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市一中 鄧金平
誦讀屈原的《離騷》時，又一次沉浸在對他“哀民生之多艱”的悲憫和“路漫漫其修遠兮”的執著的感動之中，于是眼前浮現起如李白杜甫、李煜蘇軾、施耐庵曹雪芹等一批鼎鼎盛名的詩人作家來，又想到我們已到了建國六十周年大慶的日子了，文壇上雖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熱鬧不斷，可總體上似乎還是一片沉寂，諾貝爾文學獎也總是與我們無緣，于是又生出早已是老生常談的感慨來：“唉，我國什么時候才能再出現一個像屈原魯迅一樣偉大詩人作家來呀！”僅有感嘆是不夠的，我們還是想想一個偉大的詩人是怎樣培養出來的吧，從他們的成長經歷中，說不定可以發現偉大詩人--尤其是我們中國的偉大詩人--產生的一些共同的規律呢。
先看屈原，在做楚懷王左徒、深得懷王信任的時候，除了唱一些巫師們跳神用的一些歌曲之外，并不見有什么驚世偉作產生，在他“忠而被謗”、遭遇憂愁之后，于是偉大的《離騷》就產生了。待郢都被攻陷，屈原也就投汨羅以死，而“其后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再看李白杜甫，兩人的同時出現，不僅顯示了雄渾瑰偉的盛唐氣象，更是永久照亮了中國文學史的天空。但李白沒有品味到“賜金放還”的苦澀，怎會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高唱？杜甫沒有經歷轉徙漂泊的悲辛，又怎會有“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呼喊？不過出現了兩個偉大的詩人，但同時也出現了使唐朝由鼎盛而衰亡的安史之亂，甚至整個封建王朝也開始走上了下坡路！
還有李煜、蘇軾，施耐庵、曹雪芹……哪一個偉大作家的出現，在他自己，不是遭遇了“窮而后工”的極慘痛的經歷，在一個王朝，不正是它衰敗的開始或者滅亡的終結呢？尤其是魯迅的出現，中華民國就沒有消停過一天，去世不久又招來了日本入侵，而之后就是民國的滅亡！
至于西方國家，情形如何，也不是很清楚，但曾經是我們老大哥的前蘇聯，一下子就涌現出了五個大詩人、諾貝爾獎獲得者，結果是世人還沒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蘇聯就已經灰飛煙滅了。
古人認為文章乃“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杜甫也曾感嘆“儒冠多誤身”，可從上面例子來看，真正的文章實在不是什么小技了，因為它不僅可以“誤身”，而且還可以“誤國”！雕蟲小技，為之者豈止是“壯夫”，簡直是屠夫！而所謂的文壇巨星，則簡直是他所屬的那個政權的災星了！
如此說來，這些災星可并不是掌握著國家權力的統治者們著力培養出來的，他們是從自己人民的土壤中自然成長起來的，而且權勢者正欲除之而后快呢。因此出現大家，實在是他所在的這個國家，應該說是他所屬的這個政權最大的不幸了。只要他們一出現，就意味著這個政權已經出現了重大的問題，而且就算這個政權本身也已經看見這個問題的巨大危害，可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它一步一步地走向毀滅而無計可施。清代趙翼《題遺山詩》中所說的“國家不幸詩家幸”,大量事實已證明它是一個永遠難以擺脫的魔咒。我們現在還一直沒有一個稱得上“偉大”的詩人出現，對詩人作家們來說，或許是一個很大的不幸吧，可是對我們這個方興未艾、充滿生機的泱泱大國來說，沒有仇恨，沒有戰爭，沒有人民的呼號和血淚，這難道不是不幸中的大幸嗎？
所以，我要以十二分的虔誠祈禱：愿我們國家永遠不要有什么偉大的詩人出現吧！愿我們的作家們永遠得不到什么諾貝爾獎吧！至少這樣，還說明我們的國家還是向上的，我們的民族還是和平安寧的，我們的人民還是感覺十分幸福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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