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
王道士和他的藏經洞
3月份我曾匆匆造訪千佛洞，這里有關佛教藝術的豐富資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我更大的目的卻不全在于此。
扎希德伯克是一個精明能干的土耳其（Turki）商人，他當時被從新疆驅逐到了敦煌地區，成為當地一小群穆斯林商人的頭目。我正是從扎希德伯克那里獲悉藏經洞里偶爾發現了大批古代寫卷的消息的。這批無價之寶據稱當時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一個道士負責看管。扎希德伯克宣稱這批寫卷中還有不是用漢文書寫的材料，這更激起了我想探個究竟的欲望。經過蔣師爺一連串急切的追問，證實這個傳言并非空穴來風。于是我倆作了周密審慎的計劃，準備用最為妥善的辦法去獲取這批寫卷。
我剛到時，王道士正好同他的兩個助手外出化緣去了。如果這時候將我們的計劃付諸實施顯然是不明智的。幸好留下來看守的那個年輕的唐古忒和尚知道一些情況，蔣師爺沒費多大勁就從他嘴里套出了一些有用的內情。據他講，藏經發現于一個大型的洞窟里。這個洞窟靠近北組（主組）洞窟的最北端，外部建筑粉刷一新，顯然是王道士新近主持對它進行了一次徹底的修繕。他來這里已差不多有7年之久了。通向洞窟的入口已被崩落的巖體和流沙所擋住，這與靠南一些的山腳崖面上的洞窟的情形是一樣的。當年在對洞窟和窟前地面（現在已為殿堂所占）進行整修時，工匠在連接兩個洞室的走廊壁面上發現了一條裂痕，（挑開裂縫）便從這墻上墻之后發現了一個鑿在巖石里的密室。
據稱打開密室時，里面塞滿了用漢文書寫的、但是讀不通的大量經卷，其數量之多，據說可以裝滿幾輛馬車。石室發現經卷的消息傳到了距敦煌很遠的蘭州，當地長官曾命令送些樣本去。最終，甘肅省府下了一道命令，命令所有寫卷就地封存。所以，這批不曾被讀懂的藏經重又被封存在發現它們的石室里，由王道士負責妥善保管。
由于王道士不在，我們無從得到更多的關于藏經洞的情況。但我還是抽出時間對藏經洞所在的地點作了觀察。年輕和尚的師傅是一個西藏來的和尚，當時也出去化緣了。后者的臨時住處是一間破舊的小屋，本是供前來敦煌朝圣者們居住的地方。他曾借得一個卷子，放在他的陋室里，以添得些風光。蔣師爺說服這個年輕和尚將他師傅處的那個卷子拿來看看。這是一個保存很好的卷本，直徑約10英寸，展開來的長度足有15碼。卷紙是淡黃色的，看上去很新，也很堅韌。由于這里氣候干燥，經卷又是被精心封存在密室里，所以很難從紙的外觀來判斷它的年代，不過，從那細密的紙紋和磨得溜光的紙面還是可以看出它的年代是相當久遠的。
這個卷子字跡清晰，書法秀美，這是我和蔣師爺共同的印象。卷子上的文字確確實實是漢文，盡管蔣師爺很有學識，他也不得不坦率地承認，乍一看，連他也斷不清句子。但不久我就弄明白了怎么回事，從蔣師爺不斷地讀到"菩薩"和"波羅蜜"這一類的固定術語，我判斷出它就是中國佛界所熟知的、由梵文轉譯過來的《菩薩經》（？）和《波羅蜜經》。由于佛教經文的字面意思是如此的晦澀難懂，毫無疑問，包括蔣師爺在內，此前從沒有人認出展現在面前的卷子就是一部佛經。對這個卷子作了初步鑒定以后，可以認定密室所藏寫卷主要的應該是佛經。宋代（公元960年立國）活字印刷術出現以后，中國的書多裝訂成冊，就像今天所見的書一樣。這份經書是寫在一個長長的卷子上，而不是被裝訂成冊，這就說明它的時代應該是很久遠的。
