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市一中 鄧金平
在讀《套中人》的時候，有一句話忽然引起了我的注意：
“這一天剛好是五月一日，星期天，我們全體師生約好在校門口集合，然后一道步行去城外樹林里郊游。”
怎么？學生老師還可以在星期天相約一起到城外郊游！而且還不坐車，只步行！這確實是太令人驚奇而且羨慕了！你看我們的星期天，有幾所中學不是像監管犯人一樣，正把學生圍在濁臭的教室里深埋頭顱，拼命做題，迎戰高考呢！而郊游，那是多么遙遠的事情啊。只依稀記得，還是十多年前讀書時，老師帶著我們在山谷中歡快野炊的情景；而又清楚地記得，剛參加工作時，我和另一個青年老師與一群學生相約到長江那邊的果園游玩回來后，就被校長請進了辦公室，對我進行了一番“千萬不要出什么亂子”的安全教育，從此以后就再也怕敢起什么帶學生游玩的念頭了，并且我至今也還沒有聽說周圍有哪一所學校的師生一同步行去郊游的新聞。即使破天荒有一回參觀博物館，那都是租用了好幾輛巴士，浩浩蕩蕩地進發，那盛大的場面，還讓路人駐足羨慕了好久呢。不過如果要是步行的話，別說學生要造反，就是老師也是不會答應的。
因為這一點新發現，于是想，小說中是否還有其它一些地方，也透露出當時時代的中學教育的一些信息呢？于是特地尋覓一番，果然不出所料，很快我又發現了幾處看來也似乎同樣優于我某些學校的一些教育措施或者觀念。
文中寫到“我們”在別里科夫的唉聲嘆氣的逼迫之下，“只好讓步，把彼得羅夫和葉戈羅夫的操行分數壓下去，關他們的禁閉，最后把他們開除了事” 。于此可見，當時學校對學生的評價絕不是像我們現在的學校一樣，僅以文化分數作為唯一標準，只要文化分數高就可以進好大學，而是“操行分數”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雖然一個人的“操行”很難量化，比如文中的兩個好學生的遭遇就是證明，但至少和我們現在的“唯分數論”相比，總是有其非凡的意義的。
沙俄教育的先進之處，還表現在對課程的設置上，當時似乎就已經有了“小綜合”的雛形了。學校新來的進步青年教師柯瓦連科，是一位史地課教員，這是不是表明當時的歷史地理并不是像我們一樣是各自為政，只是為了應付文科綜合的考試而勉強扭在了一塊兒的呢？再一個例子是別里科夫所教的古希臘語，也可以算是一門外語了，但它并非如我們現在將英語放在一個至高無上的位置一樣，因為華連卡“現在已經不是挑挑揀揀的時候，嫁誰都可以，哪怕希臘語教員也湊合”，既然“希臘語教員也湊合”，可見在沙俄時代的外語，充其量就是一個選修課的地位，（說不定當時的沙俄還真有我們現在正時髦的選修課呢）而教外語的老師實在是很受歧視很可憐的。當然需要鄭重聲明的是，我并不是說要降低現在廣大英語老師的地位，看輕他們的重要性，而是認為我們“量中華之人力，結與國之歡心”，全民皆學英語，不說影響學生將來的前途，就是國家未來的命運，也是存在危險的。
再一個是別里科夫深為反感甚至憂懼的一件事，就是 “ 教室里亂哄哄的” ，“我們班上總是鬧哄哄的”。不過除了別里科夫之外，其他老師都認為沒什么大不了的，年輕人本來就應該是這個樣子的嘛。可是我們現在，除了極個別老師認為“我們班上總是鬧哄哄的”是一件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外，其他絕大多數人老師都和別里科夫一樣是深為反感甚至憂懼的，還有極端的甚至連下課時分也不許學生自由談笑走動，必須像溫順的羊羔一樣坐在教室里不準出來透一口氣，如果達到每個學生都只知道除了作業還是作業的境界，那就是我們這些老師的莫大欣慰和最大驕傲了。
當然，19世紀末其沙皇專制下的令人窒息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是不可以和21世紀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的開放的教育思想和制度相提并論的。不過，從《套中人》這篇小說中所隱約透露出來的這些教育信息，不是也很可以令我們回味，反思，甚至警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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