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溫家寶總理到醫院看望錢學森先生的時候，錢老說了這樣一句話:“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已過鮐背之年的錢老道出了新中國高等教育“蓬勃發展”之下的現實，也道出了危機。“沒有一所大學”的措辭是嚴重的，可見在錢老先生的眼中，中國高等教育界的人才培養并不是很成功。

　　當然，錢老一個人的話并不等于真理，他在壯年時代亦曾寫過鼓吹糧食畝產可達萬斤的糊涂文章，但那是特殊年代背景下的話語。與那時比起來，我更加相信早已洞察中國科學教育弊端的老年錢學森的真誠。他的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中國與諾貝爾獎多年來無緣，而且為什么依然看不見獲獎的希望。

　　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方式走入了泛技術化、泛政治化的誤區。過去是強調“又紅又專”，與之對應的是在政治上的“紅”與技術上的“專”之外，已無多少自由學習的空間。到了步入市場經濟時代以后，高校的學科門類日漸增多，但辦學思想并無本質上的變化。所以，與學科建設的表面繁榮、院士隊伍的蔚為壯觀相伴的，是技術的緩慢進步以及科學精神的日漸功利化。

　　錢老又說:“一個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學知識，還要有文化藝術修養。”而我們的教育方式居于主流的是專才教育，通才教育幾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北大、復旦等著名高校已經意識到這一點，開始在大學初始階段不分科，加強基礎學科教育，但受制于中等教育的提前專門化，這種基礎學科教育也有了文理涇渭分明的界限，并沒有打通。錢老是科學大師，在音樂、繪畫、攝影等方面也都有較高的造詣，早年求學時更是上海交大銅管樂隊的重要成員；而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同時也是名杰出的小提琴家。此類例子數不勝數，科學與藝術，科學與人文，藝術與人文，這幾者之間的關系并不像高校學科設置那般具有天淵之別。

　　不過，對學科設置窮追猛打是沒有用的，我們的學科設置不可謂不多，不可謂不創新，否則北大也不會招收博彩專業的研究生。竊以為，問題的根子還是出在思想上，出在“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學習自由”這一大學教育最基本的“三自原則”上。最近在學界鬧得沸沸揚揚的“盧雪松事件”，表達的其實不過就是對這三項基本原則的追求。

　　“沒有一所大學”，表達的是錢學森老人對高等教育和科學發展的憂慮，而這種憂慮我曾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聽到不同的人表達，報刊文摘亦常散見，可見，這是一個人所共知的常識性話題。也許，“回歸常識”正是當下和將來教育界扯掉遮羞布的最為主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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