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貞元十九年生于世代官宦并很有文化傳統(tǒng)的家庭。他的遠祖杜預是西晉著名的政治家和學者。曾祖杜希望為玄宗時邊塞名將，愛好文學。祖父杜佑，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先后任德宗、順宗、憲宗三朝宰相，一生好學，博古通今，著有《通典》二百卷。父親杜從郁官至駕部員外郎，早逝。杜牧對自己的家世很自豪，他說："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
杜牧的童年生活富裕而快樂。杜佑的樊川別墅在長安城南，其地有林亭之美，卉木幽邃，杜枚常在園中嬉戲。祖、父相繼去世后，他家日益貧困，"食野蒿藿，寒無夜燭"。穆宗長慶二年（822），杜牧20歲時，已經(jīng)博通經(jīng)史，尤專注于治亂與軍事。23歲寫《阿房宮賦》。文宗大和二年（828），26歲進土及第。同年又考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wèi)兵曹參軍。冬季，入江西觀察使沈傳師幕，后隨其赴宣歙觀察使任，為幕僚。大和七年（833），淮南節(jié)度使牛僧孺辟為推官，轉掌書記，居揚州，頗好宴游。大和九年，為監(jiān)察御史，分司東都。開成二年，入宣徽觀察使崔鄲幕，為團練判官。旋官左補闕、史館修撰、膳部比部員外郎。武宗會昌二年（842），出為黃州刺史。后任池州、睦州刺史。為政能興利除弊，關心人民。宣宗大中二年（848），得宰柏周墀之力，入為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大中四年，出為湖州刺史。次年，被召入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第三年，遷中書舍人。歲暮卒于長安，終年五十歲。著有《樊川文集》。
杜牧生當唐王朝似欲中興實則無望的時代，面對內(nèi)憂外患，他憂心如焚，渴望力挽狂瀾，濟世安民。他在《郡齋獨酌》里說自己："豈為妻子計，未在山林藏。平生五色線，愿補舜衣裳。弦歌教燕趙，蘭芷浴河湟。腥膻一掃灑，兇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nóng)商。"他主張削平藩鎮(zhèn)，收復邊疆。其"關西賤男子，誓肉虜杯羹"的氣概很像后來岳飛的《滿江紅》。他在《燕將錄》里褒揚譚忠，是因為他能勸說河北諸鎮(zhèn)不反抗朝廷。為了實現(xiàn)這些抱負，他主張讀書應留心"治亂興亡之跡，財賦甲兵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上李中丞書》）。他強調知兵與否關系著國家的興亡："主兵者，圣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后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茍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注孫子序》）。為此，他寫了《原十六衛(wèi)》、《罪言》、《戰(zhàn)論》、《守論》和《孫子注》。由于懷才不遇，他的愿望不能實現(xiàn)，所以往往在生活上放曠不羈。這些都影響到他的創(chuàng)作。
據(jù)《唐才子傳》載，“后人評牧詩，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謂圓快奮爭也”。劉熙載在《藝概》中也稱其詩“雄姿英發(fā)”。細讀杜牧，人如其詩，個性張揚，如鶴舞長空，俊朗飄逸。
杜牧出生于詩書之家，雖不是鐘鳴鼎食般的生活，但未受過半點窮。祖父杜佑不僅官至宰相，而且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學者，著有二百卷的《通典》。這給了自幼好學的杜牧以深厚的家學功底，早在他參加科舉考試之際，就曾以一篇《阿房宮賦》傳誦于文士之間。太學博士吳武陵擊掌稱好，甚至跑去向主考官登門直薦。 杜牧確實有才華，而且政治才華出眾。他專門研究過孫子，寫過十三篇《孫子》注解，也寫過許多策論咨文。特別是有一次獻計平虜，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獲成功。
可惜杜牧有相才，而無相器，又生不逢時在江河日下的晚唐，盛唐氣息已一去不返，諸帝才庸，邊事不斷，宦官專權，黨爭延續(xù)，一系列的內(nèi)憂外患如蟻穴潰堤，大唐之舟外滲內(nèi)漏。杜牧死后不過數(shù)年，農(nóng)民起義便如風起云涌，再過五十年，江山易幟。“請數(shù)擊虜事，誰其為我聽”，杜牧的才能，湮沒于茫茫人海之中。
熟讀史書，看透時局，杜牧無法力挽狂瀾，只得無奈將一腔悲憤交于酒肆。對于杜牧而言，飲酒，成了療傷祛痛的樂事。
“高人以飲為忙事”，“但將酩酊酬佳節(jié)”，“半醉半醒游三日”……杜牧喜歡酒，即便在清明祭祀先人的路上，冒著絲絲細雨，也不忘向牧童尋問酒家。杜牧詩中，飲酒之句俯拾即是，他甚至情愿“一世一萬朝，朝朝醉中去”。剛剛“乞酒緩愁腸”，卻不料又是“得醉愁蘇醒”。酒浸肝腸，愁縈心間，唉，醉也不是，醒也不是，杜牧又發(fā)出“醺酣更唱太平曲，仁圣天子壽無疆”的夢話來。那么，就將這副身子，這腔醉意，連同滿腹的經(jīng)綸，交付青樓佳人，交付紅顏知己，及時行樂，來個春滿人間。
杜牧風流得別具一格，風流得聲名遠播，在繁華的揚州，杜牧的足跡踏遍青樓，宿醉不歸。乃至淮南節(jié)度使牛僧孺不放心，暗中派人保護。有一日，杜牧調任回京，牛僧孺勸他切莫“風情不節(jié)”，并且拿出兵卒們發(fā)回的滿滿一篋平安帖，杜牧見此，又愧又羞。正是“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字詞之間，滿是艷情。杜牧的風流軼事，與他的才華一樣，傳之于世。 杜牧最為膾炙人口的詩作，是詠史與七絕。杜牧的詠史，充滿著幽默與調侃，飽含借古鑒今之意。游經(jīng)赤壁，他說，假如周瑜借不到東風，則將是“銅雀春深鎖二喬”，一反常人思維，給人以全新的視角。過華清宮，想起當年楊貴妃喜啖荔枝的情景，杜牧感嘆“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小中見大，雖未出現(xiàn)唐明皇半個字，卻點出當年安史之亂的個中原委。夜泊秦淮，歌舞升平，可是，杜牧聽出來了，那是什么樣的歌曲啊，分明是亡國之音，若照這樣下去，大唐亡國也指日可待了。杜牧詠史是表，諷今才為其里。
