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易學關于《周易》的形成時間和作者的問題爭議較大，但其書形成于商末周初，為周人所作這二點卻基本上可以達成共識。為此，我們在注釋《周易》正文之前，就有必要搞清楚周族的這段歷史及這段歷史時期內的重要人物的經歷，以作為解讀《周易》正文的背景資料和判明作者及創作時間的一項依據。
有關周族人的事跡，以司馬遷《史記》的記載最為完整，其它的資料還有《尚書周書》、《詩經》、《周禮》、《逸周書》、《竹書編年》、《左傳》、《國語》及諸子百家的著述和有關考古資料等。我們以《史記周本記》為主線來追憶周族的歷史。
《周本記》載：“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徒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谷。’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
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徒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
慶節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
周族人的祖先名字叫著棄。相傳是帝嚳的養子，是帝嚳元配夫人姜原與人野合后所生之子。因來路不正，曾經遺棄，故取名為棄。棄從小就喜歡播植百谷，成人后開始有計劃地開荒種植，是最開始從事農業，播種稷和麥的人。堯帝知道后，就推舉他做了掌管農業的官，負責教導人民有計劃地發展農業生產。農業的發展使過去靠天吃飯的人得到了極大的利益，所以堯帝就將棄封在邰這個地方，也即今陜西省武功縣西南，稱號為“后稷”，另立姬為姓。在陶唐、虞、夏三代，周族均為農官，由此而興盛。當時商族人的祖先契與周族人祖先棄一樣同為堯帝的大臣。如《五帝本紀》說：“棄主稷，百谷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
夏朝末年，周族人背井離鄉，逃往西方戎狄游牧民族居住的山區。《史記》上說，這是夏后氏罷了周族農官的原因。其實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商湯革命推翻了夏王朝后，周人害怕受到商的迫害而流亡。流亡之初，周族處境困難，經過了不窋、鞠、公劉三代領導人的斗爭，才在山區爭得了一塊較為穩定的地盤，并在公劉的兒子慶節時期建立了國都，即邠邑，山名也稱豳，在今陜西省郴縣和句邑縣一帶。公劉時期，是周族人相對平靜的一段時期，所以經濟發展得不錯，是周族人的第一次復興。之后，經過慶節、皇仆、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八代領袖的變遷，傳位到古公亶父。古公亶父是周族第二次復興的關鍵人物。
二、古公創業
《史記周本記》載：“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于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筑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圣端。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發，以讓季歷。
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于行義，諸侯順之。”
古公亶父時期，他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全族人由貧瘠的山區豳搬回肥沃的故里周原。依《史記》的說法，這是古公亶父為人仁慈，不愿與戎狄族開戰的原因。其實問題遠不會這么簡單。首先，豳這個地方是周族人的祖先經過三代人的努力才好不容易獲得的一塊安身之地，又經過了八代人的建設。如果沒有一個更好的去處，他們是不會輕易放棄的。其次，肥沃的周原故里雖然是一個更好的去處，回歸故里也一直是周人的心愿，但他們當初的離開是被迫逃亡，想要回歸也不會是輕而易舉的事。因為周原故里屬于周族人的敵人商王的管轄范圍，沒有商王的同意，弱小的周族人是不可能回遷的。所以，周族人的這次遷移只能是在商王準許的前提下，回歸計劃的落實。計劃本身是利益權衡后的結果，與“道德”“仁慈”沒有關系。當然，計劃能在古公亶父的時期實施，古公亶父也是功不可沒的。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我們現在已經很難知曉，但從古公亶父的第三個兒子季歷娶商人貴族女子太任為妻這件商周通婚的事情看，周商之間在周族人遷移之前，一定是做了大量和解工作的。
周族的這次遷移是一個三贏的結局：狄戎民族收回了被周族長期占領的失地；周族得于回歸肥沃的周原故里，從此擺脫貧困狀況；商族則可在結束與周族人敵對狀態的同時，利用周族的力量對抗狄戎民族，起到既減少了軍費，又穩定了西部邊疆的作用。這也可能正是商王愿意與周族和解的原因。周族的遷移可謂皆大歡喜。
周族遷移后，原來與周族為鄰的小部落也紛紛下山投靠古公，搬到周原來繼續與古公為鄰。《史記》仍然將其稱為是古公仁慈的原因。實際上，他們長期以來就是古公亶父的支持者與被保護者，也因此一直以戎狄族為敵，周族搬遷后，他們根本就無法以狄戎族抗衡。所以，害怕外族的報復打擊，希望背靠周族這顆大樹以求生存的心理原因，較“道德”的原因更為重要和真實。“仁慈”的說法不過是為讓周族同意其請求，而找的一個古公樂于接受的托辭。
古公亶父在周原筑城修屋，歸附的小部落則在四周以邑為單位定居。為了抵抗共同的敵人戎狄民族，也為了有序地發展生產，他們必須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達成某種統一，于是，一個以周族為中心的新型小國就在周原形成了。這個小國雖然屬于商的下屬國，但它卻是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新型的另類國家。因為周族具有夏朝的文化底蘊，又同時熟悉商及戎狄民族的文化，在農業上也有著豐富的經驗，加上涇渭兩河流域的土地肥沃，及在長期對商對戎狄族斗爭中培養成的吃苦耐勞和堅忍不拔的民族精神，這個小國多年積聚的力量一下子得于釋放，從而非常迅速而有序地發展壯大起來。實力的壯大激起了周族的野心膨脹，大概正是在這個時候，古公亶父的心中產生了奪取商王政權的雄心和計劃。《詩經魯頌宓宮篇》說﹕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
