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剛剛開始讀這篇作品時，它那平凡的故事和質樸的語言，并無“一鳴驚人”之效，反有“平庸無奇”之感。然而，隨著人物的活動和情節的展開，讀者從平凡中看出了神奇，從質樸里窺見了光華，心不由己地跟隨著作家去嘲諷、去鄙夷、去同情、去憐憫。直至小說戛然而止，讀者仍在感受人物的喜怒哀樂，仍在品味其中的酸甜苦辣。這不由人不思忖：小說的這種魅力到底從何而來?如果我們對這篇作品做一番細致的揣摩和推敲，便可發現其中的奧秘。
一篇小說的靈魂在于立意。立意的正謬、深淺，往往直接決定作品的成敗、優劣。《我的叔叔于勒》意在揭露在金錢主宰一切的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冷酷關系，這無疑是準確而犀利的。不過，熟悉19世紀外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人都知道，這一立意并不新鮮，不少名家大師都曾為之嘔心瀝血，并結出累累碩果。巴爾扎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黃金是這世界的人要頂禮膜拜的惟一力量”(《幻滅》)，“生活不是一部由金錢開動的機器嗎”(《高利貸者》)，“沒有一個諷刺作家能寫盡金銀珠寶底下的丑惡”(《高老頭》)……巴爾扎克在卷帙浩繁的《人間喜劇》中對此作了詳盡而生動的描繪。可見，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并非僅以立意的新穎和深刻見長，而是另有取勝之道。眾所周知，巴爾扎克在自己的作品中給人們展示了廣闊的社會圖景，塑造了眾多的典型人物，構思了曲折的故事情節；而莫泊桑卻善于從浩瀚的海洋中擷取歡跳的浪花，以小見大，從局部看整體，通過生活瑣事來反映社會的本質。《我的叔叔于勒》講述的就是當時法國的凡人小事。故事發生在濱海城市哈佛爾。小說中“我”的父親菲利普是個小公務員，一家人生活十分拮據，不僅“樣樣都要節省”，甚至連女兒都嫁不出去。不過，在晦暗的天幕后面，他們似乎看到了燦爛的陽光：以前被視為“全家的恐怖”的“我”的叔叔于勒，在美洲發了財，“做著一樁很大的買賣”，而且準備回到故鄉，和哥哥一家“一起快活地過日子”。于是，“大家都認為分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菲利普一家朝思暮想，眼巴巴地盼望于勒歸來，并對“這樁十拿九穩的事”“擬定了上千種計劃，甚至計劃到要用這位叔叔的錢置一所別墅”，“我”的二姐也因這一“福音”訂了婚。然而，一次邂逅揭開了一出悲劇：“我”的一家去哲爾賽島旅行時，遇見了早已歸國的于勒，一度闊綽的富商竟成了衣衫襤褸的小販。這對“我”的父母，不啻晴天霹靂。他們從虛幻的幸福峰顛跌入了現實的悲苦深淵。由此，他們對于勒的看法和態度又發生了突變：一個“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又重新變成了“賊”和“流氓”。菲利普夫婦不僅當時不認同胞骨肉，而且返回時改乘船只，“以免再遇見他”。前后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態度，對比十分鮮明強烈，從而有力地表現了主題思想：“現代的資產階級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礎上的呢?是建筑在資本上面，建筑在私人發財上面的。”(馬克思、恩格斯語)這篇小說以于勒的遭遇為引線，虛寫和略寫了過去和未來，把筆墨凝聚在“我”的一家旅游哲爾賽島在海輪上巧遇于勒這一事件上，其取材與布局疏密有致，虛實相間，詳略得體，清晰生動地勾勒出一幅19世紀后半葉法國小市民生活的剪影。
情節的安排對一位短篇小說作家來說，也是至關緊要的。《我的叔叔于勒》采取大起大落、大開大合的手法鋪排故事，看來平鋪直敘，實則波瀾起伏。在于勒出場前，小說大起大開，著力渲染于勒在菲利普一家心目中的地位--“全家惟一的希望”，他的信是“家里的福音書”……一家人望眼欲穿，盼于勒直盼到這樣的境界：“簡直好像馬上就會看見他揮著手帕喊著：‘喂!菲利普!’”可是，時隔12載之后，窮困潦倒的于勒出現了，“全家惟一的希望”像美麗的肥皂泡那樣霎時破滅。自此，情節大落大合，場景的氣氛，人物的情感，頓時一落千丈，產生了“意料之外”的藝術效果。然而，這里的大落大合，又非簡單突兀的直落和驟合，而是起伏跌宕，給人以回味咀嚼的余地。當菲利普一家久盼于勒而渺無音訊時，作家筆鋒一轉，暫時拋開了情節發展的主線，而去寫菲利普一家外出旅游，使情節的發展舒緩下來。接著，在渡船上又加了一段小插曲，絕妙地描繪和嘲諷了菲利普想模仿漂亮太太吃牡蠣的庸俗心理和菲利普太太既怕丟臉、又怕花錢的尷尬處境，使讀者啞然失笑，心情更加輕松。這以后，故事奇峰突起，菲利普發現那個賣牡蠣的小販很“像于勒”，并驚恐地告訴妻子，從而把情節推向高潮，使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此時，作家并沒有立刻去揭開謎底，而是讓心驚肉跳的菲利普去找船長探聽，使情節的發展又暫時松緩了一下。直至船長證實那個小販確是于勒，情節似乎最終跌落閉合了，不料，作家又妙筆生花，交代了菲利普一家改乘船只、躲避于勒的行蹤，把人們引入了沉思和回味之中。而對一個普通的情節，莫泊桑能處理得這般有起有伏，有張有弛，曲折跌宕卻無斧鑿之痕，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對于活躍在情節中的人物，這篇小說的刻畫更是特色鮮明。小說人物寥寥，卻分別采取了多種不同的手法，有明有暗，有虛有實，有詳有略，寫出了層次，突出了重點，從而有效地節省了筆墨，有力地表現了主題。
