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金平
汪曾祺在他的《胡同文化》中指出，胡同文化是一種封閉的、易于滿足的、愛瞧熱鬧而不愛管閑事的、以“忍”為其精義的市民文化。但是從老舍的《四世同堂》來看，說胡同文化的實質是奴隸文化，這將更準確一些。
《四世同堂》以祁家四世同堂的悲歡離合為主線，描繪了抗戰時期淪陷區北平的生活。小說中雖然不乏民眾頑強抗爭的崇高民族氣節的描寫，但給讀者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作者對多數的北平人茍且偷生的奴隸性甚至對敵屈膝獻媚的奴才性的深刻揭露。而且他們生活著的胡同名字“小羊圈”，雖然就是當年老舍曾經居住過的胡同的真實名字,但放在此小說中,就有了一種特別的意味，即這胡同里的各色人等，多數都不過是一只只被圈著的溫順無力、待人宰割的綿羊，就是發出了一點反抗的叫喊，也已是在性命不保之時了。
對這一點汪曾祺不可能沒有發現，那他為什么并沒有將它直白地明說出來呢？我猜想可能還是怕太刺激北京人柔弱而敏感的神經吧，何況他自己對胡同文化的一些方面又有特別的眷念呢？如果是魯迅的話，大概除了毫不遲疑的擲出他那讓人畏懼的投槍之外，是決不會有這般的脈脈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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