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 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士重來未可知。
[編輯本段]注釋
1.烏江亭：在今安徽和縣東北的烏江浦。《史記項羽本紀》載：項羽兵敗，烏江亭長備好船勸他渡江回江東再圖發展，他覺得無顏見江東父老，乃自刎于江邊。
2.不期：難以預料。
3.包羞忍恥：意謂大丈夫能屈能伸，應有忍受屈恥的胸襟氣度。
4.江東：指江南蘇州一代。
[編輯本段]賞析
此詩與前選《赤壁》詩一樣，議論戰爭成敗之理，提出自己對歷史上已有結局的戰爭的假設性推想。首句言勝敗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評項羽胸襟不夠寬廣，缺乏大將氣度。三四句設想項羽假如回江東重整旗鼓，說不定就可以卷土重來。這句有對項羽負氣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卻是批評他不善于把握機遇，不善于聽取別人的建議，不善于得人、用人。司馬遷曾以史家眼光批評項羽"天亡我，非戰之罪"的執迷不悟。杜牧則以兵家的眼光論成敗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馬遷是總結已然之教訓，強調其必敗之原因；杜牧則是假想未然之機會，強調兵家須有遠見卓識和不屈不撓的意志。
首句直截了當地指出勝敗乃兵家之常這一普通常識，并暗示關鍵在于如何對待的問題，為以下作好鋪墊。“事不期”，是說勝敗的事，不能預料。
次句強調指出只有“包羞忍恥”，才是“男兒”。項羽遭到挫折便灰心喪氣，含羞自刎，怎么算得上真下的“男兒”呢？“男兒”二字，令人聯想到自詡為力超過山河，氣可蓋世的西楚霸王，直到臨死，還未找到自己失敗的原因，只是歸咎于“時不利”而羞憤自殺，有愧于他的“英雄”稱號。
第三句“江東子弟多才俊”，是對亭長建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的藝術概括。人們歷來欣賞項羽“無面見江東父兄”一語，認為表現了他的氣節。其實這恰好反映了他的剛愎自用，聽不進亭長忠言。他錯過了韓信，氣死了范增，確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這最后關頭，如果他能面對現實，“包羞忍恥”，采納忠言，重返江東，再整旗鼓，則勝負之數，或未易量。這就又落腳到了末句。
“卷土重來未可知”，是全詩最得力的句子，其意蓋謂如能做到這樣，還是大有可為的；可惜的是項羽卻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這樣就為上面一、二兩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據，而這樣急轉直下，一氣呵成，令人想見“江東子弟”“卷土重來”的情狀，是頗有氣勢的。同時，在惋惜、批判、諷刺之余，又表明了“敗不餒”的道理，也是頗有積極意義的。
議論不落傳統說法的窠臼，是杜牧詠史詩的特色。諸如“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赤壁》），“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題商山四皓廟》），都是反說其事，筆調都與這首類似。宋人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中謂這首詩“好異而畔于理……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余，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清人吳景旭在《歷代詩話》中則反駁胡仔，說杜牧正是“用翻案法，跌入一層，正意益醒”。其實從歷史觀點來看，胡氏的指責不為無由。吳景旭為杜牧辯護，主要因這首詩借題發揮，宣揚百折不撓的精神，是可取的。 （陶道恕）
[編輯本段]譯文
戰爭的勝敗是很難預料的，
能夠經受失敗、挫折等羞辱的考驗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江東的子弟中藏龍臥虎人才濟濟，
如果當年重返江東再整旗鼓，有朝一日卷土重來也是說不定的。
[編輯本段]作者
作者介紹
杜牧
（公元803－853年），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孫。大和二年進士，授宏文館校書郎。后赴江西觀察使幕，轉淮南節度使幕，又入觀察使幕。史館修撰，膳部、比部、司勛員外郎，黃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職，最終官至中書舍人。晚唐杰出詩人，尤以七言絕句著稱。擅長文賦，其《阿房宮賦》為后世傳誦。注重軍事，寫下了不少軍事論文，還曾注釋《孫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傳世，為其外甥裴延翰所編，其中詩四卷。又有宋人補編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別集》各一卷。《全唐詩》收杜牧詩八卷晚唐詩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矯之。七絕龍有逸韻遠神，晚唐諸家讓渠獨步。 人號“小杜”，以別于杜甫。與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詩人李商隱并稱“小李杜”。牧之有抱負，好言兵，以濟世之才自詡。工行草書。《宣和書譜》云：“牧作行草，氣格雄健，與其文章相表里。”董其昌《容臺集》稱：“余所見顏、柳以后，若溫飛卿與（杜）牧之亦名家也。”謂其書”大有六朝風韻”。傳世墨跡有《張好好詩》。著作甚富，主要著有《樊川文集》、《舊唐書》卷百四十七、《新唐書》卷百六十六皆有傳。《張好好詩》，行草墨跡，杜牧太和八年（834）所書，此時年32歲。帖為麻箋，縱28.2厘米，橫162厘米，46行，總322字。從整幅詩卷中可以看出，其書法深得六朝人風韻。真跡現藏故宮博物院。此篇書法作品氣勢連綿，墨筆酣暢，因是詩稿，所以更得樸實無華之美。卷首尾有宋、元、明、清人的題簽、題跋印章。曾經宋直和分府、賈似道、明項子京張孝思、清梁清標、乾隆、嘉慶、宣統內府及張伯駒收藏。曾著錄于《宣和書譜》、《容臺集》、《平生壯觀》、《大觀錄》等。杜牧由于以詩稱著，故其書名為詩名所掩蓋。此書刻入《秋碧堂法帖》。延光室、日本《昭和法帖大系》均有影印。 杜牧晚年居長安南樊川別墅,故后世稱“杜樊川”。
杜牧的文學創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詩、賦、古文都足以名家。他主張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對作品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有比較正確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長處，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風貌。在詩歌創作上，他的古體詩受杜甫、韓愈的影響，題材廣闊，筆力峭健。他的近體詩則以文詞清麗、情韻跌宕見長。七律《早雁》用比興托物的手法，對遭受回紇侵擾而流離失所的北方邊塞人民表示懷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齊山登高》卻是以豪放的筆調寫自己曠達的胸懷，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詩歌的總的趨向是藻繪綺密，杜牧受時代風氣影響，也有注重辭采的一面。這種重辭采的共同傾向和他個人“雄姿英發”的特色相結合，風華流美而又神韻疏朗，氣勢豪宕而又精致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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