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面對當今復雜迅猛的文化變遷潮流，民俗文化資源開發問題又回歸到了現代文化陣營里。在我國新課程的改革中，特別是語文課程的文化構建，除了創新文化的探究外，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開發也已成為新亮點。語文課程如何吸納民俗文化，利用好民俗文化，不僅關乎著民族文傳承的大事，也直接影響著有中國特色的語文課程建設，影響著語文教學質量的提高。
關鍵詞：民俗文化資源 課程文化 經典文本 語文教學
在新一輪課程改革的推動下，我國語文教學的改革問題備受關注。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和新型人才培養質量提高的需要，廣大語文教育工作者從不同的視角進行著基礎性、理論性、實踐性的探討和研究，可謂碩果累累，成績卓著。但美中不足的是關于民俗文化在語文教學中的運用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相關研究甚少。從本質上講，任何課程體系的建立都與國家政治、經濟、民族文化等因素相聯系。其中，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土壤，也是學科課程建設的根本依據。正如我國著名民俗學專家陳勤建教授所述：“我們民族文化的DNA，存在于民俗、民間文化之中”。 語文課程作為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陣地，要尋求語文教學方法的新路子，謀求語文教學質量的提高，就要深層開發民族文化，利用民俗文化資源，豐富語文課程教學。
一、利用民俗文化資源充實語文課程的理性思考
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學術界對“高雅文化”（也叫精英文化）的偏愛，導致民俗文化資源未能有效地在課程教學中開發和運用。教師在教學中因喜愛挖掘“經典文本”中“高雅文化”的一面，而常常忽視民俗文化。這種不足容易使課程文化受到局限。學生因看不到文化的淵源，不懂得文化的成因。其實，無論是“經典文化”還是語文課程內容的設置，民俗文化都廣泛運用于其中。
（一）民俗文化是文化之源，民俗文化乃是語文課程文化之根
魯迅先生認為：“歌、詩、詞、曲，我以為民間物，文人取而為已有”。日本著名學者直江廣治也認為，文化是一個復合概念，分為“表層文化”與“地層文化”，而真正的文化是兩者的結合。從課程文化角度看，語文課程既是“語文”的，又是“文化”的。文化的源流表明，民俗文化本身是社會文化的集成，它含蓋著政治的、經濟的、人文的文化范疇。語文課程作為具體文化載體的一部分，同樣也要反映不同時期、不同社會、不同民族、不同區域的文化特點。不容置疑，語文課程中的任何一篇課文，都必然留下時代背景的、作者個人創作意圖的痕跡。通俗地說，作品是具體人的成果，而具體人又是社會的、民族的，其表達的方式中總會浸透著民俗文化的因素。因此，換一個角度表述，語文課程的內涵結構也是民俗文化的集成。依此推論，語文課程的教學，必須著意挖掘民俗文化。
（二）民俗文化是解讀語文課程的把手
在語文課程教學中，如果單一地以經典的、現代新意識的方式來評析、解讀“高雅文化”文本，容易導致學生對民俗文化認知的誤解，使學生在讀解經典文本時流于其表而不知其源，對名著的“精義”所在，感到觸摸難及，不能體悟。反之從民俗文化視角來解讀“高雅文化”，民俗獨特的審美意識、審美標準再加與民族文化的天然情緣，認知和情感的相近，更能深刻地品味到原汁原味的“高雅文化”。例如：我國古今大手筆名著──曹雪芹的《紅樓夢》、魯迅的《阿Q正傳》、《祝福》、《藥》、老舍的《茶館》、沈從文的《邊城》等，作品涉及大量平凡的民俗生活相描寫，要真正讀懂這些作品，只有從地域特點的民俗生活相描寫中，來分析人物藝術形象，揭示人性本質，拓展主題思想，從而才會領會到中國人民獨特的形象性格、風貌氣派。
（三）民俗文化是語文課程教育性的重要載體
“民俗文化資源是教育培養學生，熱愛自己民族文化最好的素材，開掘和運用民俗文化資源，才能讓教育在多元文化沖擊環境中保持自己的本土文化，在強勢文化入侵背景中永不喪失自己的文化精髓。只有這樣，在全球一體化大環境中，才不必擔憂學校會培養出一批批的喪失傳統文化的“香蕉人”。語文課程教學除了讓學生獲得語言文字表達技能外，更重要的是通過語文知識的傳授，既讓民族“文化”得以傳承，同時又讓學生受到民俗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可見，開發和利用民俗文化資源，能更好的充實語文課程文化，引導學生對生活的深切關注和思考，陶冶情操，提高審視歷史和現實的睿智及洞見力。