有一大批古代寫卷等待著去被發現的念頭，像一塊巨大的磁石一樣吸引著我重返千佛洞。但等到真的回到這里時，我不得不開始為我的計劃擔心起來，因為我從當地得到可靠的消息，保護著這批珍寶的王道士是一個恪盡職守、非常用心的人。藏經洞所在的那個寺宇看上去有些破舊，但它仍是當地人朝拜的一個圣地，容不得有任何的粗魯舉動，這也使我的考古工作受到影響。精明能干的蔣師爺收集到了有關看守藏經們的和尚的性格和舉止的情況，這更使我感到有必要在開始時應采取審慎、緩慢的行動。蔣師爺設法說服王道士等待我的到來，而不是在一年一度的朝圣活動一結束就開始去募集修廟的資財。值得稱幸的是，由于敦煌副縣長汪大老爺對我所進行的考古工作感興趣，我逐漸博得了敦煌當地人的好感，我可以利用我學者的身份，使當地人對我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不會提出什么異議。
5月21日，我重返敦煌石窟，準備將我早已擬好的計劃付諸實施。讓我感到滿意的是，除了王道士、他的兩個助手以及一個身份卑賤的西藏喇嘛（他不懂漢文，所以對我的計劃也不會有什么危險）以外，整個遺址別無他人，一片荒涼，仿佛是一個被人們忘卻了的地方。王道士等候在那里歡迎我的到來，在這一年的絕大部分時間里，他都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孤傲的、忠于職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見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緊張，但臉上卻不時流露出一絲狡猾機警的表情，令人難以捉摸。從一開始我就感到他是一個不好對付的人。為了避免與他呆在一起的時間過長，第二天一早我就開始對幾個主要的洞窟進行考察，并對一些較為重要的壁畫進行拍照，以此來掩飾我此行的主要目的。當我來到最北端的洞窟時，我瞟了一眼藏經洞的入口，那里就是發現大批藏經的地方，經卷至今還封存在里面。藏經洞正好位于王道士改造的那個洞窟的旁邊。藏經洞密室的入口比走廊的地面要高出5英尺，讓我感到一絲不安的是，我發現窄小的密室入口已被磚墻堵住，仿佛就是為了故意與我為難似的。這不禁使我想起了Jesalmir的和尚們將古代的貝葉經書藏在廟宇里，不讓學者們進行專門研究的事情來。
我第一步主要目標是想看一下全部經卷的原始堆積、存放的情況。王道士住在另一個稍加整修過的洞窟里，為了設法讓他同意我們的請求，我特地派蔣師爺到他的住處同他進行交涉。盡管蔣師爺費盡心機，談判的進展還是非常緩慢。在我們答應給王道士修繕廟宇進行捐助以后，他終于說出封堵密室入口的目的本是為了防范那些香客們的好奇心。最近幾年，每到朝拜的時候，前來朝拜的香客往往數以千計，把整個遺址擠得水泄不通。但是，由于對我們心存疑忌，他始終不答應讓我們看一下全部經卷保存狀況的請求。他唯一應允的是讓我們看一看他手頭的幾份卷子，而且還加上許多限制條件。蔣師爺急于想替我要到其中的一兩份卷子，結果使得王道士很是心煩，我們的全盤計劃一下子面臨告吹的危險。
但談判還是有一些收獲的。我們在敦煌聽說的一些情況，從談判過程中得到了肯定。當密室發現經卷的消息由肅州道臺呈報甘肅省府時，省府衙門曾命令送一部分卷子去省府，后來又下令妥善保管所有卷子。蔣師爺怕王道士終止談判的憂慮，被王道士流露出來的對官府上述做法不滿的口氣打消了。據王道士講，他確曾向蘭州省府衙門送去一批佛經，但官府對此不感興趣。官府甚至沒有對這批卷子如何處置作出仟何安排，也沒有對他辛辛苦苦修繕廟宇而發現這批經卷的功勞進行褒獎，這使王道士感到有點憤憤不平，他對我們毫不掩飾自己當時的感受。當時官府甚至下了一紙粗暴的命令，要將這批經卷裝滿7輛馬車運走，后來由于運費不夠、又嫌保管麻煩而作罷，于是又將這批經卷原封不動地交付給王道士，令他就地保管。
