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

正在讀房龍的《美洲精神》，關于玻利瓦爾的出身問題，有一段論述很有趣：

“這些不幸的人們營養不良、疾病纏身、精神崩潰，他們做夢都不會想到要反抗無情奴役他們的權勢。因此，這個社會的中下層階級，不可能成為革命的潛在力量。

“每一次革命的成功都離不開民眾的支持，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但是，民眾只扮演次要角色，就像歌劇中的合唱一樣。當從你的祖上六代或八代起就吃不飽肚子，你就不可能精力充沛地勇敢地面對訓練有素、給養充足的警察或軍隊。所以說，幾乎每一場革命的真正領導者都出自社會的上層階級。他們的經濟保障和世代相襲的優越感孕育了他們的獨立意識和反抗精神，使他們萌發了革命的念頭并甘愿冒險，而這正是對抗當權勢力槍口的不可或缺的武器。”

房龍舉例說，玻利瓦爾出身于美洲土生西班牙人最顯赫的家族，華盛頓是當時北美大陸最富有的人，杰斐遜是一個有錢的地主，富蘭克林事業有成收入豐厚。歐洲大陸的情況也一樣：真正點燃法國革命火焰的是有閑階級，當他們從前臺退居到幕后，下層民眾才有了機會；荷蘭反抗西班牙的起義，是由一位王子領導的；甚至列寧，也不是一般認為的無產者，而是出身于一個小貴族家庭。

房龍的說法也許招人反感，因為我們一向都被教育說，創造歷史的是人民，革命最堅決最徹底的也還是人民。其實房龍的觀點并非首創，在他前邊還有卡萊爾，其《英雄和英雄崇拜》曾經取得了廣泛的認同。我覺得有必要再想想這件事。

考察我們熟悉的中國歷史，大概可以發現這樣一個規律：越是有上層人物參加的革命，成功的機會就更多一些；而革命的草根色彩越濃，則失敗的概率越大。我們可以考察一下陳勝吳廣的隊伍，發現幾乎是清一色的農民軍，而劉邦項羽則基本上代表了六國貴族的勢力，劉邦雖然出身卑微，但好歹是個亭長，屬于鄉鎮干部。赤眉銅馬聚集的是饑餓的流民，劉寅劉秀則是具有皇室血統的地方豪強。黃巾起義屬于民間宗教，曹操至少是小吏出身，孫堅孫策則是江東豪強。隋末的情況更典型，最先失敗的是代表災民利益的瓦崗寨，然后是小吏階層的李密王世充，最后由出身比較顯赫的太原李氏來收拾殘局。從歷史上看，那些比較純粹的底層革命都很快失敗，李順王小波、方臘、鐘相楊幺等人，甚至不能造成全國性的影響。李自成收編到舉人一級如牛金星輩，也失敗了。設想李自成若能把州郡一級的人物吸引到帳下，大概面對清軍會好得多。可惜當時沒有這樣的人物出來。在這方面，李自成比朱元璋差得很遠。后來的太平天國、義和團，之所以失敗，我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排斥社會中上層參與的緣故。

共產黨總是把自己說成是農民起義成功的范例，且不說純草根的隊伍幾乎被國民黨消滅掉，抗戰爆發才緩過勁來，就說共產黨的高層，怎么看也不是草根集團。毛澤東按成分劃分至少也是富農，周恩來是世家子弟，朱德是滇軍的軍長。最具有傳奇色彩的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其實賀龍本人絕對屬于當地豪強。而且，共產黨高層大部分具有留法或留德的背景，以至于有人在總結中國革命走勢時說，是留歐的打敗了留美的。

由此看來，蟻聚的大眾本身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社會的筋骨或者說最大威脅恰恰來自它的中層直至高層。共產黨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因此才在解放后把固有的社會結構全部打碎，使社會徹底變成一個黃仁宇所說的“扁平體”。也正是因為這個扁平體，消除了底層和中高層的差別，國家才能夠承受一系列動亂和災難，而居然能夠平安度過。試想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比之歷史上任何慘劇恐怕不遑多讓，而居然無人吭聲，便不能僅僅以人民的信任或者說承受力來解釋，關鍵在于大家都處于底層，沒有中高層，便沒有了思考的能力，更缺乏由于差別存在而容易迅速積聚起來的不滿情緒的爆發。消滅差別，如果把國家比作一個身體，也就等于消滅了身體的自然反應，直至麻木不仁，結果是表現出對于災難超乎想象的承受力。同時，對于那些有可能扮演社會新興中高層角色的干部和知識分子，則或打成右派或趕進干校牛棚，徹底摧毀其意志，使其無法扮演在歷史上反復扮演過的角色。顧準就是這樣一個人，朱學勤說他“挽回了知識分子的集體名譽”，但也就是一個名譽問題而已。知識分子被歸入工人階級，等于把他們從中高層位置上趕下來，從而徹底剝奪其歷史使命感；好像由此跟勞動人民打成一片，實際上卻終于喪失了對社會的發言權，以及對人民大眾的影響力。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無可避免地再次分化了，分化出新的中層和高層，于是不可否認，傳統方式的革命或者動亂就又有了新的基礎。這是當今社會必須關注的問題。在扁平體的社會被打破之后，社會又有了自然反應的能力。換句話說，社會不再具有像過去那樣承受災難或者政策失誤的耐性。脆弱感和不安定感也由此產生。為什么在中國明明已經開始產生中產階級的時候，而當局卻拼死否認這個過程的存在？我想，這不在于害怕老百姓心里不平衡，更不在于害怕失去一部分國際援助或優惠條件，關鍵在于對中產階級這個新興的社會中層，在理解上存在偏差，也就是不承認它是一種穩定力量，而認為一旦社會不滿爆發，它可能扮演其在歷史上的破壞作用。換句話說，也就是懷疑中產階級可能站到另一邊去。即使不看歷史，僅看周邊國家，菲律賓、印尼的故事，也不能讓人放心。

從房龍說開去，一直說到這里，看起來很散，實際上也有一貫的地方，那就是我們總習慣于注視社會底層的不滿情緒，而實際上從歷史經驗看起來，社會底層的不滿其實是不可能有太大作為的，它只有與社會其他階層特別是中高層結合起來，才可能爆發出想象的能量。于是，在對社會底層基本處于放棄態度的時候，如何控制社會其他階層，使他們與社會底層無法同氣相求，就成為當政者的中心考慮。具體作法，一方面是注意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從而與底層保持絕緣狀態，這從一系列的政策取向就能看得出來；另一方面則拼命模糊他們的角色意識，不承認社會已經分化，更不承認中產階級這樣的概念。總的來講，就是不但給你吃的，還要讓你吃飽吃好，然后給我乖乖地睡覺，別琢磨事兒。

但是，睡覺固然舒服，也總歸有睡膩了的一天。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醒了，這又該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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