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進和孔乙己都是受封建科舉毒害的讀書人，同處于窮困潦倒的地位，對社會的擺布同樣軟弱無力，都迂腐至極，都不會“營生”，都沒有一個正常人應有的感性自我；所不同的是，范進終于叩開了功名富貴的大門，而孔乙己直到臨死“連半個秀才也撈不著”。--但這只是對兩個人物必要的淺層次的理解，他們的性格內涵究竟有何差異，兩文在寫法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一、范進在遭胡屠戶訓斥后，還諾諾連聲說“岳父見教的是”，而孔乙己在酒客嘲笑他有偷竊行為時，為什么硬撐著作“你怎么這樣憑空污人清白”、“竊書不能算偷”的無力強辯？為何范進能“手里插個草標”在大庭廣眾之下“東張西望”尋人賣雞；孔乙己盡管餓得“臉色青白”也不肯脫下那件又臟又破的長衫？
范進懦弱猥瑣，甘受屈辱，一臉自卑相；孔乙己雖窮困落魄，卻自稱什么“君子固窮”，有一股自視甚高的傲氣。
二、范進中舉后，張鄉(xiāng)紳忙來拜訪。為什么范進明知他無稽的攀附之詞，還連稱“卻幸得老先生門下”？而孔乙己當人們問他“你當真識字么”，明明是戲弄之詞，卻“認真地顯出不屑置辯的神氣”？
孔乙己渾身透出一股迂闊的腐儒之風；而范進的心靈卻熏染著世故圓滑的污濁之氣。
三、孔乙己窮得將要討飯，為何還把自己少得可憐的一點茴香豆分給孩子們吃？范進在胡屠戶受銀假作謙讓時，明知從此再也不會要他接濟，為什么還說“若用完了，再來向老爹討著用”？
范進是世故虛偽，說著言不由衷的話；孔乙己被扭曲的靈魂中還留存些許善良的因子。
兩篇作品除主要人物外，還以人與人的關系無情剖析了社會的病態(tài)。
范進家的眾鄰居，在他中舉的消息傳開后，送雞送米送酒，出主意想辦法為他治瘋，胡屠戶在范進中舉前后態(tài)度也有一個強烈的反差；孔乙己周圍的酒客不過是把他作為一個笑料，何哉？從范進的眾鄰居和胡屠戶的態(tài)度變化中，如果我們可以窺見當時整個社會熱衷功名富貴、趨炎附勢、庸俗市儈的世態(tài)人情，我們也就不難明白范進為什么三十多年醉心于科舉考試，一朝僥幸中舉竟至于發(fā)瘋。俗話說“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然而咸亨酒店酒客們的冷漠和麻木，是另一種靈魂的枯死，是群體的無痛苦。闊人的兇狠，窮人的麻木，正是全社會對孔乙己的步步緊逼，把孔乙己推上了死路，這就是社會的悲哀。“哀莫大于心死”，靈魂的麻木正是魯迅竭盡畢生精力去鞭撻的。
胡屠戶和酒客掌柜也是刻畫得入木三分的藝術形象，胡屠戶打耳光的滑稽表演與掌柜在粉板上寫下的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各有何妙處？吳敬梓用胡屠戶前倨后恭的強烈對比來嘲諷整個趨炎附勢的丑惡社會；魯迅則以掌柜對十九個錢的念叨來解剖病態(tài)社會被異化的人們對于不幸者無動于衷、甚至于“在傷口上灑把鹽”的人情淡薄。
兩位作家分別給他們筆下的人物以不同的歸宿，各有其用意所在：吳敬梓以范進中舉的丑態(tài)和其它眾人的狂迷，來批判罪惡的封建科舉制度，帶有強烈的喜劇色彩；魯迅之所以讓孔乙己拖著斷腿走向墳墓，而不讓他中舉，不讓他變?yōu)槎∨e人之流的吃人者，為的是無情揭露整個人吃人的封建科舉制度，“爬上去的吃人（如丁舉人），爬不上去的被人吃（如孔乙己）”，或者說，要么在福祿中生，要么在困頓中死，孔乙己的死是一個必然，是整個社會的悲劇。怒斥整個封建社會人吃人的這一主題，在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中已經有過深刻的反映。
那么，兩文在寫法上又有何差異呢？吳敬梓如一漫畫家，幾筆粗線條的變形寫意，信手涂抹出人物令人作嘔的臉譜，如寫胡屠戶“橫披了衣服，腆著肚子出去了”，寫范進“頭發(fā)都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魯迅則如一雕刻家，對孔乙己作的是多層次的精細的雕刻，如“他身材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胡子”，“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他臉上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穿一件破夾襖，盤著兩腿，下面墊一個蒲包，用草繩在肩上掛住”，凸現(xiàn)的是人物可憎可哀的神韻。《范進中舉》里“十幾層地獄”的笑談，“洗下半盆豬油”的戲謔，無不體現(xiàn)出藝術放大式的夸張；而咸亨酒店掌柜與酒客不緊不慢的問話，也顯示出魯迅自然圓熟的技巧。又如孔乙己給酒錢時的一“排”一“摸”，如兩個令人回味的慢鏡頭，引起的是觀眾對孔乙己悲劇一生的深沉思索；胡屠戶接銀兩時的一“攥”一“舒”一“縮”一“揣”，則如幾個快鏡頭，痛快淋漓，加強了諷刺效果。
同時，兩位作家不約而同地寫到了“笑”，即周圍人對主人公的笑。應該說周圍人對兩位讀書人的笑不盡相同，人們對范進的笑集中于一次完成，那就是對范進“發(fā)瘋”時的滑稽相的忍不住的笑。咸亨酒店的酒客和掌柜對孔乙己的笑卻是漫長的，貫穿了他的一生：笑他不能進學--笑他偷--笑他被打折了腿，這“笑”猶如一柄無形的銳利武器逼得孔乙己步步潰退，狼狽不堪，直至死亡，這是含淚的笑。
范進和孔乙己，同為熱衷功名的知識分子，而孔乙己麻木迂腐的性格之中兼有清高傲氣，偷竊懶惰的惡習之外不乏善良正直；而范進顯得猥瑣懦弱兼具圓滑世故。在范進的臉譜上，可貼一“丑”字；孔乙己的靈魂深處，滲透出幾縷“悲”。兩位作家，都奮筆抨擊黑暗腐朽的封建科舉制度。吳敬梓的筆觸鞭撻了科舉制度的弊害和知識分子的精神墮落；作為新文化運動主將的魯迅，則將批判的矛頭直指封建社會末期的整個病態(tài)社會。吳敬梓用夸張變形的筆法，藝術地再現(xiàn)了生活中的假丑惡，讀來酣暢淋漓；魯迅運用令人嘆服的白描手法，對病態(tài)社會的根源，作了毫不留情的解剖，讀來沉郁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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