蔣師爺的報告使我感覺到，王道士的古怪性格將是我實現計劃的最大障礙。用金錢來收買顯然是不可能的，這會傷害他的宗教感情，或使他擔心眾怒難犯，或二者兼備。我覺得最好是先了解一下王道士的為人。于是在蔣師爺的陪同下，我鄭重地登門拜訪王道士，請求他讓我們參觀一下他所修復的廟宇。自從他8年前來到敦煌，這便成了他的主要任務和精神支柱。所以，我的請求被王道士欣然接受。
他領著我們走過洞窟的前廊和高大的磚木結構殿堂，這里的建筑雕梁畫棟、溢彩流光，我用預先想好的詞語對它們進行恭維。當我們穿過藏經洞前的過道時，我實在忍不住藏經洞的誘惑，它就位于右側最外面的位置，入口被一堵粗陋的磚墻擋住，。我沒有直接去問我們虔誠的向導藏經洞里有些什么，而是投其所好去詢問他是如何整修這個洞窟的，他曾虔誠地干著這項工作，我想這樣做更能博得他的好感。這洞窟中，有一個約 56英尺 X 46英尺的馬蹄形壇座，壇座很舊，但已經重新粉飾，上面排列著一群新做成的泥像，都跟真人差不多大小，依我看它們比起這些洞窟中其他的塑像要笨拙遜色許多。
這個洞窟里的壁畫相對而言則要優美得多，而且大多保存較好。墻壁上所繪的主要是大方格里的坐佛形象，窟頂則是模印花樣。雖然這里的壁畫比不上其他大型洞窟的精美，但也足以使里面的塑像和其他后期修復增補的東西顯得粗俗而遜色許多。不過王道士為此所付出的辛勤努力還是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對這個洞窟的修復工作和地的虔誠的宗教信仰仍是可以稱得上是費盡心機的。
大約8年前，他從陜西只身來到這里，舉目無親。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當時，坍塌的物什堆滿了地面，幾乎堵住了通往洞窟的通道。其余的地面上覆蓋著厚厚的流沙，洞窟也被流沙覆蓋了相當的一部分。清除這些流沙、修復大殿需要付出熱心、恒心和苦心，而這一切，全都由我身邊的這位待人和氣、身體孱弱的道土四處化緣、募得錢財來解決，其間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一想起這些，我心中不禁有一絲感動。在這座大殿的旁邊，還有幾層磚木結構的殿堂建筑，向上一直攀升到崖頂的位置。后來他還曾非常自豪地向蔣師爺展示過這些年來他四處募捐的賬本，一筆一筆，記得非常仔細。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從他與他的兩個忠實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個人從未花費過這里面的一分一銀。這些與蔣師爺在敦煌打聽到的情況是完全相符的。