這首詩是魯人追述祖德的宗廟詩，詩中的大王就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后人稱太王或大王。詩稱滅商的計劃由古公亶父開始制定和實施，周文王、周武王不過是繼承其遺志而完成者。
公亶父一共有三個兒子﹕泰伯、仲雍、季歷。老三季歷是周文王姬昌的父親。據《史記》載，古公喜愛姬昌這個孫子，希望姬昌能夠繼承自己的王位。所以，季歷的兩個兄長泰伯和仲雍就自動放棄依慣例應有的嫡長子繼承權，而離開周原，帶著人馬順流而下，逃到南方發展。春秋時長江中下游的吳國就是這一支。這又是虛晃一槍的理由。除非古公亶父老糊塗了，他欲傳位給姬昌的理由絕不會這么簡單。要知道如果真是如此，其行為是要冒極大風險的。一是亂了古代維系家族秩序中最為重要的嫡長子繼承制，必將為今后家族內部的權利斗爭留下隱患；二是二人的出走必然會極大地削弱周族的力量﹔三是姬昌尚幼，能否成人成才都還是未知數。古公冒如此大的風險而傳位姬昌的真實意圖可能是另三層考慮﹕一是為了在商王的背后建立根據地，以實施他“始實翦商”的計劃。武王伐紂的前夕，商的東方夷族曾發生大規模叛亂，嚴重消耗了商王實力，并拖住了商王的主力部隊，以至于《左傳昭公十一年》說：“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將商朝的滅亡歸于東夷的叛亂，而不是武王的暴動，可見其叛亂的規模及對商王政權的影響之大。這次東夷叛亂因什么原因而起？有那些部落參加？歷史上未有明確的記載，但是否與泰伯、仲雍的南下有關？卻是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即使與他們有關，周族為宣傳自己的仁愛形象也是不愿意暴露這個計劃的。二是為了麻痹商王。作為商族世代敵人周族的迅速發展，必然會引起商王的警覺。為避免受到商王的打壓，太公以自翦羽翼的方法麻痹商王，由此給商王造成一個太公昏庸，不明事理，周族內部矛盾重重，而剩余力量不足于對商朝政權構成威脅的印象。三是為了討好商王，以求生存和發展。周族的遷移是得到了商王認可的，在此之前，季歷曾娶商貴族女子太任，其和婚的方式表明商周兩族均有結束敵對狀態而友好相處的愿望。文王姬昌生于周族遷移的那一年，母親就是這個執行和平使命的商貴族女子太任。所以，文王姬昌具有商族的血緣，也算得上是商族的后代。古公亶父反常地立年幼的姬昌為王儲，顯然有向商王表示親近的意思。《史記》所說：“生昌，有圣瑞。”這個“圣瑞”很可能就是指姬昌所擁有的商族血統。至于這種廢長立幼的反常行為是古公亶父的謀略？還是迫于商王的壓力？或者是周商之間曾經有過的這種協議？還是利用姬昌母親這一族的勢力？現有的資料尚難于說清。
古公亶父違背傳統的繼承方式而廢長立幼，依《史記》“喜愛姬昌”的說法是很難理解的，這種說法只能是對外公開的托詞。只有從周商兩族關系來考慮，從“實始翦商”的角度來分析，從周族生存與發展的角度來定性才是順理成章的事。后來的發展證明古公的這一步棋走對了，因為周族很快取得了商王的完全信任。古公亶父死后，季歷繼承了父親的君位，稱公季，或王季。這時的商王賦予王季代商王征戰的權利，并在物資上給予大力的支持。正是在商王武丁和文丁的大力支持下，周族先后征服了周圍的戎狄部落，既為商朝解除了西北方外來民族的威脅，同時又擴展了周族自己的勢力范圍和軍事實力，使之從一個小國一躍而成了西方的霸主。這時，周商關系出現了一個急轉彎。季歷在位第２6年，周族大勝戎族，并俘獲戎族三個大夫。在向商王獻捷時，季歷被商王文丁處死。史書未記錄處死的理由。依理而推，原因不外乎三個：一是西方強敵已經基本消除，而周族的強盛使之成為了商王新的威脅，商王由此而警覺，選擇了鏟除其強權領袖的作法；二是戰爭的勝利及民族實力的強盛，容易進一步膨脹周族翦商的野心，可能正是王季在勝利之時，得意忘形而暴露了其野心，因此受到迫害；三是商王想扶持擁有商族血統的姬昌上臺，因此除掉王季這個讓商王不放心的絆腳石。這時的姬昌已經４６歲，他繼承父位，號稱西伯。從此，周族進入周文王的時代。
三、文王興國
《史記周本記》載：“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崇侯虎譖西伯于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于帝。’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失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
西伯乃獻洛西之地，與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西伯陰行善，諸候皆來決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只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明年，伐大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徒都豐。
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羨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后十年而崩，溢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
姬昌在位５０年，他的政績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被商王囚于羑里之前的三十四年；二是獲釋后的十年。這二個階段有著完全不一樣的風格，前一段以改革興周為主題，后一階段以陰謀傾商為主題。這種變化源于姬昌的被囚和姜太公呂尚的投靠。
