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師大附中 余黨緒
一
關于當前的中小學寫作教育，有專家用“三無”來表達自己的評判。所謂“三無”，即無法、無序、無效。對這個說法，我一直心存疑慮。以中國之大，人才之多，思慮之廣，謀略之精，怎么會在效率和方法上毫無建樹？實際上，從教學層面看，一線的寫作教育不僅方法眾多，甚至連“訣竅”、“秘籍”也不稀罕，其教學效果也不容粗暴抹殺。
在我看來，當前寫作教育的問題不在方法與序列，也不在效率。或者說，根本問題不在這里。單純強調寫作教育中的技術性缺陷，可能導致兩個后果：一是刺激寫作教育中的GDP沖動，引發技術改革上的“大躍進運動”。在少數理論家的心里，希望建立一個終極性的教學序列或包打天下的訓練體系，來解決寫作教育中的一攬子問題，這個念頭一直在狂妄地騷動。另一個則更值得關注，專注于寫作教育中的技術問題，很容易將寫作教育中眾多糾結不清的問題淺表化和模糊化，而更為根本的內容卻被我們忽略了，結果是南轅北轍，或者買櫝還珠。借用一百多年來爭論不休的話說，“體”之不存，“用”之焉附？
不妨列舉幾項寫作教育中司空見慣的病癥：
--人人皆知，撒謊、欺騙、編造事實、夸大其詞、無中生有、不講邏輯、虛張聲勢、片面、武斷、上綱上線等等，都是人所不齒的品行。但為什么一旦進入寫作，似乎就可以為所欲為，甚至還可能得到獎賞？張維迎說，人生撒謊寫作始。誰敢保證學生不會將寫作中的投機取巧用到生活中去？
--寫高談闊論抽象議論的文章，諸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我要握住你的手”，“誠信”，學生能洋洋灑灑，旁征博引，滔滔不絕；而要學生就現實中的具體問題表明自己的具體態度，表達自己的具體觀點，就會手足無措，畏首畏尾，或者空話連篇，不知所云。如果寫作不能為現實服務，為生活服務，寫作究竟又是為了什么呢？
--經過十來年的訓練，多數學生已能獨立完成一篇文章。為什么這些作文始終千人一面、萬人一腔？不獨思想一致，材料相似，而且思維方式雷同，表達方式單調。青少年的個性在哪里？他們鮮活的創造能力到哪里去了？
這些矛盾顯然不屬于技術范疇，也不屬于效率范疇。依賴技術或序列的改造來解決上述問題，無異于緣木求魚。如果我們略顯粗暴地將上述病癥也概括為“三無”，謂之“無德行、無生活、無個性”，那么這個“三無”才更值得關注和思考，因為它在根本上損害了寫作教學的教育價值和文化意義。
寫作究竟為何？這在源頭上影響著我們對寫作教育的理解。在我看來，教育領域里的寫作理念，基本上還沒有擺脫以科舉寫作為代表的精英寫作的影子。在傳統社會，文化被少數人壟斷，寫作活動關涉地位與身份，意味著政治上與文化上的某種特權，寫作能力也被賦予了更多的天賦色彩和神秘內涵。寫作，既是政治與道德意義上的“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又是實現生命終極價值的途徑（所謂“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也）。司馬遷將史學寫作的目標定位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張載為儒者提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對后世的寫作影響很大，讓寫作承載了太多太重的內容，也讓寫作者承擔了更多的身份與使命壓力。有趣的是，即便是那些游走在正統與非正統之間的寫作者，諸如李白、關漢卿、柳永等人，其寫作在功名道德上的空間已被現實擠壓，但青史留名的沖動還是洋溢在字里行間。
傳統寫作留下的文化基因充滿了矛盾。主張“文道合一”，但實際上，空道德、泛道德、偽道德泛濫成災，精英道德疏離了現實的人性與生活，脫離了大眾，缺乏實踐的土壤與基礎，文字在更多時候不過是道德闡釋、道德粉飾或道德辯解的工具。這樣的文道關系必然導致“為人”與“為文”的沖突與分離，寫歸寫，做歸做，言行不一，這也許是“一為文人，便不足觀”的另一種含義吧。在精神取向、文化結構與心理積淀上都居高臨下的士大夫們，以“文章千古事”的心態寫作，即便是一草一木一蟲一魚，也要發掘其超越瑣碎和庸常的恒久價值，這樣的寫作即便關注了現實，恐怕更多的也是隔岸的熱淚、高樓上的垂青，是以抽象掩飾具體，以概念圖解生活。當代作家莫言提出“作為百姓寫作”，對“為百姓寫作”提出異議。莫言反對寫作者以精英的身份居高臨下地俯視生活，他主張寫作者就是一個具體生活的人，他對生活不是采取“介入”的態度，他本來就在生活之中。以精英的姿態介入生活，隔岸的熱淚也冰冷，高樓上的垂青也冷漠。
如今已是21世紀，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平等已然或正在成為現實，而民主的社會、公民的權利也深入人心。在網絡與信息時代，寫作的形態、價值與意義，寫作者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價值，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寫作早已褪去了其高貴和神秘的色彩，日漸成為一種日常的交流與表達活動；而寫作者身份中向來具有的精神導師、靈魂工程師的色彩也在日漸淡化。但是，寫作教育滯后于時代，尺度之大令人瞠目。總體看，寫作教育尚未能脫離傳統精英寫作的窠臼。無論是教學內容、教學方法還是相應的評估體系，似乎都是為了培養超乎眾人的政治家、作家和藝術家，而不是為了滿足每一個學生作為公民的生活需要。這樣的目標定位讓不少學生對寫作望而生畏，望而生厭，也造成了在寫作教育中漠視學生的生命需求、脫離生活實踐、禁錮思想、僵化思維的后果。