小說題為《我的叔叔于勒》，于勒卻是作為暗線，虛寫和略寫的。他身世浮沉，際遇坎坷，年輕時浪蕩，中年時得意，老年時淪落，本有許多可寫之處，但作家卻把這些都置于幕后。輕描淡寫，簡言略說。他的出現只是在海輪上賣牡蠣那短短的一瞬，通篇只有要價和道謝的兩句話：“2法郎50生丁。”“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輕的先生。”對于他的外貌，也只有“衣服襤褸”，“又老又臟，滿臉皺紋，眼光始終不離開他手里干的活兒”，“一只滿是皺痕的水手的手”，“一張又老又窮苦的臉”等一般性的描寫。
小說中的“我”，作為敘事的主體貫穿全篇。其他人物的態度和行動，都是從“我”的眼里看到的；對其他人物的感受和評述，也都是從“我”的角度道出的。在“我”身上，寄托著作家的褒貶、愛憎、喜怒和哀樂。然而，對“我”的描寫也沒有用多少筆墨。
至于菲利普的兩個女兒、女婿等人物，小說更是寥寥數語，一筆帶過。對他們的外貌、心理和語言幾乎未作任何交代。他們只是起著陪襯、烘托和豐富情節、活躍場面的作用。
那么，小說主要塑造了哪些人物呢?讀后看得很清楚，是菲利普夫婦。作家為什么把筆觸集中到他們身上?因為這篇小說就是要通過菲利普夫婦對于勒態度的驟變表現主題思想。莫泊桑寫人物，特別注重把握和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動。他根據人物的性格特征去支配人物的言語行動，又通過人物的言語行動去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動。他在《小說》一文中闡述說：“……要尋求這種心理狀態在一定的環境里使得這個人必定完成的行動和舉止。作家在整個作品中使他的人物都按照這種方式，以致所有的行為和動作都是其內在的本性、思想、意態或猶疑的反映。”在菲利普夫婦身上，莫泊桑體現了自己的這種主張和風格。
菲利普是個典型的小市民。他虛榮、勢利、自私、貪婪，處處在模仿上層人物，時時想爬到上流社會。這就決定了他待人、接物、處世的基本態度：一切以金錢為轉移。于是，面對親弟弟于勒“揮霍家產--經商發財--衰敗窮困”的三度起落浮沉，菲利普采取了“懼怕憎恨--奉為福星--深惡痛絕”的三種不同態度。小說繪聲、繪色、繪形，細膩地描述了菲利普的言談、神態和舉止，從而生動地表現了人物的內心活動。開始，小說突出了菲利普“那句永不變更的話”：“唉!如果于勒竟在這只船上，那會叫人多么驚喜呀!”使他急切盼望于勒歸來的心情躍然紙上。后來，當于勒真的出現在眼前時，小說又著重描繪了菲利普的神態：“臉色十分蒼白，兩只眼也跟尋常不一樣”，“臉色早已煞白，兩眼呆直”，“神色很狼狽”，從而刻畫出菲利普急劇變化的復雜心理。
給人留下更深印象的，是菲利普太太克拉麗絲。小說除了表現她和丈夫一樣的小市民階層的共性外，還通過她的言行神態著意描繪她精細、刻薄、潑辣的個性。比如，當菲利普準備請大家吃牡蠣時，她說：“我怕傷胃，你只給孩子們買幾個好了，可別太多，吃多了要生病的。”“至于若瑟夫，他用不著吃這種東西，別把男孩子慣壞了。”她說得何等冠冕堂皇：既愛惜自己，又關心別人；既疼愛孩子，又注意教育。但究其實質，卻只有一個，那就是既顧全面子，又節省開支。看看這番話，我們似乎聽到了她的語氣聲調，也不難想像出她的表情動作，更可以窺察到她的心理活動。當克拉麗絲十分意外地得知賣牡蠣的小販竟是于勒時，她曾有過短暫的慌亂，但又很快鎮靜下來，沉著而冷酷地做了一步步安排：先打發丈夫“去跟船長打聽一下”，以進一步證實小販確是于勒；囑咐丈夫“多加小心”，防止于勒“又回來吃咱們”；告誡丈夫“別叫他們看出來”，“最要留心的是別叫咱們女婿起疑心”；與丈夫商量好“回來的時候改乘圣瑪洛船”，避免再遇到于勒。看了小說的這些描述，一個形象鮮明、姿態生動的人物栩栩如生地站在讀者面前。
《我的叔叔于勒》雖然篇幅短小，但在藝術上卻頗多成就，僅從上述幾方面已不難理解這篇小說為什么會產生動人心魄的魅力，也不難窺見莫泊桑短篇小說的風格和特色。當我們細細品咂這篇佳作，加深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的理解，學到短篇小說寫作的知識，獲得藝術享受的時候，便會懂得為什么莫泊桑的這篇小說會博得我國讀者的青睞，并成為中學語文的保留篇目。
(選自《外國古典名作賞析(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盧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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