在姬昌執政的前一段時期，他為了完成太王開創的“翦商”事業，廣施仁政，采用了一系列富國強兵的政策。依《孟子梁惠王》等篇所說﹕周文王的改革首先是從土地改革開始。他廣泛地采用了井田制，即將九百畝田按井字形劃分為九塊，八家各耕種其中的一塊，中間為公田，由八家共耕，收成為租稅。這八家組成一個自然小村落，共用一口水井，也因此而成為周族行政區劃的最基本單位。大小官員都有分地，子孫繼承作為公祿。在土地改革的基礎上，他又施行了一系列省刑罰、薄賦斂、輕瑤役、寬民力的改革制度。如商賈往來不收稅收﹔捕魚不禁止﹔犯罪不連坐等等。這些制度極大地調動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也自然得到了廣大民眾的擁護。同時也對鄰國發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許多小國的庶民和奴隸紛紛逃往生存條件寬松的周國，由此引發了鄰國貴族對周族的矛盾。為了緩和這個矛盾，姬昌又制定了“有亡荒閱”的法令，即所有逃亡的奴隸都可逮捕，然后送歸原主。這樣，他的系列改革計劃不僅得到了平民階層的擁護，也得到了貴族的廣泛支持。最重要的是，有許多或天真或失意的貴族及懷才不遇的謀士，如孤竹國國君伯夷、叔齊及大夫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等人紛紛前來投靠，使得周族在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不斷壯大的同時，又迎得了大量的人才儲備和良好的口碑。
在周與商之間有一個叫崇的大國，位置大約在今河南省嵩山縣附近，國君名虎。因以周族為鄰，各方面受周的影響較大，所以對周有意見，就跑到商王帝辛那里去告狀，說姬昌的行為將對商王不利。由此引起了商王帝辛的警覺，于是將西伯姬昌囚禁在距當時的商王城朝歌（今河北洪縣境內）僅數十里的小城羑里（今湯陰城北數里）。商王是如何將他帶到商城的？史書上沒有記載，但《竹書紀年殷記》有“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的記載。大蒐即大規模的軍事檢閱，渭即渭河流域，是周族的邊界。姬昌是帝辛二十三年被囚，也即在西伯姬昌被囚的前一年冬天，商王曾向西發兵至周的邊境。就當時的軍事實力而言，周族尚不足于抵抗有備而來的商軍，至少沒有必勝的把握。所以，大概正是這次的大軍壓境，使得姬昌在權衡利弊后，為保存實力而做出了犧牲自己的選擇而被商王作為人質帶回的。姬昌被商王囚禁了六年，直到一個在后來幫助姬昌改變了周族命運的人加入到周族的陣營，姬昌才得于被釋放。這個人就是傳奇人物呂尚，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
四、呂尚請命
呂尚也叫姜太公、姜子牙、太公望、師尚父等。姜是姓，呂是氏，名尚，字牙，尊稱子牙，子是先生的意思。姜的后人封他為太公。周文王姬昌曾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所以，也自號太公望，這個太公是指文王的父親王季。周武王曾娶姜太公的女兒為妻，又聘他為太師，故以父禮、師禮待他，尊稱他為師尚父。由這些稱號就可以看出，呂尚是周族歷史上多么重要的一個角色。史書一般稱他為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謀略家。民間一般把他視為神仙、異人。換一個角度看，也可說他是一個大陰謀家、大騙子。他上騙帝王，中騙文武百官，下騙滿朝百姓及子孫后代，唯一沒有被騙的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等少數周族權力集團的核心人物，因為他們是直接參與者，是他這個導演手下的演員，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據記載，呂尚是炎帝神農氏的遠裔，伯夷、共工、蚩尤的后代。從小聰明好學，喜歡習禮演陣，精通數術，深察天地之道，通曉人事成敗之理，熟知共工、蚩尤及黃帝的戰法。學成后周游列國，尋師訪友，進一步研究歷代興衰治亂之源，治國安民之道，兵家制勝之略及戰陣之法，由此形成了自己獨有的一套軍事理論和治國韜略。可惜他一生懷才不遇，游歷七十國而未得到賞識，普通人的謀生方式他又不內行，所以總被人看不起，稱他為無用的狂人。一直到七十歲時，他還在商都朝歌城中賣牛肉以維持生計。賣肉之余，他也在市場上擺攤算卦，以《易》會友，傳道說教，觀察政情，預測朝政，以圖有人賞識。因他精通《易》理，見多識廣，又善于察言觀色，他算的卦常常很“靈驗”而名震朝野。他在朝歌一共生活了八年，與姬昌被囚羑里的時間大致同時。
據傳說：文王姬昌被囚羑里時，聽說了呂尚的名聲，就去拜訪他。姬昌問他有什么本事？他回答了八個字：“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我最差的本事是殺牛賣肉，最大的本事是推翻國家政權。這是最對姬昌心病的良藥，他聽后暗喜，就派自己的得力大臣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人去拜呂尚為師，向他求教。呂尚教他們的第一招就是行賄救姬昌。姬昌在囚期間是否可能拜見呂尚是個問題，但文王得救以姜尚的計謀有關卻在《史記》等正史中有明確記載。《史記齊太公世家》載：
“呂尚，處士，隱海賓。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于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
周西伯昌之脫羑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
姜太公設計救出文王后，提出了一系列滅商興周的政治、軍事策略，并在短短的十四年時間內導演了從靈臺請命、吞并小國、觀兵孟津、會盟諸侯到大戰牧野等重大歷史事件，從而推翻了強大的商族政權。孫子在他的著作《兵法用間》篇中說﹕“周之興也，呂牙在商。”認為周武王能夠打敗帝辛的原因是姜尚在商的時間長，熟悉商王情況并從事了一系列搜集情報、挑撥離間的間諜活動的原因。這是從又一個角度肯定了姜太公對周族的重要性。其實，呂尚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促使周興商滅，最重要的原因既不是因為呂牙在商，也不是他會盟諸侯和大戰牧野時的調兵遣將，而是他成功地包裝了文王姬昌。他包裝文王的手段就是“陰謀修德”。
