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長春
追尋賀知章的身影,讓我感動而且悠然神往的依然是張旭稱道他的那句話:“賀八清鑒風流千載人也。”
當年,他做著太子賓客的官,已經年逾八十,性格放曠,也沒有多少拘束,喜歡在長安市肆飲酒放歌。酒喝得差不多了,也不要人醉扶、專車接送,還是騎馬去來,醉與不醉之間,搖搖晃晃的!爸买T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杜甫《飲中八仙歌》)那可是長安街上萬人傾慕的一道風景。
賀知章在朝五十年,耳染目濡,那個黑色的藍色的黃色的大染缸沒有把他染成什么色,還是名士風流的一種本色,實屬難得。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沒有阻擋地進入他的內心──當年寄情落墨的境界了。
賀知章和張旭友善,又同為“飲中八仙”,經常出入一處,除了喝酒,就是一起寫字!短茣繁緜鬟載賀知章:“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睂懲炅耸,二十紙,又來十紙,照樣揮灑,而且筆力不減,毫無倦意──因為心里高興。
一個真正瀟灑的藝術家。時過境遷,類似這樣的文人趣事,除了讓人悠然神往之外,也讓人為此嘆息不已。在早已剝落了浪漫色彩的記憶里,我們曾經是那么容易地可以感受到昔日的風雅情調:書法,在過去的時段上,在過去文人的舉止上,是怎樣一種渾然的融合與灑脫!回過頭來,我又推測,按照當年賀知章的行為舉止,興來一揮百紙盡,他留在人間的書作與墨跡一定不會少,遺憾的是,這不過是我們的一廂情愿──對歷史的一個奢望。時光流逝,風雨侵蝕,戰爭火災,自然的消亡與人為的破壞,早已使這些珍貴的書法墨跡紙損簡殘,更何敢企求當年溫庭筠曾經一睹的那揮灑在墻上的“出籠鸞鶴”、“落筆龍蛇”,還有劉禹錫在洛中寺北樓見到的“壁上筆縱龍虎騰”的賀知章的草書……
好在,我們還有《孝經》,可以一窺賀知章當年的神采。
細審此卷墨跡,縱筆如飛,點畫精到,行氣流暢,一氣呵成,自有一種放逸清秀之氣流溢于字里行間。從整卷草書看,除了明顯的帶有章草用筆的特色以外,還經常穿插一二筆用筆較重點畫較粗的筆畫,令人想見書者當時書寫時難以壓抑的一股創作激情。古之士大夫,大多溫厚謹慎,尤檢點于書法。草書難識,且容易引起誤會。譬如張旭之草,知之者以為神妙,不知者以為肆志。放浪形骸者,不知檢點者,張狂個性者,總讓人擔著一種風險,當然也難以大用。為官者無不深諳此道,所以也就學會了收斂與偽裝。而那些天性難泯的,即使登上仕途也就容易一蹶不振,甚至走了下坡路。試看歷史名書家中,有幾人之草書書在春風得意之時?張旭屬于“叛逆”,他也只有借草書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了。質之賀知章,則不盡相同。他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舉進士第后,即授太常博士,開元中累擢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后又遷太子賓客,授秘書監。當過現在的副部長,做過皇太子的老師,人生似乎沒有一點挫折,按理,他擅長的書法應該是溫良恭儉讓一類的楷書,然而卻恰恰是龍飛鳳舞的草書。古人曾說:“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即似相輕易。”古人還說草書“不敬他人,是自不敬!边@樣說來,賀知章已經屬于“另類”了。
那么,應當怎么解析賀知章及其《草書孝經》呢?看來,還得從其放曠的天性入手。如上文所言,他乃一性情中人,愛其所愛,恨其所恨,真其所真,誠其所誠。正是這樣一種行止隨心、不受拘束的個性,這才使得賀知章在書法這個純粹私人性的行為過程中,找到了表現自己的藝術載體。飽蘸濃墨,援筆縱橫之際,活生生地包容了他作為一個書法家的心靈的律動與精神的排遣──那是超脫于功利之上的一種無拘無束與淋漓盡致。
若是,書則一卷即見其心,草書《孝經》當為賀知章放逐心靈的一首牧歌。奇異的是,牧歌誕生于讓多少士大夫謹謹慎慎、戰戰兢兢于斯城斯地的國都──長安。這恐怕還得從盛唐的自信心與寬容的社會環境中尋找答案了──那是他心游八極、任意馳騁的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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