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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過程與人生感悟 

發布時間:2016-11-8 編輯:互聯網 手機版

    

 汪丁丁 

    理論,在消費主義的時代,便成了消費品。

    年輕又有才華的理論家,骨子里總是對“以前”的理論懷有不屑

一顧的輕視。因為凡是“以前”的理論,必定已經有聰明人繼承過和

批判過,從而生出了新的理論路向與新的理論,視界既然已經被推向

新的疆域,有什么必要“回顧”呢?把“回顧”交給分工回顧的歷史

家去做吧!于是比我年輕許多的理論家們,會一邊搖頭一邊向我指出

某某的某個觀點“說到底還是”某某理論里的看法,他們的意思說到

底還是要“迎頭趕上”所有這些理論,超越一切可以超越的。即便不

年輕的理論家們,或許也會作如是說:這理論我見過,有如此這般的

局限性,過時了。

    能夠意識到理論局限性的人,和想要超越一切可以超越的人,當

然是有才華的理論家,當然不必是把理論當做消費品的理論家。在什

么樣的前提下,理論就成了“消費品”呢?當我根據了其他人的見解,

尤其是根據了“專家”意見,被告知某某理論的某某局限性,從而相

信那理論是我不必去理會的時候,那理論便成了我的“消費品”。這

里出現的首先是權威性的專家的反思性的意見,其次是專家為理論貼

上的標簽的超越自我經驗的含義。這兩點其實已經構成了吉登斯所說

的現代性的三種驅動力量之最重要的一種(< 現代性與自我認同> 第

一章,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把理論當成消費品的傾向,只不過是消費主義時代“精神生活快

餐化”的諸種現象之一。經濟發展的結果總是提高了人的勞動生產率,

從而勞動時間的市場價值日益提高。一方面是精神生活的投入品(書

刊,影視,聲樂,旅游,……)的多樣化與專業化,一方面是消費者

的時間價值的增長,這兩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驅使消費者放棄普遍

性的學習,轉而依賴專家經驗,由專家替消費者來挑選精神消費品。

在學術前沿的研究者與大眾之間,出現了一群中介人,他們的社會分

工是把學術轉化為大眾消費。于是當中國進入九十年代后期時,分工

生產“精神快餐”的報紙期刊的編輯們開始成為替大眾讀書的人。

    可是精神消費的這種“平面化”傾向是對精神生活本身的消解,

而精神生活的消解意味著生活意義的喪失。這后半句話的邏輯還可以

這樣展開:一方面,任何人生意義都需要通過真實地去生活過,才可

能感悟到。而“生活”是專家無法替代的,“專家經驗”對于沒有生

活過的人來說不算是經驗。另一方面,生活與對生活的理解是不可分

離的,沒有感悟到的“生活”對生活著的人來說不算是生活。

    知識,僅當它被當成一種過程來把握時,才具有個人意義。我的

論證分為三段。第一,當我有所感受并且感到有沖動要表達這種感受

時,我的具體感受便進入了“符號”表達的階段?墒寝D化為符號的

感受,為了讓別人理解,不再是特殊的感受;符號所指的感受必定是

“感受類”--概念的生成。具體感受的概念化是主體之間的“客觀

性”,所謂“主體間性”,具有意義的必要條件。這句話的另一種表

達是: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義泥沼”,我有沖動要說出我的感受,

通過我與他人感受之間的“主體間性”來認定我的感受的真實性。這

反映的是各個局部知識之間的“互補性”特征,被我稱為“知識沿空

間的互補性”(與休謨的因果性聯想對應的個人感受的真實性問題所

涉及的知識性質,被我稱為“知識沿時間的互補性”;叔本華< 充足

理由律的四重根> 附錄;汪丁丁,“知識沿時間與空間的互補性以及

相關的經濟學”,< 經濟研究>1997 年6 月)。因此個人知識的真實

性的確立,與“經驗”的主體間性有關,或者更確切地說,與知識的

互補性有關。這是我們將幻覺與真實區分開來的唯一途徑(除非存在

著“集體幻覺”)。

    第二,即便是個人知識,在特定的局部所獲得的經驗,為判定其

真實性,也必須反復出現才是可信的。這是休謨所論的作為經驗科學

之基礎的“因果性聯想”問題,也是我所謂“知識沿時間的互補性”

