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
現在清華把人文與社會科學放在一起。其實，二者有所不同。后者更加緊密聯系現實，如經濟、社會、法律、政治，比較能直接為當前現實服務。而人文則不那么實用，而且不應該那么實用。
要真正發展人文學科，不能實用主義，急功近利。對於有用無用的問題，恐怕需要從更為長遠的、精神層面的、全民族的，乃至全人類文明的角度來考慮。
前些時，清華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建院十周年，有幸應邀得與盛會，到會場后方知被列入來賓致詞名單。倉促無備，只得硬著頭皮信口開河。但是河口既開，隨之流淌出來的都是我平時對人文教育的看法，在那種場合有些不合時宜。當時限於時間，而且畢竟是慶典，有些言猶未盡，本文在講話基礎上略有補充。
我很榮幸應邀參加盛會，首先表示祝賀。李伯重教授要我講話，盛情難卻，只得信口開河，雜亂無章請大家原諒。剛才講話的諸位都是各方面的代表。我誰也不代表，只是一名老校友，如果有一點特點，就是1951年畢業，是清華文學院最后一屆文科畢業生，1952年院系調整，清華文、法、理學院都沒有了，原來的文學院同學變成了北大畢業生，直到十年以前又重建人文社會科學院，中間隔了40年。
前幾位講話中多次提到當年清華人文薈萃，提到國學研究所“四大導師”，還有朱自清、聞一多等等。這些都是盡人皆知的，我現在不免懷舊一番，想起當年我在校時親歷的情景。那時文學院院長是馮友蘭、法學院院長是陳岱蓀（文科與社會科學是分開的，社會科學屬於法學院）。現在看到寫陳岱蓀先生的文章多形容他是溫和長者，而當時他是以厲害出名的，據說他給學生59分，再怎么求情，決不加一分使其及格。此說也許是傳聞夸大，但是老清華嚴進嚴出不止一個系。有些系到畢業時只“刷”剩三分之一。圖書館館長是潘光旦教授兼，當時圖書館館長多為名教授，但他決不是掛名，連什么書出借最多他都去查，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態度。
我是1948年大二從燕京轉入清華的，只上了本科，不像諸位有碩士、博士學位。但是回想起來，當時給本科生開課的多為名教授。我上的是外文系，必修的公共課“世界通史”是雷海宗教，“西洋哲學史”是鄧以蟄。這兩位先生現在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但都是本界的權威。雷先生應該算史學界一代宗師，只是解放后他的史學觀點與主流不合，還有種種歷史原因，沒有等到反右就落難。院系調整后他不能到北大，去了天津南開大學。結果南開歷史系獲益匪淺，成為南開文科中一強項，在全國大學歷史系中也名列前茅。至今南開的老教師還提到雷先生為學科建設打下的基礎。他去世較早，沒有趕上改革開放，所以名聲不顯。近年來他的著作得以出版，南開舉行了紀念他的研討會，關于他的文章也見諸刊物，說明史學界沒有忘記他。我上他的課印象最深的是他記性特別好，一上來先在黑板上寫幾個本堂課要講的重大事件的年代，同時再寫上相當于中國歷史上什么年代，例如：公元前xxx年，古希臘發生什么事，相當于魯哀公多少年，等等。他講的具體情節我忘記了，但這種思維方式一直對我影響很深，就是把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聯系起來考慮，每當提到外國歷史事件時，本能地就想到當時中國是怎樣的狀況。鄧以蟄先生在當時被認為是美學權威，與朱光潛齊名，他解放以后也未得到應有的承認和發揮。可能他的兒子更知名，即兩彈一星的元勛之一鄧稼先。我著重提這兩位是因為他們現在不大知名，在座的可能知道他們的就不多。另外我的專業課，“西洋文學史”是錢鍾書教，“英國小說”是楊絳，這兩位先生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講。錢先生講課更是信手拈來中西貫通，受他的影響我的畢業論文選了比較文學類的題目，導師也是錢先生。教莎士比亞、英詩和英國散文的是美國人溫德，他從1930年代來華一生都在中國教學：清華──西南聯大──清華──北大，最后在北大去世，好像是101歲。其他的老師因時間關系就不多介紹了。這些教授上課的共同點，就是沒有講義，全是源源不斷從腦子里流淌出來，聽課完全是享受，不會想逃課。而且也不能逃，因為考試全憑自己的筆記以及從專心聽課中啟發出來的悟性。現在聽說有點資歷的教授都不愿意開本科生的課，回頭來看，我當時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視為當然，不以為意。
我還要提到梅貽琦校長。現在蔡元培的地位已經確立了，這當然是不容置疑的。梅校長主持清華時間最長，并且歷經抗戰遷校和戰后復校的艱難時期，對清華的貢獻功不可沒。他的辦學理念其實與蔡元培是一致的。現在大家都知道他的一句名言：“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非大樓之謂也。”光是這句話的精神，現在就很難貫徹。但是他還有一些話，人們不太知道，就是學校的主體就是老師和學生，其他人員，包括校長，都是為“教”與“學”服務的，比如上課需要教室、桌椅板凳、圖書儀器等等，就需要有人為其服務。其實校長所管的當然不止這些，單以請這么多好老師一項，就體現了何等眼力和氣度！的確，梅校長在學校一直低姿態，很少出面作指導性報告。我們只記得某某教授講過什么，卻不記得梅校長講過什么話。可以說桃李無言，下自成蹊。清華四十年代末學生運動高漲，地下黨很活躍，左派思想占上風，因此有“解放區”之稱。梅校長在保護學生不受國民黨軍警迫害方面也默默出了不少力。他曾經堅拒包圍學校的軍警進校抓人。尤為難得的是，他當然知道這些進步學生的政治背景，與他本人的政治信仰是不同的。但是他信奉思想自由，維護校園的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以保護學生為己任，僅此三條，他夠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
