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 ，即桐城文派，又稱：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均系安徽省桐城市人，故名。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壇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廣、綿延時間久，文學史所罕見。

　　桐城，春秋為桐子國，唐至德初建縣制。古縣名始于宋，崛起于明，鼎盛于清，尤以“桐城派”古文著稱天下。“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清朝乾隆年間世人對桐城文章的贊譽。桐城派，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錢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論和創作實踐上，初步體現桐城派的某些特征，是桐城派前驅。

　　桐城派，有1200余位桐城派作家、2000多種著作、數以億字的資料---這些數字就是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散文派在200余年間創造出來的文明成果。

　　“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1653～1713);方 苞(1668～1749)。

　　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桐城三祖”。

　　“姚門四杰”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

　　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 鼐，姚 瑩，曾國藩，吳汝綸，馬其昶。

　　桐城派文論體系和古文運動的形成，始于方苞，經劉大魁、姚鼐而發展成為一個聲勢顯赫的文學流派。

[編輯本段]發展歷程

　　方苞，44歲因受鄉先輩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獄案牽連而入獄。方苞以文章道德名于當世，繼承歸有光“唐宋派”古文傳統，提出“義法”主張。“義”指中心即正統的基本觀點；“法”指表達中心或基本觀點的形式技巧，包括結構、條理、修辭等。“義”與“法”之間為一經一緯，相輔相成，即內容與形式必須統一。倡語言“雅潔“，淘雜質，反對俚俗和繁蕪，造清真雅謹樸質文體。對唐宋以來古文運動創作經驗總結，在文學批評史上有積極意義。“義法”論創立，為桐城文派發展奠定了基礎。

　　桐城派劉大魁、沈彤、沈庭芳等弟子，尤劉大魁有建樹，為桐城文派承前啟后的中堅人物。 劉大魁，擅文辭。青年游學京城，拜方苞門下，著作頗豐。補充發展了方苞“義法”論，重于古文藝術。其指出文字“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重視藝術體現。提出“神氣”“音節”“字句”理論。“氣”指語言氣勢，“神”是“氣之精處”，是最本質獨特的風格、性格特征的藝術體現，總結了我國詩歌韻律學說中的理論，用到散文領域。“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是桐城古文秘訣。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字姬傳，室名惜抱軒，弟子稱惜抱先生。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庫全書館任任篆修官。他強調“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就是要以“詞章”為手段，以“考據”為憑借，來闡發儒家的“義理”，使桐城派文論具有更完整的體系和周密的理論性。提出了富有創見性的陰陽剛柔說，是古代散文審美理論、風格特征的重大命題。用陰陽剛柔這個哲學概念解釋文章風格來源、散文風格特點，是創舉。選輯《古文辭類篆》。

　　姚鼐后，有“姚門四杰”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曾國藩及“曾門四弟子”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紓、姚永樸、姚永概等卓立文壇。“五四”新文化運動，白話文生，桐城派亡。林紓仍鼓吹“尊孔讀經”，斥為“桐城謬種”。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說，“不能以其末流之墮落，歸咎于作始”。

[編輯本段]文章特點

　　桐城派的文章，內容多是宣傳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學；語言則力求簡明達意，條理清晰，“清真雅正”。他們的許多散文都體現了這一特點。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為“闡道翼教”而作;在文風上，是選取素材，運用語言，只求簡明達意、條例清晰，不重羅列材料、堆砌辭藻,不用詩詞與駢句,力求“清真雅正”，頗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順通暢，尤其是一些記敘文，如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論點鮮明，邏輯性強，辭句精練；寫景傳神，抓住特征，細節盎然，寄世感嘆；傳狀之文，刻畫生動辭；紀敘扼要，流暢時晰。平易清新，是整體流派特點。散文名篇有：方苞《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記》。辭賦大師潘承祥先生評價道：“桐城古文運動，是唐宋古文運動的繼續、發展、終結。”。

[編輯本段]影響作用

　　桐城派在清代文壇上影響極大。時間上從康熙時一直綿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國內。主要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姚瑩四人之外，還有方氏門人雷□ 、沈彤、王又樸、沈庭芳、王兆符、陳大受、李學裕,劉大櫆門人、錢伯坰、王灼、吳定、程晉芳等,姚鼐門人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等。追隨梅曾亮的還有朱琦、龍啟瑞、陳學受、吳嘉賓、鄧顯鶴、孫鼎臣、魯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豐年間，曾國藩鼓吹中興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諸老，氣清體潔”,“雄奇瑰瑋之境尚少”，欲兼以“漢賦之氣運之”(吳汝綸《與姚仲實》)，承其源而稍異其流，別稱“湘鄉派”。

　　桐城派的“載道”思想，適應清朝統治者提倡程朱理學的需要；“義法”理論，也能為“制舉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長盛不衰。他們在矯正明末清初“辭繁而蕪，句佻且稚”（方苞《書柳文后》）的文風，促進散文的發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編選《古文辭類纂》，流傳尤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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