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化，是一種多元文化。主流文化與反傳統文化并行，哪一方也沒有徹底打敗另一方，獨占上風。像如今的物質社會，反傳統文化日益泛濫，大有欲登大雅之堂之勢。哲學認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何況這種多元文化已經經歷了兩千年，彼消此長，傳統文化占據主流而反傳統文化并沒有銷聲匿跡。“萬物并行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方成天地之大，這不是正合乎自然之道了嗎？這種情況值得我們深思。
你不認為我們的老祖宗太聰明了嗎？你想做君子，好，老祖宗支持你，給你儒家的道德去奉行吧；做君子太辛苦，你不想做君子，好，老祖宗支持你，我給你道家的道德去奉行吧。喜歡做一些“君子不齒”之事的人，也給他們一套道德理論來擋面子，允許他們為財死，為食亡，允許他們有權就使，過期作廢，允許他們為己而天不誅地不滅；只要不是害人害己，就沒有理由不讓他們與我們同住地球村，何況天理國法也沒有賦予任何人“替天行道”的權力，把他們從地球表面抹去。你不忍為這是老祖宗的智慧嗎？
老祖宗設立的這套多元文化，可謂用心良苦。他們知道子孫們也會時好時壞，忽左忽右，不可能居“中”而行，因而留下這套系統的文化，以避免像希特勒時期那樣的種族滅頂之災。你看看中國歷史，有好幾個朝代是異族入侵，我們最后竟能接受他們的統治。如果你是歷史學家，你能夠從之中文化的角度來闡釋這種現象嗎？你看看，元朝、清朝，不僅能入主中原，還能夠成為當時的超級大國，豈不是得益于我們老祖宗的這種系統文化？這是什么文化？這就是儒家文化，具體的說，就是中庸之道。“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舜帝當年就是這么治理天下的，孔子都表揚了他。
舜帝的為政之道深得中庸之精髓，今天黨中央號召建設和諧社會，與我們老祖宗的思想是相通的。“執其兩端”，誰來執？國家領導人、各級干部，由他們來執。這個“執”，又很像“執政”的“執”，執什么？執兩端呀。哪兩端？好的和壞的，進步的和落后的，富裕的和貧窮的，當官的和為民的，掙大錢的和下崗的，提高GDP和保護生態文明，等等等等，如何據“執”而行？折中呀、平衡呀、協調呀，求其“中”而行，尋求和諧。
中庸是社會生活的指南，是處世哲學。“中”、“庸”，都是平常的、平凡的、中性的意思。中庸，說白了就是今天我們常說的平常心。臻于與人和、與自然和、終而得“與內心和”的佳境，東方學大師季羨林的“三和”，即是對“中庸”的最好解釋。它詳審了“過”與“不及”兩個極端折中而為“中庸”，融合了“過、中、不及”等整個社會系統的各個成分辨證提煉出的思想體系，這個思想體系來自社會實踐同時得到社會實踐的檢驗。它既可以調整人的內心，又可以調整人的行為。而且，整個社會系統中的人，都可由中庸而得入世之樂。過者減之，不及者增之，皆可達到中庸，它不排斥社會系統中的任何一個人。
儒家之道的核心是“和”。“和”是修道的目標，“誠”修道的方法和原則。以誠求和和乃得。人人皆欲和，但又難以“不偏”“不易”，常常是君子過之，小人不及。但小人不是壞人，只是因為離道遠且覺悟太遲所至，與君子的“過”同樣是兩個極端。一般人心中皆有道，只是守道不穩，忽左忽右，時過時不及，難于把持而已。君子修道至最高境界謂“極高明”，但這只是知，還須行。知行結合，“道中庸”，才是中庸之道。君子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要過，因為“過猶不及”，只能令人仰而景止，而無法行道。窮而不善其身，不及；達而不濟天下，不及，不及則和不生，亂矣。窮者能善其身，達者能濟天下，社會豈能不和諧？
儒教就是要在人群中修道行道，達到與周圍人的和諧。稍微一過，便容易陷入道德極端主義，以君子之德要求大眾，就很容易脫離大眾，背棄大眾。君子覺悟在先，可以去“教”，教化大眾也是行道，有言有行，用言行來詮釋“道”。只求高境界，就只能獨善其身，止于“道教”，還是“不及”。只有進入“道中庸”的境界，快樂的躬行，方能的儒教的真道。儒道至宋而不行，就源于宋儒知中庸而未“道中庸”，儒道被關進了象牙塔而成“理學”，離開了社會人群，演變成了僵死的“道學”。儒教是入世之教，是為濟世的。孔子孟子都曾周游列國，宣傳自己的儒家思想并努力應用于治國平天下，當世不行，乃求于教；朱熹曾任秘閣修撰，又從事教育工作五十余年，宣傳“窮理”“讀書”，把儒學變成了象牙塔里的學問，不求實行，儒學入他之手，便明珠投暗，光彩頓失。儒家之道 “道貌岸然”一詞是否就源于此？諷刺道學講道而不遵道，名利皆重，難怪時人譏之為“偽學”。宋儒已不是真儒，至多是半道半儒。儒學走進象牙塔，“中庸之道”就漸行漸遠，離開了他賴以生存的土壤。
我們可以嘗試用中庸之道來解釋一些歷史現象，比如康梁變法的失敗與袁世凱新政的成功。康梁時期，既得利益集團把持朝政，根深蒂固，以幾個讀書人的熱情而維新，連當事的最高層尚未統一認識，結果把維新近乎運作成了政變，原因之一恐怕就是未能“執其兩端而用其中”，采用極端的方式行事，就“過”了，這其中缺少一個能平衡兩端的謀略，工作沒有做到家，太心急了。到了清末的袁世凱新政時期，內憂外患已經促使上層產生了基本一致的認識，加上袁世凱多謀善變，善于平衡各方利益，最終得到了最高統治者--最高利益集團的代表慈禧太后的支持，并且采取的是溫和維新，“自今十二年后實行立憲政體”，留出足夠的緩沖時間。開始以強國為名募練新軍，興辦新式學堂，發展工商業，先以經濟改革帶動，而后才改革官制，雖然也是阻力重重，卻終于有所作為。
一九九八年，世界各國諾貝爾獎得主在法國巴黎發表共同宣言：“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二千五百三十年前的中國的孔子那里去找智慧。” 文化大師季羨林先生曾經自豪的預言：“二十一世紀是東方的世紀，東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將再領風騷。”他把“極其高明而道中庸”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努力追求“與自然和諧，與社會和諧，與內心和諧。”為人處世深得中庸之妙。同胞們呀，抓緊時間研究研究中庸之道吧，真的要是諾貝爾獎得主代表團來中國取經，我們人人都能告訴他們：“學習中庸之道吧。”或許到時候我們都能給他們上上一課，我們不妨就定好題目叫“詩意的棲居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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