二、利用民俗文化資源融鑄語文課程文化
（一）借助民風民俗解讀經典文本例談
現實社會中，一些人對民俗嗤之以鼻，或用獵奇的眼光看待民俗，認為這是原始文化的殘存，而不懂得它正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生命所在。很多教師在語文課程教學中，常常因為不懂“民俗”而誤解文學作品，甚至違背作者創作初衷，使教學適得其反。以魯迅的小說《祝福》為例；題目《祝福》是一則地域性十分濃郁的古老習俗的名篇。在實際教學中，常常有教師將其理解為普通話里的“祝福”，亦即祝愿之意。這樣一來就造成了曲解。其實，“祝福”是我國以紹興地區為中心的古越地區所特有的年終請福神、獻福禮的民間習俗。清范寅《越諺》卷“風俗”項下云：“作福，歲暮謝年，祭神祖，名此。開春致祭，曰：‘作春福’因這類習俗活動滲透著男尊女卑、女子從一而終等封建禮教和輪回轉世、因果報應等迷信觀念，從而左右著祥林嫂的一言一行。魯四老爺因祥林嫂是寡婦而不讓她碰祭器供品，柳媽向她預言到了“陰間”，“兩個死鬼男人”會為了她相爭不休，“閻羅大王”只好將她“鋸開來”，故勸她“到土地廟里去捐一條門檻當做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這種“轉移命運的方法”，即所謂“禳解”，是用“迷信來轉移到別的迷信”，正是這一地區特殊民俗的展現。由此構建的社會環境、人物關系，是當時當地現實生活的忠實寫照，是中國古越地區農村鄉鎮生活風貌的真實縮影，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和鮮明的民族性。如果以今天通行的祝愿之意去理解祝福，就與作者的用意相去甚遠了。
又如蘇軾的《赤壁賦》中有“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其中“羽化”也必須借助民俗文化來解釋。它是中國道教中的“羽化成仙”白日升天觀念演化。在中國古代文字里沒有“死”字，中國人生命理念中只有“化”。為什么是“羽化”呢？其成因與先民文化有著內在的一致性，陳勤建在《中國鳥文化》中闡釋了初民對鳥的崇敬而產生的仿效鳥類的“鳥化”現象，則構成了一種獨特的人鳥化的生活世界和民俗文化。如穿“鳥衣”、著鳥飾，住鳥居（干欄式建筑系模仿鳥巢建成），說鳥語、著鳥文、畫鳥形……是鳥人化之后人鳥化，神化的產物。近而才能確切解釋“鳳鳥適之” 、“以鳥為官”的真實含義。
再如《孔雀東南飛》中有一段劉蘭芝與小姑離別的話語：“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中的“初七”與“下九”是古代傳統的女兒節。“初七”指的是農歷七月七日即七夕節，傳說中牛郎織女相會的日子，在這天晚上婦女結彩樓,陳酒脯瓜果于庭中,拜月乞巧，也就是用針做各種游戲,希望織女把一手巧藝傳給人間。“下九”古人以農歷每月二十九為上九，初九為中九，十九為下九；在漢代，每月十九是婦女歡聚的日子。詩中以此展現了姑嫂真情。這種難舍難分姑嫂情，融在民風習俗中充滿淳厚的人情味，在輕描淡寫之中，融入了極高的藝術魅力。
可見，許多語文課程中的精品篇目，借助民風民俗，能有效地消除學生的認知斷層，能讓他們貼近民間生活，從真實的文化氛圍中去領會作者的思想和創作意圖，從中得到知識和教育。因此，在語文課程教學中開掘民俗文化資源不僅必要，而且重要，尤其是對于有豐富民俗文化內涵的古代精典文本，更應恰如其分地運用好民俗文化資源。
（二）借助民風民俗精華滲透思想教育例談
經典文本作為語文課程建設長期以來賴以支持的內容基礎和價值標準，從來就是語文教與學的主要媒體。如何挖掘蘊含其中的育人因素，借助民風民俗滲透思想教育仍是有效的途徑之一。