每當讀到《史記》中的“周西伯之脫羑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這句話時，總有一種不舒適的感覺，因為陰謀和修德二個詞合在一起很不協調。背陽光的、見不得光明的是陰，見不得人而秘密進行的計謀就是陰謀。而德是一種崇高的行為，修德大可光明正大的修，沒有必要遮遮掩掩。所以，陰謀修德這句話似乎想向我們透露另一種信息。姬昌與呂尚都做了那些陰謀修德的事己很難一一考證，但陰謀修德是怎么一個修法，我們卻可以從他們合演的二場精彩演出中窺見一斑，這二出戲就是文王拜師和靈臺請命。
《淮南子道應訓》引武王問呂尚的話說﹕
“寡人伐紂天下，是臣弒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后世之用兵不休，斗爭不已，為之奈何？”
文王、武王在經濟上、軍事上、人才上都做好了滅商的準備，但在政治上還有一些問題，其中最大的顧慮就是﹕商王是受天命之君，而周文王、周武王只是商王的臣子。以臣弒君是犯上作亂，言不順，名不正，得了天下后人民不服怎么辦？所以，武王提出這個問題來求教于姜太公。姜太公的回答很妙，他說﹕
“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于兌，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憂之教。”
意思是說﹕你問的非常好啊。打獵時深怕獵物傷得不夠厲害而讓野獸跑了。得到了獵物又怕獵物傷得太重，使好肉不多而沒有了收獲。你想坐穩打下的江山，把人民的口堵住就行了，什么道啊，德啊，都不要當真，都是做給人看的，是多余的說教。姜太公的這句回答非常重要，點破了天機，也正是其陰謀修德所要達到的目的。歷史上的許多強權人物都明白一個道理，就是“內用黃老，外示儒術。”儒家提倡的仁義道德只能裝門面，也只是對別人的要求，自己是當不得真的。裝門面是為了要大家認同你，能得到別人的認同你的事業也就成功了一半。有許多人心地善良，做了一輩子好事，別人反而討厭他。也有一些人好事做得并不多，甚至做一些違心的事，常常假裝糊塗，反而能得到別人的擁護，這就是明不明白這個道理的原因。老子說﹕“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明則無徒。”也有這一層道理。姬昌祖孫三代行善積德，但聚集的人氣依然不夠造反所需，呂尚只稍加點撥就形成滅商之勢，里面的學問是很深的。堵嘴的法術就是其中之一。我們來看姜太公如何幫助文王、武王堵人民的嘴。
西伯姬昌被姜太公設計救出后，深知他是一個難得的人才，欲拜他為國師，將滅商的重任托付給他。但呂尚的才能雖大，地位卻只是一個賣肉的屠夫，還是個糟老頭子。姬昌如果拜他為國師，不說別國笑話，諸侯不服，就是本國的文武百官就難于接受，將來政令如何行？于是呂尚就想了一個裝神弄鬼的辦法唬弄人。他跑到商王抓不到，姬昌正好來的渭水南岸“隱居”。每天都裝模作樣地在河邊深潭處釣魚，他用的魚鉤是直的，也不上魚餌，而且離水三尺。一個七十多歲的白胡子老頭，不瘋不顛，每天樂此不倦地在那里胡鬧，不引起轟動效應那才是怪事。在戲的高潮來臨前，他又派人到處傳謠，說他釣到了一條大鯉魚，魚腹中有兵書《玉鈴篇》（《列仙傳》）。或者說他釣到了一塊玉璞，上刻“周受命，呂佐昌，德合于今，昌來提。”（《尚書大傳》）丑角的戲演得差不多了，老生開始出場。《史記齊太公世家》載：
“呂尚蓋常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于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圣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反對打獵的姬昌為演這出戲也破了例。不僅破例，而且一貫謹慎的姬昌還非要將這次出獵搞得大張旗鼓不可，生怕別人不知道，出獵前又請早就安排好的人算卦，結論是這次出獵什么野獸也打不到，得到的將是一個輔佐霸王的神仙。果然就見到了這個白胡子“神仙公公”姜子牙。文王當眾背臺詞﹕我父親在的時候就說過了，應該有高人來幫助周國，你才能讓周國得以興旺發達啊！你真的是這個高人嗎？我老子望你望得好長時間啊！你就叫太公望吧！ ,姜太公自編自導，文王主演的這出戲演得怎么樣？又是化妝，又是弄鬼，又是卜，又是夢，又是預言，說假話連死了四十年的父親都搬出來做干證，只差沒有拿祖宗來詛咒了。真不知道他父親怎么不早一點報夢，也好免那幾年牢獄之災，也免得這個神仙公公起早摸黑地多賣那幾年肉。
二個七老八十的人把滿朝百姓及文武百官哄得團團轉，就為了把屠夫包裝成神仙。神仙上了坐，好戲才開頭。包裝呂尚是鋪墊，授命姬昌才是正戲。商王不是有天命嗎？軍民百姓不是因為怕違抗天命而犯天顏，不敢攻擊商王嗎？神仙公公就是來請天奪商王之命而授予姬昌的。授天命要道具，光他釣一塊玉璞起來的小伎倆還不行，呂尚選擇了靈臺做他的道具。《詩經大雅靈臺》說﹕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姬昌在姜子牙的導演下，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工程，并在很短的時間內建成了靈臺。靈臺相當于現在的天文臺，是古人觀天象的地方，修高本為消除周圍的遮擋物的影響，以便于觀察。古人觀天象是一項重要的科學活動，主要內容有兩項：一是觀察日月星辰的常規運行，以確定歷法，指導農時；二是觀察天象的異常變化，如彗星、流星等，以尋求它們發生的可能意義。
一般說來，為了統一政令，靈臺是只有天子才有的，諸侯國不設靈臺，設了也沒有用，就像我們現在的時間都用北京時一樣。如果每個地方都報一個時，豈不亂了套。但因為這種觀察時間漫長，需要專門的人才，帝王的授時又十分準確，加之包括帝王自己在內的古人對天象的產生原理并不清楚，就使得靈臺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好像靈臺是帝王以天對話的地方，是帝王接受天命的場所，因此，靈臺也就成了天命所有者的象征，成了帝王的專用品。帝王也正好以此來加強自己的統治。
姜子牙精通其中的奧妙，于是以修靈臺作道具。有了靈臺才可以請天命，有了天命才可以授姬昌，授了天命姬昌才搖身一變，由西伯變成了周文王。有了天命所授予的大王旗，造反才合理合法，才有號召力，才堵住了人民的嘴，才可以放開手腳大干一場，才能夠在短短幾年時間里，使各諸侯國“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地統統歸順于周族，也才可能有了后來的觀兵孟津（演習）、會盟諸侯（檢閱）、大戰牧野（實施）、滅商成功（勝利）、分封諸侯（結局）各場戲。這就是呂尚對姬昌的包裝，也正是他們使用的“陰謀”和所修的“德”。