杜牧臨死之時，心知大限將至，自撰墓志銘，但這篇短文寫得卻是平實無奇，絲毫不顯文豪手筆。據(jù)《新唐書》載，墓志銘寫就，杜牧閉門在家，搜羅生前文章，對火焚之，僅吩咐留下十之二三。或許，在外人看來，杜牧一生，俊朗豪健，而他在強作笑顏、把酒盡興的背后，卻是不欲示人的悲涼吧？
杜牧小傳
杜牧看到唐帝國的種種內(nèi)憂外患，政治上想有一番作為。他讀書注意“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上李中丞書》)。善于論兵，作《愿十六衛(wèi)》、《罪言》、《戰(zhàn)論》、《守論》，又注《孫子》。任地方官時也給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他的某些作品表現(xiàn)了一定的愛國憂民的思想感情。文宗太和元年朝廷派兵鎮(zhèn)壓滄州抗命的藩鎮(zhèn)，他寫了《感懷詩》，慨嘆安史之亂以來藩鎮(zhèn)割據(jù)、急征厚斂造成的民生憔悴，很想為國家作一點事。《郡齋獨酌》一詩更直接表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負：“豈為妻子計，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線，愿補舜衣裳。弦歌教燕趙，蘭芷浴河湟。腥膻一掃灑，兇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nóng)桑。”又如《河湟》一詩： 元載相公曾借箸，憲宗皇帝亦留神。旋見衣冠就東市，忽遺弓劍不西巡。牧羊驅馬雖戎服，自發(fā)丹心盡漢臣。惟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閑人。 詩人通過河湟無力收復的事件，對朝政的昏亂和國勢的衰微，表示無限的憂憤。這個時候，朝廷里連元載這樣曾經(jīng)想到收復河湟的人也沒有了。盡管河湟的人民還在戎服下面懷著系念祖國的丹心，但是，舉國上下卻以麻木不仁、醉生夢死的態(tài)度來聽取從河湟涼州傳來的歌舞。他的《華清宮詩》：“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xiāng)”，也和這詩后兩句具有同樣沉痛的心情。《早雁》一詩則用比興的手法，以雁象征邊地人民： 金河秋半虜弦開，云外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shù)聲來。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一一回?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 驚飛四散的哀鴻，象征在回紇侵略蹂躪下逃回祖國的邊地人民。詩中既表現(xiàn)了對難民的體貼同情，也暗示統(tǒng)治者對他們的漠不關心，“仙掌”、“長門”，并非泛泛的修詞設色，“豈逐春風”也不僅僅是寫鴻雁秋來春返的自然現(xiàn)象。這兩首詩的思想內(nèi)容和現(xiàn)實背景，和白居易《縛戎人》、《西涼伎》是相近的，但他用的是近體，寫得更簡練渾括。 他的詠史詩也很著名。有的詩是借歷史題材諷刺統(tǒng)治者的驕奢荒淫。如《過華清宮三絕句》中的兩首：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新豐綠樹起黃埃，數(shù)騎漁陽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詩里通過人們所熟知的唐明皇楊貴妃的故事，含蓄而有力地諷刺了晚唐帝王們的荒淫享樂。其創(chuàng)作意圖和他不滿“寶歷大起宮室、廣聲色”而作《阿房宮賦》是完全一致的。他另一些詠史作品，則帶有較為明顯的史論特色。如《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烏江亭》詩：“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都是對歷史上興亡成敗的關鍵問題發(fā)表獨創(chuàng)的議論。他這種論史絕句的形式，后來頗為許多文人所仿效。
杜牧的抒情寫景的七言絕句，藝術上有很高的成就。例如：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江南春》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 --《泊秦淮》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云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 --《山行》
這些詩詞采清麗，畫面鮮明，風調悠揚，可以看出他才氣的俊爽與思致的活潑。前兩首在寫景中還流露出對時事的憂傷。但他的詩中也有一些思想感情很不健康的作品，有的詩帶有濃厚的個人潦倒失意的感傷情調，缺乏理想的光彩。而《遣懷》、《贈別》、《嘆花》等詩，更是專寫征歌狎妓的頹放糜爛生活。飲酒狎妓是唐代文人中流行的風氣，杜牧的這類詩更為后代無行的文人們所稱道。
杜牧作詩是比較重視思想內(nèi)容的。他認為文章應“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兵衛(wèi)”(《答莊充書》)。他很推崇李杜，說“李杜泛浩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他的《李賀歌詩集序》一方面肯定李賀歌詩是“騷之苗裔”，同時也指出他缺乏《離騷》那種“言及君臣理亂”，“有以激發(fā)人意”的思理。他說自己的創(chuàng)作是 “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于中間”(《獻詩啟》)。這些話，可以看出他在詩歌理論上的主張和創(chuàng)作上的積極追求。但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他那些以華麗詞藻寫頹放享樂生活的詩，顯然和“不務奇麗，不涉習俗”的主張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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