王道士在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無知很快就彼落師爺摸清了底細。我與一些有學識的中國官員交往時，往往能博得他們的支持和好感，但對王道士而言，我覺得沒有必要去給他談論考古學的價值、去給他談論利用第一手的材料進行史學和考古學研究的意義等。但有一點卻是值得與他進行探討的，那就是玄奘。在中國，只要一談起玄奘，對方無論是學者還是白丁，我總是能與他談得很是投機。這位古怪的王道士是一個很復雜的人：虔誠、無知而又很執著。他使人不得不聯想到中國古代的那位克服千難萬苦赴印度取經的朝圣者，王道士頭腦簡單，信仰卻很執著甚而至于有點迷信。唐玄奘一直被我當做我的中國保護神，王道士顯然也喜歡聽我談論他。
于是，在周圍滿是佛教神像的氛圍里，我開始向王道士談起我對玄奘的崇拜：我是如何地沿著玄奘的足跡穿越人跡罕至的山嶺和沙漠的，我是如何去追尋玄奘曾經到達和描述過的圣跡的，等等。盡管我的漢語很差，但這是一個我所熟悉的演講題材，而且一旁往往還有蔣師爺適時的補充，所以我總是能把我所知的有關玄奘的可靠記載和他漫長旅途的風土人情描述得細致入微。盡管王道士的眼光中還有一絲不自在，但我已他從發亮的眼神中捕捉到我所想要的東西，最終地露出了一種近乎入迷的表情。
王道士盡管對佛教知之甚少，但卻和我一樣，對唐僧頂禮膜拜。有了這么一個共同點，我對自己的計劃就更有信心了。他帶著我們走到大殿前面的涼廊上，向我們炫耀那些描繪玄奘西行景色的壁畫，這些畫像都是他請一個當地的畫工畫到墻上的。壁畫上描繪的奇異的傳說，正好是那些把唐僧神化了的內容。盡管這些故事都不曾見于《大唐西域記》，我還是饒有興趣地聽著我的"導游"口若懸河地談論墻上方格里所繪的神話故事。
其中有一幅畫面的寓意很是深刻，我費了很大工夫才看明白。畫面所描述的情形與我當時的處境正相類似。畫面上，玄奘站在一處急流前，旁邊是他的忠實的坐騎，滿載著經卷。一只巨大的烏龜正向地游過來，準備馱他渡過這一"劫"。顯然這里所描繪的正是這位朝圣者滿載著20捆佛經準備從印度返回中國時的情形。擺在他前面的困難將是需要跨越干山萬水。這些都在他的游記中作過描繪。不知道我身邊的王道士是否能夠理解這畫中的情節，讓我把這些古代經卷重又取回印度，這批經卷正由命運之神交付給他保管著。
藏經洞的發現
上一節結尾我曾強調，如果當時馬上就要求進入藏經洞顯然是不太妥當的。所以我留下蔣師爺向王道士催要他曾許諾給我們的卷子。但他這時候又開始膽怯和猶豫起來，對蔣師爺的催討只是虛與委蛇。我開始擔心了。到了深夜，蔣師爺悄悄地、卻又不無得意地抱著一小束經卷來見我。這是王道士許諾給我們的第一批卷子，他剛剛將這批卷子送給蔣師爺，是偷偷地藏在他黑色外袍里帶過去的。這些寫卷同我們3月份在那個年輕和尚那里見到的卷子一樣，看上去都是古色古香的，上面的內容很可能是佛經。蔣師爺是個肯鉆研學問的人，他請求給他點時間琢磨一下上面的文字內容。
第二天一早，蔣師爺面帶著一股興奮和勝利的神情過來告訴我，這些經卷是玄奘從印度帶回并翻譯出來的漢文佛經。在經卷邊頁上竟還有玄奘的名字，令他驚嘆不已。顯然這些經卷是玄奘早年翻譯出來的。當我在蔣師爺的陪同下同王道士進行交涉的時候，我覺得好運似乎正在垂臨我。蔣師爺一反通常遇事遲疑不決的常態，以一種半近乎迷信的口吻說，正是唐僧的在天之靈將這些密室藏經托付給對佛經一無所知的王道士，以等候我--從印度來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實信徒--的來臨。
這些經卷居然與玄奘有關，王道士對此似乎一無所知。而蔣師爺則立刻意識到可以充分利用這一點，利用我的保護神玄奘來影響心中尚存猜忌的王道士。于是，他馬上過去將這一消息告訴了王道士，聲稱這是唐僧的在天之靈在催促他向我們展示密室里的藏經。不久蔣師爺就回來了，稱這一招發揮了作用。幾個小時以后，當他再回到密室門口時，發現王道士已經拆除堵在密室入口的磚墻，蔣師爺還站在入口處膘了一眼密室里一直堆到洞頂的經卷。