例如；先秦諸子名篇以哲理性強而著稱，但學生歷來認為這些文章很玄，深奧難解。其實，從民間文化角度來闡釋這些作品就容易理解其中的思想。因為諸子學說的產生來自民間，是文人文學與民間文學相結合的結晶。象《莊子》第一篇《逍遙游》,他就用民間寓言鯤鵬的故事說明人間事理。作者筆下的大鵬，雄健美麗，才能無雙,志向高遠，塑造了一個活生生的神人形象，表達了一種與現實理念完全不同的哲學精神。文章中雖然鯤魚變為大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魚云，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皆言之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傳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這些論證說明的材料和典故，大多取于古代先民對飛禽鳥獸的幻化傳說。莊子談逍遙自由的理想期盼，借用鯤鵬和列子的民間寓言故事,通過奇異的想象,宇宙間奇特的事物的變化,表達了作者“無已”之“至人”，“無功”之“神人”，“無名”之“圣人”的一種虛化的理想觀念。
還有莊子的《庖丁解牛》這個故事也是取之于民間風術，又用民間故事的形式加以表現。以民間解牛的絕技妙法來說明養生的理論。可見莊子是一個飽學而隱于民間的隱士，他繼承老子的學說，采用民間文化的內涵和民間文學形式既論道，談無為，說養生，講處世，所以從民俗角度理解莊子作品，就能透徹禪釋其中心思想。
我國著名課程教學專家鐘啟泉說：“致力于通過‘創新教學’的實踐，擺脫‘應試教育’的束縛，創造出嶄新的‘素質教育’的‘課堂文化’。語文課程是傳承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基礎。民俗文化資源的有效運用，有利于學生通過學習能掌握漢語言文字中滲透的文化精髓，了解獨特的民族審美藝術，提高學生的民族思維特質。現行的語文課程教學文本大都是從古至今有定論的典范性名家名篇，這些“經典文本”背后蘊藏的是深厚的民俗文化積沉。正如被稱為日本民俗學之父的日本著名民俗學家柳田國男說：“民俗學研究的根本動機源于熱愛祖國、了解民眾”。學生只有真正了解，懂得民俗文化才能發自內心的熱愛民族的語言文學。
（三）借助民俗文化解決經典文本教學“滯后態”例談
長期來經典文本教學有一種突出的“滯后態”，即傳統名篇的教學長期處于一種 “詮釋的程式化”境地，常常以經典的恒久不變的話語來形容、解釋文本。經典文本的“滯后態”大致體現為以下兩方面；審美意趣的老化和思想觀念的局限。“定論”的經典化教學，這將導致教學中缺乏多元視點的審美意趣，批判性解讀的可能性也就隨之大大減少。所以從民俗視野回望經典文本，也是解決語言課程教學“滯后感”的途徑之一。
中學語文教材中選的近當代著名作家魯迅、周作人、老舍、沈從文、趙樹理等的作品，是中國民俗文化的集成。他們的作品如果忽視民俗文化的分析和指導，僅僅只是從社會性和相關時代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套路教學，就很難品味到文章獨特的個性風采及深邃的教育內涵。因為他們的作品都是從自己熟悉的風俗習慣、風物民情入手，塑造人物形象語言風格也都帶有濃郁的地域色彩：如老舍作品里北京風味的大雜院、小胡同、鋪戶、茶館、戲園、市場、各行各業人員的服飾、四合院的建筑式樣；魯迅小說中祝福用的祭品、祭皿，江南水鄉的菱角，羅漢豆、菱白、香瓜、酒店里的曲尺柜臺；茅盾筆下，蠶鄉特有的“糊簞紙”“蠶簞”“蠶花”“蠶房”等。假說離開了民俗的作品是淡而無味的，離開了民俗的人物形象是沒有生命力的，那么利用民俗文化有助于學生理解文學名著。
從民俗生活相感受藝術形象魅力。例如：《湘夫人》內容就亮閃出一幅幅清麗的民俗生活相的畫面。故事取材于神話傳說，湘君是傳說中的舜帝，湘夫人為以身殉情的舜的妃子娥皇、女英。篇中結尾，湘君在真摯的愛而不得見焦急不安的交融下，失望、愁思，怨怒的情緒一下發展到高潮，棄衣拋物于江中，進行發泄。這種舉止，也不只是個人的一時氣憤行為，在民俗生活相中，它是婚戀中情人氣惱絕情的一習俗表現方式。“捐余袂兮江中”，“袂”一般注釋為“衣袖”是不妥當的。因為“遺余褋兮澧浦”，“褋”，指的是單衣，也即禪衣。拘洪興祖依《方言》所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褋”，這是一種貼身衣服。“袂”在這里與“褋”，應對舉成文，指外衣。把它們作為定情物送給戀人是古代女子戀愛生活流行的習慣（男子送女子的如《湘君》篇結尾所述的玉器一類配物）。這種習俗，在古代社會流傳頗廣，《紅樓夢》第七十七回就有晴文送紅菱襖給寶玉的描寫。《湘夫人》結尾的民俗生活相中特有的“斷情”方式，進行藝術勾勒，展示了鄉土的風情和獨特的藝術魅力。
