不可能感到有什么積極意義。因為到他們讀我作品時，時代已不同了，“子曰”早已失去作用，隨之而來的卻是封建軍閥大小割據打來殺去國勢陷于十分危急時期。后一部分寫離開家庭進入大社會后的見聞和生活遭遇，體力和精神兩方面所受災難性挫折和創傷，個人還是不免受到些有形無形限制束縛，不能毫無顧忌的暢所欲言。當時還以為到再版時，將有機會加以調整補充。事實上1933年夏回到北平后，新的工作一接手，環境一變，我的打算全部落了空，不能不放棄了。
時間過了半個世紀，我所經歷的一切和我的創作都成了過時陳跡。現在《新文學史料》編輯部忽然建議重發我的《自傳》，我是頗有些猶豫的。時代前進了，我這本《自傳》還能給青年讀者起些什么教育作用，實令人懷疑。但是這本《自傳》確實也說明了一點事實。由此可以明白，一個材質平凡的鄉下青年，在社會劇烈大動蕩下，如何在一個小小天地中度過了20年噩夢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運動余波的影響才有個轉機，爭取到自己處理自己命運的主動權，完成了向社會學習前一階段的經歷后，并開始進入一個更廣大復雜的社會大學，為進行另一階段的學習作了準備。如今說來，四五十歲生長在大城里的知識分子，已很少有明白我是干什么的人；即部分專業同行，也很難有機會讀到我過去的作品。即或偶然見到些劫余殘本，對于內中反映的舊社會部分現實，也只會當成“新天方夜譚”或“新聊齋志異”看待。只有少數中的少數，真正打量采用個歷史唯物主義嚴肅認真態度，不帶任何成見來研究現代文學史的工作者，對他們或許還有點滴用處。因為借此作為線索，才可望深一層明白我1936年“良友”印的《習作選代序》《邊城題記》，1947年印的《長河題記》及1957年《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中對于寫作的意圖和理想，以及尊重實踐、言簡意深的含義。再用來和我作品互相對照，得到的理解，必將比前人認識明確、深刻而具體。因此我同意把它重新發表，并作了些補充、修改和校訂。
（選自《沈從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追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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