這里需要特別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裝神弄鬼的姜子牙自己從不迷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騙人，為了包裝文王姬昌的需要，為了抬高姬昌的“德”的需要。他所著的《六韜王翼》說﹕
“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托鬼神，以惑眾心。”
多么精辟的言論，這也是為姜太公自己的所作所為作的最好的注。《史記齊太公世家》還說﹕
“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
《論衡卜筮篇》說：“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兇’。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兇。’”
《說苑指武》說：“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道乎？’太公曰：‘有道，王得眾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之。’”
姜太公不信占卜，不信鬼神，他重視的是人的因素，尤其是人心向背。他深信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這就是他陰謀修德，并不顧后果地以裝神弄鬼來包裝文王的原因。
商周之際的這場劇烈變革是姜子牙一手促成的，而我們從姜子牙的行為思想中可以發現，至少在姜子牙的時期，周族領導集團是不信神鬼的，都不是神迷的巫婆。我們說這些歷史背后的道理是想提醒我們注意兩個問題：一是有關《周易》性質的問題。《周易》是一部周室王子的教科書，而文王、武王及姜太公這些人如果想教好自己的子女的話，傳授的應該是他們自己的真功夫，而不是他們本人都不相信的迷信方術。所以，我們不要將《周易》簡單地視為迷信書。事實上，正因為《周易》可能是真功夫，才被作為王室的專用品而不外傳。在后面的注釋中，我們還會看到，《周易》不僅不外傳，而且有高人給它鎖上了密碼，以至于后人幾千年來都沒能將其解開。
二是有關《連山》和《歸藏》失傳的原因。文王和姜太公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大玩了一把瞞天過海、裝神弄鬼授天命的把戲，這種玩法雖然前有古人，如商王武丁的夢傳說，但他們玩得太大，并由此開了以天文知識愚弄全國百姓以奪取政權的先例，其后果是非常嚴重的。后世的大多數起義者，如陳勝、吳廣起義，黃巾起義等或多或少地是對其伎倆的摹仿。正是因為此，當周族的統治者由在野黨成為當權者后，深知這種玩法的厲害，所以，從周初起就嚴禁民間學習天文，違者殺頭。后世的每個王朝建立之初，也都要重申這個規定。這正是《連山》和《歸藏》不見流傳，又時隱時現，“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主要原因。這個問題我們將在今后說《連山》時討論，現在回到主題。
經過文王和姜太公陰謀修德、恩威并重的苦心經營，在十年的時間里，周族的勢力范圍已經擴大為西到密（今甘肅靈臺縣），東北到黎（今山西黎城縣），東到邘（今河南沁陽縣），南到長江、漢水、汝水三個地域，已經取得了商王朝三分之二的天下。這時滅商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但九十七歲的文王已等不來滅商的那一天，在公元前1051年逝世。王子發繼承王位，稱周武王。
五、武王滅商
《史記周本記》載：“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后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逿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冢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瀘、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羆，如豺如離。于商郊，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
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誅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譬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衹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封商紂子祿父之馀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閩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農之后于焦，黃帝之后于祝，帝堯之后于薊，帝舜之后于陳，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于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鮮于管，弟叔度于蔡。馀各以次受封。
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后去。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武王已克殷，后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丑，故問以天道。
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后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