整個一上午，我都有意地避開王道士的住處和藏經洞，但當我獲悉密室門已打開時，我便再也按捺不住了。記得那是很熱的一天，外面空無一人，我在蔣師爺的陪同下來到藏經洞前。在那里我見到了王道士，他顯然還有點緊張和不安。在神靈的啟示下，他才鼓起勇氣打開了位于通道北面墻上的密室門。借著道上搖曳不定的燈光，我睜大了眼睛向陰暗的密室中看去，只見一束束經卷一層一層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亂無章。經卷堆積的高度約有10英尺，后來測算的結果，總計約近500立方英尺。藏經洞的面積大約有9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間僅能勉強容得下兩個人。
在這陰暗的密室顯然無法對這些寫卷進行檢閱，而要弄清其全部內容顯然也是一件勞神費力的事。我沒有馬上建議將所有經卷從密室里搬到殿堂里以便閱讀翻檢，我擔心這樣做會于事無益，甚至于有點魯莽，因為王道士仍在擔心他從施主們那里辛辛苦苦換來的好名聲會受到玷污，他害怕對他不利的流言蜚語在敦煌地區流傳開來。盡管當時那里是朝圣活動的淡季，但誰也保不準什么時候會有一個香客突如其來地造訪千佛洞，如果讓香客在這個圣地吃上閉門羹，對王道士而言將是大大的不利。當時我們所奢望的是王道士能不時地捎出一兩份卷子，讓我們在狹窄陰暗的殿堂里匆匆瀏覽一下。好在大殿的兩側居然還各有一間耳房，開有門戶，窗戶用紙糊著。房子的狀況出人意料的好，所以我們暫時就把一間耳房當成了一間古色古香的書房，這里可以避開不速香客好奇的眼光，他們總是很虔誠地來到那高大而笨拙的塑像眼前來磕頭、擊鐘和燒香。
我匆匆瀏覽了一下藏經的內容，不過，在介紹藏經的內容之前，這里有必要先介紹一下藏經洞本身的情況，以及有關密室封存年代的蛛絲馬跡。據王道士所講，8年前他來到千佛洞時，藏經洞前的通道已被流沙所覆蓋。從其地勢及附近洞窟的情況來判斷，當時洞窟前崩塌下來的山石和吹落的流沙堆積足有9－10英尺厚。由于人手有限，清理工作進展很慢，前后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才把長度超過24英尺的通道里的沙石清理干凈。完成了這一步工作以后，王道士便著手在洞窟里樹立新的塑像。就在立塑像的過程中，工匠們在通道入口右側的壁畫上發現了一處裂痕，壁畫下面不是巖體，而是一堵磚墻。打開這墻磚墻，便發現了藏經洞及堆積在里面的藏經。
當他們懷著挖寶的心情在洞窟里四處尋覓時，曾發現一塊精致的黑色大理石碑，嵌在密室西墻上，約有3英尺見方，上面刻著一篇很長而且字跡工整的漢文碑銘。后來王道士嫌它礙事，將它挪到了通道的南墻邊（左邊）。這塊碑文，沙畹曾作釋讀并有詳論，我這里再補充一點。當時據蔣師爺對碑文的誦讀，刻碑年代當在公元851年。這表明，藏經洞的封閉時間當在公元9世紀中葉以后。
除了經卷所載紀年以外，最有斷代價值的材料非通道里的壁畫莫屬。王道士清楚地記得，密室入口墻面上的壁畫（已被破壞掉）與入口周圍的壁畫是相同的，其內容為菩薩捧物出行圖，菩薩形象優美，大小跟真人差不多，幸好王道士滿腔的修繕熱情還沒有傷及到這些壁畫。這種風格的壁畫在其他洞窟屢屢見到，Ch.vii和Ch.ix窟通道壁面上的壁畫就是如此，而且保存完好。這些壁畫的時代竟然能晚到宋代以后，真是令人難以置信。不過有一點是很清楚的，保留在這里的古代壁畫是后來的畫匠們創作的藍本和靈感的源泉。從唐代到元朝之間的幾個世紀里，這里的修繕活動一直不曾停止過，所以僅僅從壁畫的風格來進行斷代是靠不住的。