問題(此處可以表示成“貝葉斯后驗推斷問題”)。但是基于知識沿

時間的互補性所建立的個人經驗的真實性,正是“實踐”過程的一部

分。

    第三,這實踐過程的另一部分是各個局部上的個人經驗之間為確

立經驗的共同性所發生的“對話”過程。這對話必定是一個過程,理

由在于,如第二點所論:個人經驗的真實性必須沿著時間維度才可以

確立。

    所以,對個人而言有意義的“知識”,是一個不斷確信(或不斷

懷疑)的過程。我的論證當然很接近康德(更接近黑格爾)的“普遍

主義”論證方式,但它也很接近,或者干脆就是基于經驗主義的論證

方式。而這樣一種溝通正是我所尋求的。這樣一種對知識的理解,我

叫做“作為對話的邏各斯”。  我相信,必須把作為邏各斯諸種含義

之一的“理性”,從康德和休謨那里,推返至前蘇格拉底哲學所闡明

了的“作為對話的邏各斯”,才會發生歐陸思想與英美思想在知識論

上的溝通。 

    理論是對經驗世界的建構,理論需要知識的真實性做為世界建構

的基礎。因此理論依賴于知識過程,從而“理論”自身也是過程。當

我們把“理論”當成消費品的時候,恰恰抹殺了理論過程。沒有過程

的理論,充其量是簡化論的理論;而考慮理論的發生過程,就是強調

世界的復雜性和不可化約性。

    在知識的分立或知識分工當中,如同在任何分工當中那樣,包含

了這樣一個基本的內在緊張:一方面,不投入到特定的局部里去的人

是無法獲取任何知識的;另一方面,投入到特定局部里的人不得不依

賴于其他人(在其它局部里)的“專家經驗”。也正因此,“作為對

話的邏各斯”才有生命。

    作為“對話”的邏各斯,其生命力的源泉在于我們每一個人傾聽

他人的意愿。然而我們自身的話語權力總是扭曲了我們的傾聽!盁

愛生命”,這并不意味著傾聽的意愿;尼采理想里的“超人”似乎并

不傾聽什么。但是要對生命有所感悟,就必須傾聽;完全不傾聽別人

感受的人,甚至無法分辨自己的生命是真實的還是虛幻的。生命的動

詞是生活,是被當做一個實踐過程的“生命”。我們熱愛生命,因為

它是真實感受的唯一來源。

    知識過程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并且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談論“我

們”(通過對話形成的“共相”)。列維那斯說:海德格爾的問題-

-“為什么不是什么也不是?”應當被替換為這樣的問題:“我生存

的根據在哪里?”(E. Levinas,1981,“Ethics as First Philosophy”。)

我的問題是:在“沉默”與“對話”之外,是否存在著“我生存的根

據”呢?有人爭辯說:人們之間總存在著更加一般的,叫做“關系”

的東西,不管他們是否相互認識和對話。我不同意,因為“關系”本

身是被理解著的“共相”,而任何共相都需要“他人作為我的根據”。

作為我生存的根據的“他人”,正是經由“對話”進入這一根據的。

而沉默,固然遠比“說”要意義豐富得多,卻歸根結底是由“對話”

襯托出其意義的。如果我不知道說的意義,我就不知道“沉默”意味

著什么;當我說的時候,我才明白了“沉默”意味著我沒有說的一切。 

    沒有“過程”的知識好比互聯網主頁索引,或者圖書館分類卡片,

那只是別人(專家)做的有關世界的一個“分類”。如果我僅僅關心

完成老師布置的課外作業并且完成作業的唯一目的是得到學分,那么

我可以把整個圖書館存儲的這些知識當做“消費品”來使用,我只須

查找作業里面的關鍵詞,按照卡片索引提供的文獻號碼查找文獻,抄

錄文獻作者們寫過的與關鍵詞有關的句子。我把這種做學問的方式叫

做“不思的史學”方法,因為我確實觀察到許多留學生以及美國的大

多數中學生們使用這樣的方法,將學問變成了日常程序的一種,與吃

飯,游泳,和看電影并列。

    可是“生活”是我們每個人自己的,生活不是專家分類,至少不

應當成為被專家“分類”的生活。對人生的體悟要求著作為“過程”

的知識。有關我們每一個具體的人的“個性(individuality )”的

生活體悟,不僅與個人的生活經歷有關,而且與個人所卷入的“對話”

有關。由于我們生活經歷的千差萬別,沒有任何專家分類可以規劃我

們每一個人的知識過程。

    生活是自己的,知識過程是自己的。而知識過程的極限,是信仰。

我們無法知道作為整體的知識。我們的心智,靠了作為局部知識的個

人知識過程與人生體悟的啟迪,有能力去信仰。我不能夠把這信仰符

號化,因為任何符號(上帝,神,……)都不確切。關于信仰,我能

夠說的只是:當你意識到知識過程的極限時,你便獲得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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