文王逝世的第二年，武王觀兵于孟津，這是一場實戰前的演練。在當時“小國懷其德，大國畏其威”的背景下，姜太公規定了“后至則斬”的紀律，效果不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武王以“未知天命，未可也”為理由而結束了這次演練。實際上，武王和姜太公只是想檢閱一下自己陣營的實力，本沒有做好進軍的準備。演習的成功堅定了他們滅商的信心，剩下的只是一個時機的問題。據說，姜太公這時派間諜到商朝挑撥離間，以候其變。當商王政權的高層出現較大分歧，帝辛殺王子比干，囚太師箕子，少師又出逃時，武王一舉而滅商，這是武王繼位的第五年，即公元前1046年。
武王滅商后，為了更好地統治全國，也為了感謝曾經幫助過周族的部落、方國及大臣們，而采取了論功行賞，分封諸侯的分封建國制度。這個制度也叫封邦建國，體國經野，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封建制度。這個制度是由周天子將特定的區域及區域中的民授予諸侯國君，諸侯又將自己的國土分封給自己的子孫。這樣層層分封，就形成了由天子諸侯、卿、大夫組成的各級首領，及嚴格的等級制度。這個制度與過去商王朝時期的部落聯盟制相比較，最大的特點是更緊密，更易于管理，也因此使得政權更為穩定。
分封制的實質是權利的重新分配，而土地大小和質量及人口數量的多少是區別權利大小的關鍵。當時的受封者主要有三類人﹕一是姬姓宗室貴族及幫助周滅商的功臣，如武王之弟周公被封于魯，弟鮮封于管，弟叔封于蔡，遠戚召公奭封于燕，最大的功臣呂尚被封于齊等﹔二是歷代帝王的后代，如封神農的后代在焦，黃帝的后代封在祝，堯帝的后代封在薊，舜帝的后代封在陳，大禹的后代封在杞等。這些人都是根深蒂固的家族；三是依商滅夏時的慣例，封商帝辛的長子武庚為侯，以保存商的祭祀，安撫商遺民。但為了防止其造反，又將商地化分為三部分，命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帶兵各據一部，以監視武庚，稱為三監。武王分封的區域和受封者相互的關系非常復雜，充分考慮了如何有利于鞏固周族政權，即“以藩屏周”的目的。
分封制是由武王時期開始全面實施的一種新的國家制度，但它不是武王的創造，而是文王時期施行的井田制的放大。井田制和分封制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將權利、義務與土地、人口相聯系，其目的就是強化社會組織，鞏固社會秩序，這也是周族改革的一個最基本特點。在后面我們將談到，這個特點與《周易》書名的含義密切相關。如果說分封制與井田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它們所實施的區域的大小有別。井田制是在周族內部施行的一種制度，而分封制則是推行到天子與諸侯之間，是周朝的一種基本制度。 K5X"lA/A)h
武王在位只有短短的八年。在滅商后的第四年病逝，長子成王涌繼位。這時發生了一件對周族歷史影響深遠的大事，就是周公攝政。
六、周公攝政
《史記周本紀》載：“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后，國于宋。頗收殷馀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晉唐叔得嘉谷，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
初，管蔡叛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浩》，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y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
康王即位，遍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馀年不用。”
人們一般將這段記載理解為﹕武王逝世時，成王年幼。周公擔心諸侯乘機叛亂，所以主動攝政當國，代替不懂事的成王行使天子的權利，而承擔起管理國家的重擔。果然就有管叔、蔡叔聯合商遺族的領袖武庚造反。周公于是奉成王命，殺武庚、管叔，囚蔡叔，貶霍叔，然后將商地一分為二：一部分封給微子以存商祀，建宋國。一部分封給康叔，建衛國。平叛后又回師洛陽，建新都。待天下太平，成王長大后，則恭敬地將治理好了的天下奉還給成王。自己不居功自傲，而是俯首稱臣。在成王的領導下，又助成王平淮夷之亂，安定全國。晚年時還一邊對包括成王在內的新一代領導人諄諄教導，一邊制禮作樂，建立了一整套周朝的國家制度，從而奠定了成王、康王二代數十年繁榮昌盛的基礎。以此種認識總結周公的一生，真可謂品德高尚，行為正確，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正是他平亂、建都、制禮、作樂，才完成了自古公亶父開始，歷經王季、文王、武王四代人為之奮斗的滅商興周的大業，才奠定了周朝五百年江山的基業。后人就是這樣理解和評價周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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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崇周公的人中，以孔子為最忠心耿耿者。他在《論語》中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克已復禮。”他一生所遵從和推廣的就是周公制定的禮樂文化，他要復的也就是周朝的這個禮。也正是由于孔子的努力，周公的思想才不僅影響了二百多年的西周王朝，而且影響了孔子以來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和歷史。或者說，中國人幾千年來的主流文化是由孔子創建起來的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是以周公為本的文化。周公就是這樣一個一直以圣人的形象，幾千年來活在億萬中國人心中的偉大的人物。但如果我們細讀《史記》及《尚書》等相關史料就會發現，周公在世的形象遠沒有如此高大。相反地，他是一個不太受歡迎的孤獨的強權人物，一個晚年有些悲慘和凄涼的失敗野心家。要看清這點，我們需要首先搞清如下一些問題﹕周公為什么要攝政？攝政是否合理？攝政是否合法？攝政的行為對周朝的影響究竟是好還是壞？周公還政于成王是被迫還是自愿？他晚年的生活是太上皇還是階下囚等等。我們現在還是來依《史記魯周公世家》的記載為主線索，討論以上問題，以期重新認識一個真實的周公，也真切地感受一下那段精彩的歷史。