有一絲跡象讓我們感到鼓舞，這批寫卷中，除了漢譯的佛經故事以外，還有其他一些有重要價值的寫本。唐、元時期及其以前，甘肅西部邊遠地區曾是很多民族和各種政治勢力角逐的舞臺，佛教則在他們之中廣為流傳。這批材料的歷史背景是如此復雜，要想對如此浩繁的寫卷進行深入系統的科學研究將是一件耗時久遠的大工程。我在語言學方面的不足，使我不可能在匆忙之中從卷帙浩繁的漢文寫卷中將那些最有價值的卷子全部挑選出來，甚至不可能將混在其中的非漢文卷子-一分揀出來。但最令我擔心的還是王道士膽小怕事、猶豫不決的性格，保不準什么時候他會警覺和猜忌起來，在我還沒來得及卷走所有珍藏之前，突然關閉這個密室。我一面竭盡所能地趕工作進度，一面還得擺出漫不經心的模樣來，以免讓王道士意識到他手中的這批東西是無價之寶。
盡管是經過了王道士的手將這些寫卷"發掘"出來，這仍然是一件極有意思而又令人著迷的事。我將在以下的章節中對清理出來的一份份寫卷和其他文物作分門別類的介紹。王道士抱給我們的第一捆寫卷中包括幾個顯然是佛經的厚重的卷子，厚度（直徑？）從9.5英寸到10.5英寸不等，它們在藏經洞安然保存至今。雖然它們經歷了很長的歲月，絕大部分卷子卻都保存較好。這些卷子紙面光追平整而發黃，紙紋密致，紙張結實耐用。一卷一卷的像歐洲的草紙文書一樣卷起來，中間有細小的卷軸。卷軸兩端有時還雕刻、鑲嵌有把手。卷軸的長度在15－20英寸之間，展開的幅寬報大。可以看得出它們是久經翻閱、摩拳過的。可能卷子的外面還有袋子和捆扎的綢帶，但大多都已經爛掉了。
只要袋子還保存著，蔣師爺就能很容易地讀出該卷佛經的篇名、冊數和卷號。佛經的內容我無從知曉。我曾擔心這些經書的內容都是重復的--現代的佛經往往如此，最初搬來的幾卷佛經篇名都互不相同，這使我的這一擔心渙然冰釋。開始時我曾讓蔣師爺對這些經卷列一個粗略的目錄，但王道士的勇氣與日俱增，他開始一捆一捆地往這里送卷子了，這使我們打算做一份哪怕是最簡略的目錄的計劃都不得不放棄了，因為經卷實在是太多了。
蔣師爺對這些卷子匆匆瀏覽了一遍，沒有發現任何有關紀年的材料。佛經中還有一些藏文經卷，但對探討藏經洞的時代也沒有什么幫助。這些藏文經書為了閱讀的方便，各個段落章節都是橫向安排的，而書寫則是自上而下的。我們無法從其字跡和文字內容來判斷它們的年代。但有一點，藏文經書的紙張粗陋而發灰，看上去肯定要比漢文卷子的時代晚。也許它們的時代屬于約公元759－－850年吐蕃占領敦煌的時期，而紙張質地較好、看上去年代更為久遠的漢文經卷的時代應該屬于唐朝統治該地區的時期。
隨后我們就發現了時代最早的卷子的年代證據，在一份殘長3英尺多、紙張發黃的漢文卷子的背面（現編號為Ch.i.0019）我發現了用婆羅門草書字體書寫的文書，這是我所熟悉的和田文。接著，又發現了另外的三份和田文書殘卷（Ch.i.0021. b、C），都是在卷子的一面或雙面書寫和田文。這就清楚地表明，密室藏經的時代與印度文字（可能為梵文）在這一崇佛地區的流行同時。和田文書在漢文卷子背面的出現說明敦煌地區的佛教與塔里木盆地廣為流行的佛教存在著一定的聯系。不久，我又在另一捆卷子里發現了一大堆婆提文書，用"笈多草體"書寫，據霍恩雷博士的研究，它們分屬兩本和田文著作。其中編號為Ch.ii.003者為一份醫學文書，保存下來的至少有71頁之多。