這樣的陣容，這樣的傳統，到1952年一下子就把文科（包括法學院）給砍掉了。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否則清華何至於到2003年才紀念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建院十周年？當然，砍掉的不止是清華的文科，那些年所有人文和社會科學的遭遇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說。如今清華經過多少有識之士的努力，又重建了這個學院，而且不斷壯大發展，十載于今，當然是大好事，值得慶賀。
現在清華把人文與社會科學放在一起。其實，二者有所不同。后者更加緊密聯系現實，如經濟、社會、法律、政治，比較能直接為當前現實服務。而人文則不那么實用，而且不應該那么實用。現在一提到某個學科或某項研究課題，最常出現的問題是“有什么用？”以這個標準來衡量，那么這次會上不斷提到的那些清華引以為驕傲的大師們所做的學問，或賴以成名的著作，都經不起一問。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錢鍾書的《管錐編》既不能產生經濟效益，也不能對領導人決策提供參考，如果現在申請課題大半得不到批準，何況這些都是畢生積累的成果，不可能限期完成，限期“結項”。還有許多大師并不著作等身。以現在的量化標準，他們有些人可能評不上高級職稱。當然，更重要的是誰來評他們？現在文科已經沒有了學術權威，就只好用行政手段，由行政官員訂規則。對他們而言，可以摸得著的只有表面的、形式的、可以量化的東西。所以要真正發展人文學科，不能實用主義，急功近利。對於有用無用的問題，恐怕需要從更為長遠的、精神層面的、全民族的，乃至全人類文明的角度來考慮。
剛才有位先生提到方今最高領導，有多少位政治局委員都是清華畢業生。他并為他們都是工科出身而不滿足，希望文科將來也出這樣的大人物。清華出高官，似乎是近年來為人矚目的一個現象，也是不少清華人引以自豪之事，我就聽到過清華的老師向外人歷數出自清華的國家領導人，而且還有多少部級以上官員，說明清華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影響，云云。我國受過高等教育的高官大多是理工科
出生，主要還是工科，這有我國特殊的歷史原因，姑且不論。但是高等學府把辦學目標定位在出高官，恐怕是本末倒置。那除了高官還有大款呢！不知有沒有統計，我想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新富出自清華的大約也不在少數。名牌大學之為“名牌”是靠出高官巨富呢，還是靠學術水平？如果一位教師課堂上所有的學生都以此為“高山仰止”的目標，“雖不能至，亦當望之”，也就是人人都心中奔升官發財，那課還能上得下去嗎？這是極而言之。不過近年來清華正巧出現這一特殊現象，給師生造成一種導向也是事實，恐怕不一定有助于學術繁榮。社會需要各種人才，優秀的大學培養各類優秀人才，其中也可能有人做了高官，有人經商致富，但其他的道路還寬廣得很。特別是文科，真正的目標應該是出“大儒”。而要達到這一目標，恰巧需要有抵擋名利誘惑的定力，在方今之世是很難做到的。惟其難，才需要下大力氣提倡。有幸進入這一殿堂的莘莘學子，一進來就聽到這么多大師、碩儒的名字，我想總會有人以他們為“高山仰止”的目標的。我祝清華人文學院繼承老清華的人文傳統，多出幾位大儒。
最后，談一點國際交流。清華最初是留美預備學校，與美國的淵源較深。改革開放以后是國際學術交流重鎮之一，除了歷史原因，還有現實原因，自然與美國交流最多。當然美國經費來源最充足，高科技也最先進，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為文科而言，西方文化的源頭還在歐洲，底蘊最厚，美國的人文學科也來自歐洲。就是在今天，文、史、哲方面的前沿也不在美國。所以我認為還應多關注一些不那么熱鬧的歐洲的學術界，多開展一些與歐洲的交流。另外，前面所提到的高度實用主義、急功近利都是美國的特點，他們戰后還有一個特點是學術政治化。以至於我國一提起人文社會科學就與“思想庫”等同起來，這與美國的影響有關。但是美國的“思想庫”涉及領域甚廣，其成果多面對公眾，不一定面對政府，而且不同派別和觀點爭鳴不斷，此消彼長，這又是我國學不來的。所以學美國“思想庫”，也僅能得其末。在人文方面的學術交流中，不是只盯著美國，而把目光放寬一些，收獲會更大。
以上講話在談到出大官與出大儒一段時，臺下報以笑聲和掌聲，可見還是有人認同的。最近又見報刊炒作耶魯大學出了多少位總統以及總統候選人。真是推己及人，把讀書做官論推廣到了外國大學。這樣的導向，不知要把高等教育引向何方？
《文匯讀書周報》2004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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