1、周公攝政的實質是篡權
《史記魯周公世家》說﹕“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群弟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早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離代就封于魯……。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馀民，以封康叔于衛，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
以上這段記載交待了周公攝政的原因。也就是說，周公擔心諸侯國欺負成王不懂事而叛亂。這個理由表面上看很高尚，為了國家和周族的利益而舍身替主。但這個理由靠不住，原因有三：一是“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的成王年齡靠不住；二是“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的理由不充分，缺乏依據﹔三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 的說法純屬強詞奪理、混淆是非，因為他們反的是周公的攝政行為而不是反的成王。
武王死時，成王年齡究竟有多大？這個問題一直有爭議。《史記》說在“強葆之中”。人們一般將“強葆”一詞訓為“襁褓”，即包裹和背負嬰幼兒的包片和背帶。依此而論，成王的年齡當在三歲之內，但這顯然與后面所說“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及周公攝政“七年后，還政成王”的記載有矛盾。三歲之內的嬰兒發不了命，十歲內的小孩也還聽不了政。所以，“成王少，在強葆之中”一句有問題。如果我們以成王十五歲為最起碼的聽政年齡的話，減去周公攝政的七年，成王即位時年齡的下限當為八歲。成王是姜太公的外孫，而姜太公是文王被囚羑里時才加入周族集團，所以，武王娶姜太公之女最早也當在文王出獄之后。文王出獄后執政八年，武王在位八年，減去在娘肚子里的十個月，成王即位的年齡上限應為十五歲。《禮記》說成王“年十歲”，正好在八至十五歲之間，這個年齡應該是大致可信的。
現在來了一個問題：司馬遷為什么沒有發現這樣明顯的問題？也許是我們自己錯了，“強葆”不應訓為“襁褓”。強是強大、有力的意思。葆是草木叢生、茂密的樣子，引申為隱藏、隱蔽等義。“強葆”直譯就是被強大的力量所隱藏的意思。依此，“成王少，在強葆之中”一句的意思就當為“成王年幼，處于被強大的力量隱蓋之中。”依此理解本來就很通順，沒有必要將“強葆”訓為“襁褓”。那么，這一股能夠隱蔽成王的力量又來自于那里呢？這就是我們的第二個問題，誰會畔周？
《周本記》說﹕“周公恐諸侯畔周。”《魯周公世家》說﹕“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當時可能具有一定畔周實力的諸侯屈指可數，主要有姜太公、召公、周公、管叔、蔡叔、霍叔、武庚等，周公擔心那個諸侯畔周呢？依“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的說法，他擔心的好像是被鎮壓不久的商遺族反周。其實這是個大冤案，商族已經被解除了武裝兩年之久，而且有由管叔、蔡叔、霍叔掌握的強大的周族軍隊就地武裝管制，東有姜太公、周公統治的齊、魯兩國軍事武裝，西有成王的王師及召公的軍隊，還有眾多忠于周族的小國散布在商地四周，武庚統治下的商遺族這支死老虎是不可能有造反力量的。而淮夷之亂是從商朝開始就存在，與商遺族是不同的問題，也是周族當時尚未達到的地方，且其勢力主要在邊界附近，暫時不會對周政權構成大的影響。所以，說武庚造反不可信，將武庚和淮夷拉進來與管叔、蔡叔聯盟造反尤其不可信。畢竟管蔡與武庚是敵我矛盾，而與周公是內部矛盾。周公將武庚、淮夷之敵與管、蔡連在一起說，其真實的用意可能還是玩的“塞民于兌”的老把戲。他要殺反對自己的管叔，又沒有理由，只能借敵人武庚的頭作陪襯，以堵眾人之嘴。所以我們說，武庚造反可能是個大冤案。
不僅武庚冤，管叔、蔡叔、霍叔更冤，因為他們反的不是成王，他們反的恰恰是周公及其攝政的行為，是因為他們認為“周公將不利于成王。”他們是主持正義，維護公道，為成王抱不平。或者說，如果沒有周公的攝政行為，也就可能沒有所謂的三叔之亂。而周公將他們的造反說成是他攝政的理由，是他預見了這種反叛才攝政，顯然是強詞奪理，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詭辯，是不能成立的。
除以上幾股勢力外，在當時的諸侯中，還有二股勢力具有造反的潛力，這就是召公和姜太公。姜太公我們已經作了介紹，而有關召公的來歷資料甚少，主要記錄于《史記燕召公世家》，其中說﹕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
關于召公的記載并不多，以上這段文章中有四條有用的信息：一是召公與周同姓氏﹔二是其勢力范圍在陜西以西，也即周族的老家周原一帶﹔三是成王時，官居三公之位﹔四是其人處事公道，方法得當，德高望眾。由這幾點推測，召公極有可能屬于周族背井離鄉時，留守在周原的那一支周族人的領袖。如果是這樣，周族遷回周原時一定得到了他及其前輩的大力支持，所以，他可能算是一個有恩于周族，且行為端正的地頭蛇之類的人物，是周王所倚重的家族領袖。也只有類似的人才有可能坐上三公的位置。
