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05年，柳宗元參與王叔文集團的“永貞革新”，被任命為禮部員外郎。但不久王叔文改革就在宦官宦舊官僚的反攻下而失敗。柳宗元劉禹錫等為首的八個主要成員都被貶為遠州司馬，史稱“八司馬事件”。柳宗元被貶永州，《愚溪詩序》就作于永州任上。作者借一“愚”貫穿全文，借愚溪風景抒發自己被埋沒的受辱不得不愚的悲憤心情。
公元1079年，蘇軾因“烏臺詩案”被捕入獄，半年后，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1082年秋，蘇軾初游赤壁，寫下了著名的《赤壁賦》，蘇軾在這篇文章里表現了他力求排遣苦悶。聽任自然，樂觀曠達的情懷。
柳蘇二人在創作《愚溪詩序》、《赤壁賦》時的背景頗為相似，而且兩篇文章的目的都是來排遣心中因政治遭遇而帶來的苦悶，但兩人在文中在文中抒發的情懷確有很大的不同，柳宗元在苦悶之余更多的是牢騷不平憤慨。而蘇軾在文中的樂觀曠達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愚溪詩序》《赤壁賦》中我們能窺見二人性情的大不同。
《愚》文中，宗元言“予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柳宗元說自己參加王叔文政治改革是犯愚，并在下文中一連串的并舉愚溪、愚丘、愚泉、愚溝、愚池、愚堂、愚亭、愚島。說如此奇異的山水都被“他的愚”所辱沒。宗元的愚，明顯是對現實的不滿。打個比方說，父親說兒子辦了傻事，兒子不服，又不能當面頂撞，于是兒子掄起巴掌抽了自己幾個嘴巴，嘴里還說“我就是傻，我就是傻。”結果當然是挨父親幾個嘴巴，因為父親明白兒子是在表現強烈的不滿。柳宗元某種程度上就像這個“傻”兒子。
宗元寫道，寧武子是智而為愚，顏子是睿而為愚，都不是真愚，而他自己在清明的時代作違背事理的事，才是真愚，是愚者中的“佼佼者”。
宗元還寫道，愚溪“莫利于世”同他“無才無德”最相像，如此的愚溪只能讓他這樣的愚人“喜笑眷慕”，最后宗元說自己“超鴻蒙，混希夷”達到了愚者最高的境界。其中折射的悲憤不滿不言而喻。
柳宗元以愚者自居故作曠達，實則表現的是對現實的不滿，他的所謂曠達實際上是牢騷不平，宗元在挫折面前的如此表現反映了其性格的不成熟。
《赤壁賦》中的蘇軾就和柳宗元不一樣，讀《赤壁賦》給人一種別樣的享受：清風、明月、飲酒、賦詩、高歌，再加上洞簫相和，使得全文充滿了詩情畫意，仿佛進入美妙的神話境界。在這樣的境界中根本感受不到蘇軾因被貶而生的苦悶不平之情。蘇軾為什么能在這一時期寫出這樣“輕松”的散文，這主要源于其在宦海沉浮中磨練出的對人生得失的一種曠達態度。
蘇軾的曠達不僅表現在其在《赤壁賦》中展現的詩情畫意，更主要的是對人生得失的超然態度。
在《赤壁賦》中，蘇軾借客之口提到，人生短暫，長江無窮，英雄偉業，終赴東流，凡夫俗子不過天地之間一蜉蝣、滄海中一粟粒，功業建立不得，飛仙亦不能成，豈不可悲！這些愁緒不是每一個人都會遇到的嗎？蘇軾雖借客之口說出，難道不是其一度產生的嗎？蘇軾宦海沉浮當比常人體會的更為深刻。但蘇軾不是常人，他能從愁緒中超脫出來。
蘇軾說，水雖流去，終還是水，月有盈虛，終還是月。自不變而看，萬物同人一樣都是無窮無盡的。這不是蘇軾對人生長短的超然領悟嗎？當我們凡夫俗子正為此長吁短嘆時，蘇子已處之泰然。
凡夫俗子對待得失，無一時不患，無一地不患。說劉宗元是凡夫俗子，是因為他在政治失意后牢騷滿腹不平滿腔，其在乎得失同凡人一般無二。說蘇軾是圣人，是因為蘇子對待得失是這樣的：“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別人得了，我不羨慕，我沒得到，我不遺憾，“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是大自然賜給我無情的寶藏，我還不滿足嗎？
對人生得失如此達觀，才使得蘇軾在《赤壁賦》中給我們帶來了純美的享受，在文中我們看不到不平之氣，充斥眼簾的只是“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
對比柳蘇之后，我們會清晰地感到二人在性情方面的巨大差異，蘇軾博大的胸懷，令三百年前的前輩為之汗顏。
捎帶提一下，蘇軾柳宗元都曾被貶嶺南，同在嶺南，柳宗元給我們留下了，“驚風亂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腸。”（《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留下了“宦情羈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而蘇軾確給我們留下了“羅浮山下四時春，蘆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惠州一絕》）
柳蘇二人境界之高低，明矣。
邢臺一中0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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