在這些胡亂堆積的藏經中，有漢文和藏文的卷子，也有不少吐蕃婆提文書。另外還發現了大量凌亂紛雜的漢文散頁文書。這些漢文散頁毫無順序，裝訂得也是簡單粗糙，也沒有用布袋裝起來。這些都表明，自從它們被捆縛起來以后，就不曾受到過什么翻動破壞。王道士隨意地在這些藏經中翻檢"珍寶"，結果又有不少新的發現。盡管這些散頁已找不出什么順序，其內容卻是絲毫無損。它們既沒有一絲受潮的痕跡，也一點也不覺很脆。道理很簡單，藏經洞是一個再好不過的藏經地點，它開鑿在干燥的巖體里，沙漠山谷里即使有一丁點兒的潮濕空氣，也被與藏經完全隔離了。藏經洞三面是厚實的巖體，只有一面是封堵的磚墻，而且又被流沙埋藏了好幾個世紀，藏經洞里的溫度基本上是恒定的。在如此干旱的地方如此妥善地保存藏經簡直是再合適不過了。
上述情況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例子來加以說明。當我打開一個素色帆布的大包裹時，發現里面滿是各式各樣的紙片、畫有圖像的薄如蟬翼的絲綢或布片以及大量的寫有文字的絲綢殘片。有圖像的絲綢或布片大多是2－3英尺長的窄條，頂部是三角形的，形狀有點類似旗幡，顯然應該是寺廟所用的旗幟一類的東西。這些絲綢旗幟往往被緊緊地繞在木制的旗桿上，桿子上往往涂有亮漆或有彩繪。展開時，可以從旗幟上看見佛教神像，色調鮮艷和諧。用來做旗幟的總是薄如蟬翼的上等絲綢。有的看上去有點破舊，這并不是由于幾個世紀以來保存過程中的腐蝕作用，而是由于當時在廟宇中懸掛使用的時間過長所致，在有的旗幟上還能看見修補的痕跡。
當我試圖打開一些更大的旗幟時，我發現它們質地很脆，弄得不好會損壞它們。當時保存時，肯定是卷得很緊的，而且動作也很隨意，一件一件堆壓在一起。這樣經過幾個世紀的擠壓之后，再想去打開就很容易把這些薄薄的絲織品損壞。我把這些卷在一起的絲織品舉過頭頂來觀察，發現上面的圖像與大型洞窟中的壁畫內容是一樣的。對比一下展開前和展開后的情形，一方面可以讓我們了解到，展開這些面積很大、又是如此保存的絲織品是多么的不易，何況這些絲織品往往還經過長期的使用；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我們了解到，藏經洞里的條件對保存這些佛教圖像藝術品又是多么的有幫助。
我們沒有充足的時間來仔細研討這些文書的年代。我所關注的是我能從這里拿走多少藏經。令人奇怪的是，王道士竟然對這些無價之寶毫不可惜，這也使我內心頗感到一絲輕松。當我從手頭那些紛雜的藏品中挑出一些絲畫（帛畫）、布畫和文書以備以后深入研究時，他居然沒有提出任何反對的意見。我甚至產生了要將所有的藏品帶走的想法。不過，這一要求顯然有點過分了。于是，我極力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將挑剩的那部分還給他，以便騰出地方讓他拿出更多的藏品來供我選擇。
這一招果然奏效，使王道士確信了這些藝術遺產沒有什么價值。為了把我的注意力從他所認為的最有價值的漢文經卷上引開，他開始不惜余力地將他歸入垃圾的那些藏品一抽一捆地抱了出來。這真使我感到歡欣鼓舞，因為這些新抱出來的文書殘片中，盡管漢文文書殘片還是占多數，但也可以發現很多有價值的繪畫作品、印制的文書、帛畫、笈多草體的梵文文書以及一些非宗教內容的文書等。所以，第一天我和蔣師爺忙碌了整整一天，中間甚至沒有休息過，一直干到夜幕籠罩了整個洞窟才停止工作。