《尚書周官》說﹕“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邡，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依此規定，周朝的制度是王下面為三公，即太師、太傅、太保。他們對天子負責，是朝政的制定者，天子的保衛者和王令的傳達者。三公之下是冢宰，也即太宰，相當于后世的宰相、總理，是王命的執行者，天子的大管家。太宰下面是司徒、司馬、司空等文武百官。成王即位時，姜子牙為太師，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兼太宰。由于太宰一職的行政事務較多，所以，周公實際上是以行事太宰的職權為主，而獨立于王室之外。王室的實權因此由姜太公和召公掌管。依這種格局來理解“成王少，在強葆之中”這句話，“強葆”一詞顯然可能是指將成王隔擋在百官之外的姜太公和召公。以此也就可以認為，周公攝政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周王室的家族利益，為了王權免受召公和姜太公這兩個周王室之外的人左右。以此來讀《史記》，其記載就沒有矛盾了，這也應當是司馬遷的理解。但這是不是周公的真實意圖呢？還是有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如果周公是為了維護周王室的利益而排除召公和姜太公二人，那么，成王的眾叔，周公的眾兄弟就應該站在周公一邊，成為其攝政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對者，至少周公應努力爭取得到他們的支持。而事實是，沒有任何周公曾作此努力的記載，而且從周公攝政的一開始，就遭到了眾兄弟的反對，也就是《魯周公世家》所載：“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成王’。”不僅如此，周公平三叔之亂首先是得到了召公和姜太公的支持。由此看來，這條理由也說不通。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史記》所說周公“恐諸侯畔周”的理由不論從那一個角度看均不充分，有一定實力的諸侯都沒有畔周的跡象和理由。既然如此，周公攝政的行為就是不合情理的了。不僅不合情理，而且也還是不合法的。
周族的君王繼承制一直是采用嫡長子繼承制，武王死后，其長子成王是合法繼承人。如果成王年幼，沒有施政能力的話，有兩種辦法可選擇：一是大臣輔佐；二是推舉能人攝政。而推舉攝政人又不外乎三種情況：一是武王生前委托；二是由周族權力集團推舉﹔三是依血緣關系排序產生。就目前的資料看，武王生病的時間較長，有足夠的時間安排后事，但沒有任何曾經委托周公攝政的紀載。所以，武王選擇的可能是大臣輔佐這條路。實際上就周族當時的權力結構而言，是非常適合于集體輔佐的。因為召公、姜太公是經驗豐富、德高望眾的老臣，但沒有多少實權﹔周公是實權人物，但兵權不太大﹔管叔、蔡叔、霍叔等人掌握著兵權，但離王城遠，又沒有政權，號令不了諸侯。這三股力量相互制約而得到平衡，一般說來，任何一方對成王的背叛都會遭到另二股勢力的打壓而失敗。所以這是一個對成王的王權穩定非常有利的結構，大概這也正是武王未指定攝政人放心而去的原因。周公攝政后又不得不還政于成王這一結局，也說明了這三股力量的平衡力對穩定王權是起作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成王臨終時的安排，《周本紀》說：“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害怕自己的經歷在自己的身后重演，所以才在臨終前作了如此明確而慎重的安排。
周公的攝政行為還可以由周族權力集團的推舉產生而合法。但從史料上看，不僅沒有過這種程序，相反地周公的攝政行為是遭到整個權利集團一致反對的。《史記燕召公世家》：“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史記周本記》：“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姜太公的態度不清楚，但依《魯周公世家》載﹕周公曾向召公和姜太公解釋攝政的理由，可見他也絕不會是支持者。不僅高層如此，從《尚書大誥》的內容看，大臣和諸侯國的國君也不支持周公的行為。所以我們說，周公的攝政行為是違背了周族權力集團的意愿的。
如果按血緣關系排序又如何呢？《史記管蔡世家》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 其中伯邑考早逝，所以由武王發繼承了文王的王位。如果成王年幼，必須按血緣關系推舉攝政王的話，應該由武王的長弟攝政。長弟是管叔鮮，周公只是武王的二弟。所以，以血統的排序來確定攝政王也輪不到周公。
由以上三點分析可知：周公的攝政行為既不是武王的遺囑，也不是權力集團的推舉，更不是依血統的排序方式產生，所以說周公的攝政行為是完全不合法的。周公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韙而行此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事呢？為什么放著安穩的日子不過而寧愿成為眾矢之的呢？唯一合適的解釋只能是：他攝政是假，篡權是真。應該說周公在周族當時的權力集團中，是最具備這個能力和條件的。《史記魯周公世家》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
《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維發、旦賢，左右輔文王。”
《史記魯周公世家》﹕史官替周公宣讀禱辭說﹕“……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以旦代王發之身。”
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周公是周文王十子中能力最強者，而且他自視甚高，以為自己較武王的能力更大。所以，周公的個人素質已具備了為王者的能力是毫無疑問的。武王逝世時，周公官居太宰。《周官》說﹕“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他主管國家的治理，負責統帥百官，調劑邦國的任務，屬于周族最具實權的人物，也因此是最具備奪權條件的。這樣一個有能力和條件篡權的人物，加上遇到武王病逝，成王年幼這樣一個最佳的奪權時機，當然也就最容易讓野心家的權力欲膨脹。這大概正是周公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行此非理非法之事的真正原因。所以我們說，周公攝政的真正目的既不是為了維護周王室的利益，也不是為了維護成王個人的利益，而是為了他自己的一己私利。他攝政是假，篡權才是真。但周公篡權之路并不平坦，他低估了對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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