從民俗意象角度分析名著中人物肖象，有利于理解經典文本中特定的歷史審美和文化傳統。例如，《三國演義》中關公肖像描寫“髯長兩尺，面如重棗”，在今天的學生看來非但不美，而且難以理解關公是相貌堂堂的英俊男子。紅臉，在傳統臉譜中是象征“忠義”，紅色的象征還可以理解。那長須，胡子一大把……令人匪痍所思。但如果回到關公生活的漢末社會，從民俗審美角度看，這長須正是吉人天相、儀表堂堂的男子所不可缺少的。《陌上桑》中采桑女子羅敷，智斗丑惡的使君，故意夸耀自己丈夫俊美風度：“為人潔白皙，髯髯頗有須，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主要的相貌特征，也就是修長的須髯。紅臉和長須是當時男性美的一種外貌標志。從作品中可窺見漢代時尚審美習俗。肖像描寫能顯現人物性格，再如羅貫中寫張飛；“身長八尺，豹頭環眼，燕頷虎須，聲若巨雷，勢如奔馬。”體態容貌竟無一處是人樣。但它卻隱含著民眾所公認的民俗意象；凜然，威懾，迅猛的性格氣勢撲面而來。肖像外貌切如民俗意象使藝術形象獲得永恒的生命力。
三、利用民俗文化資源衍化語文課程文化
（一）民俗文化可促進綜合學科的建設
鐘啟泉在《語文課程與教學論》前言中指出課程改革的成敗歸根結底取決于教師，從這個意義上說 “教師即課程”。所以課程文化的建構，首先是教師素質的建構。語文教師從文化課程建設的層面，可以利用學生普遍關注民俗文化價值取向的心態之“勢”，去“導”語文課程的學習。教師“教”的角度，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大潮，語文課程的教學既要打破傳統的文化壁壘，與世界文化潮流走向接軌，同時又要堅持優秀民族文化發展，使之發揚光大。所以，教師增強“民俗文化”意識，用深厚的民族感情“教”學生，讓學生在“學”的過程中，既有學科興趣，又不失人文價值取向；既培養學生對大語文的敏感，也提高學生對多元文化的批判力。
民俗文化資源的有效運用，可增進各學科的聯系。民俗文化作為歷史的積淀，它既是社會發展的縮影，也是社會發展進程的科學集成，包含著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精華。將民俗文化資源引入教學可以整合相關學科知識。例如魯迅先生的《藥》，語文教學中抓住 “幾個兵”衣服前后的一個大白圓圈及衣上“暗紅色的鑲”等有關服飾習俗，以及人血饅頭治癆病（肺病）陋習，讓學生判斷《藥》這個故事發生在什么朝代、年月、什么地方？從中獲得歷史學的相關知識；同樣，相關的歷史教學中老師也可引導學生從《藥》來分析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學科知識兼容，有利于學生綜合能力的提高。
（二）本土文化走進校本課程
開掘民俗文化資源，最能突出學校特點的“特色課程”即地方性專題──“鄉土教材”。鄉土教材的編寫可以包容當地文化、方言、衣、食、住、行、自然資源等。例如江蘇錫山開設的“感受吳文化”的課程，重點講授當地人物、歌謠、山水、語言等。例如“人物”篇概述了吳地狀元，通過狀元的由來，講授我國的科舉考試（童試、鄉試、會試、殿試）制度。這門課程一開出，很受學生的歡迎。鄉土教材的開發，不僅彌補課程體系中地域文化不足的問題，而且利用當地優秀的民俗文化教育學生，更容易被認同和被接納。在這方面，云南麗江將納西族的東巴文化、西雙版納將傣族的貝葉文化中的許多良好的民風民俗編寫成雙語文教材和掃盲讀物，在社會上也受到好評。
綜上所述，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趨勢的進一步發展，我國豐富的地域民俗及文化的傳承，正日益面臨著急劇變遷、轉型、重構和文化融合，甚至有的直接面臨著流失、破壞和亟待搶救、保護的情況下，民俗文化資源的開發、保護和利用，已經是語文課程建設中不可回避的問題。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民俗文化資源博大精深，這也是語文課程建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構建有中國特色的語文課程，必須讓優良的民俗文化走進教材，走進課堂。
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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