這些意想不到的發現使我極為興奮，但我也很擔心，這也是我一直所擔心的一件事。那就是必須不斷地誘導王道士，不讓他感到心神不寧，不讓他擔心會有施主們的流言蜚語。蔣師爺的不爛之舌和我一再的表白自己對佛教和玄奘的崇拜發揮了作用。看得出來，盡管在經卷堆上來回爬動和運送經卷使王道士顯得有些累了，但他臉上猜疑的表情，還是被一絲平靜甚至是自豪的表情所掩蓋，因為我們對他所認為的毫無價值的東西竟然表示了欣賞。事前，我曾許諾要捐獻一大筆錢給他作修繕廟宇之用，以補償翻檢藏經給他所帶來的不便和可能對他帶來的風險。
到了晚上，終于有一大堆寫卷和繪畫被挑出來包好放在"書房"的一邊，留待運走供我們外交辭令上所謂的"深入研究"之用。但是對王道士是否敢冒著風險讓我們將這批藏品運走，或者會不會被他識破我們的真實意圖，我們心里還是感到沒底。直接跟他談一筆私下交易將這批藏品買走或偷偷運走在當時看來也是可行的。當我們忙碌了一整天離開王道士的那個洞窟時，我有機會與他就我們共同崇拜的偶像作了一次長談。我聲稱是玄奘的在天之靈讓我很榮幸地來取得這批數目巨大的藏經和其他圣物，這些藏品有些可能與他到印度朝圣的活動有關，而這些藏品又是由他的另一個崇拜者（指王道士）保存著。當我們站在繪有唐僧西行取經圖的甬道里時，我特意將他的注意力引向那幅唐僧牽著滿載經書的坐騎從印度返回的場景，這是一個最好不過的規勸，讓他同意我的將這些由他發現、現仍藏在密室中的經卷帶走供西方學者進行研究的請求。
我留下蔣師爺與王道士進行周旋。蔣師爺鼓動如簧之舌，力圖說服王道士，稱玄奘讓他發現了這批佛教經典和圣物，其目的并不是要將它們繼續深藏在密室里。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勝任對這批經卷進行研究的重任，所以應該將它們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學者來進行研究，這也是一件積德積善的事。作為交換，他還將獲得一筆捐贈，用于資助洞窟廟宇的修繕，從一開始我就非常謹慎地提出這項捐贈，它自始至終吸引著王道士。同時我還無條件地捐贈了一件銀器。我們很難判斷這些交談對王道士產生了什么樣的作用。他既擔心他的圣潔的名聲因此而受到玷污，同的又不愿放棄一個為他修繕廟宇洞窟提供捐贈的好機會，這對他衷心珍愛的功德事業很有利，但必須以付出他所認為的無用的那些古董為代價。看得出來，王道士一直都在上述兩種選擇之間猶猶豫豫，舉棋不定。
想出一個萬全之策將這批挑選出來的寫卷和繪畫弄到手，這是我交給蔣師爺的一項任務。事實證明，他從來就沒有辜負過我的期望。將近子夜了，我正準備上床休息，蔣師爺輕手輕腳地走了過來，在確信我的帳篷周圍沒有他人以后，他返身抱回了一大捆卷子。我看了看，正是我所挑選的那些經卷，心中不由大喜。王道士終于答應了我的請求，但有一個明確的協定：此事只能我們三人知道；在我離開中國國土以前，對這批東西的出土地點必須守口如瓶。當時，他害怕自己被人發現不在他自己的住處，所以運送這批經卷的任務便只能由蔣師爺一個人獨自承擔了。他運送了7個（多）晚上，一捆一捆，越來越重，直至要用馬車來裝。對我的這位身材瘦削的學術知己而言，這是一件很苦的差事。他為此付出的艱辛，同他對我所有的熱心幫助一樣，長久以來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之中。
*摘自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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