基于這個理解，我覺得非常有必要重新認識寫作及寫作教育的價值與功能，將寫作從天上請回凡間，從貴族變為平民。在寫作教育中，應該進一步強調“表達”與“公民”這兩個概念，以“表達”來界定寫作的基本形態與功能，褪去傳統文化賦予寫作的超越或神秘的色彩；“公民”是人基本的社會身份，以“公民”來界定寫作者的身份與姿態，界定寫作及其檢測的內容與標準。基本邏輯是：中小學寫作教育應該培養以“公民表達”為核心的寫作素養。
二
1、以“公民身份”寫作，讓寫作“有用”。
中小學教育培養的不是抽象意義上的“人”，它的具體內涵應該是“公民”。教育不是萬能的，人類教育的種種探索已經表明，那些通過教育來培養“圣人”、塑造“理想人格”、培養“天才”、打造“神童”的做法，是幼稚和荒唐的。教育不僅不是萬能的，教育還應該有其合法的邊界。對人的感覺、欲望、意志、情感、思想、智能，教育的切入都應有其限度。如果說由國家主導的義務教育是一種公權力的話，那么，這樣的公權力同樣也應有其運行的邊界。過高過泛的教育目標，必然不切實際，效能低下。公民是人基本的社會身份，中小學教育的首要任務，便是培養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公民，其他目標的達成均應以此為前提和基礎。
從寫作教育看，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讓學生以“公民”的身份寫作，是一個很值得思考和探索的切入口。“公民”是一個與“自然人”對舉的法律概念，是個人在公共社會空間的身份，這決定了個人的寫作必須顧及和考慮必要的社會關系與社會背景，符合社會與法律的基本規范與要求。其次，“公民”不是臣民，不是子民，當然也不是暴民，寫作者天然具有獨立和自主的表達權利。說什么話、怎么說，在法律和社會習俗的規范下，學生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并對自己的發言負責。以公民身份寫作，必然要求公民們“自說自話，文責自負”。再次，“公民”意味著平等，不僅是人格上的平等、權利上的平等，而且意味著精神與道德上的平等。所以，寫作是為了溝通，為了交流，為了交換彼此的思想與意志，而不是為了“代圣人立言”，更不是為了“我花開后百花殺”，居高臨下或卑躬屈膝都不可取。
當前的學生寫作，“身份意識”普遍模糊，也比較混亂。成人腔、官腔官調之類固不必說，就是“讓學生放開手腳寫作”、“寫出內心真實”、“自由寫作”這些花好月好的理念，其內涵也很模糊，實踐中難以操作。“放開”到什么程度？是否任何“內心真實”都可盡情表達？“自由寫作”是否意味著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如果用“公民”這個身份來框范，這些問題解決起來就清晰多了，畢竟，作為一個政治與法律概念，“公民”的內涵還是比較明確的。
在開放與多元的網絡時代，強化寫作者的公民身份，有利于培養學生在行使自由表達權的同時，恪守公民的表達責任與義務，這對于養成合法、合理、合乎習俗的表達素養，有著現實的意義。
2、以“公民表達”為功能導向，讓寫作“具體”。
寫作到底為了什么？是因為“有話要說”，還是為了“為文而造情”？后者以八股文寫作為典型，寫作在某種程度上淪為一種智力與文字游戲，它的內容再精致，也無益于人生，無益于社會。遺憾的是，這種“文章制作”式的教學還是目前基本的教學模式，寫作教育刻意回避現實的社會與人生，熱衷于抽象概念與虛假命題的研討，專注于寫作技術與修辭技術的訓練，結果把作文搞成了凌空蹈虛的道德口號、大而不當的人生討論、抽象虛無的哲學玄想以及矯揉造作的造勢煽情。
“有話要說”，就要表達。所謂表達，就是主體向客觀世界敞開和傳達自己的意志、思想與情感。即便單從中小學的以獲取基本寫作能力為主要目的的寫作訓練看，寫作在本質上也不是對信息的純粹加工與組合，不是對外在世界的全息式反映。寫作在本質上是向外界表達自我的心理與精神世界，而表達的方式與形式，則直接與表達者的生命活動與生命形式相關。以表達為功能導向，將寫作看作實現表達訴求的載體，或有助于糾正寫作上的形式主義與文風上的華而不實。比如，強調議論文“說理”的表達功能，教學中必然更關注對真理的追求，對學理的思辨，對邏輯的辨析。說一千，道一萬，在議論文寫作中，“說理”才是硬道理。這對于改變當前議論文寫作中的假大空現象，應該能發揮積極的作用。
不過，僅僅強調寫作的表達功能，還是不夠具體，就中小學教育看，培養學生“以公民身份、就公共事務、對社會發言”的表達素養才是首要的，這就是“公民表達”。
強調學生以公民的身份寫作，在內容安排上，應該偏向于“社會公共事務”的理解與表達。當然也應該關注學生的“私人寫作”，但顯然培養學生的“公共化寫作”的理念和能力以服務于公民的社會生活，才是中小學教育的基本任務。應該引導學生關注社會，關注現實，關注身邊的人和事，以主人翁的身份參與社會實踐，不僅因為這些與學生息息相關，而且這對學生的文化成長與人格發展大有益處，因為任何人的成長都是基于現實的社會環境與現實的社會實踐。脫離了當下的社會與文化，我們培養的不過是現代的孔乙己和范進。從寫作實踐看，與自己密切相關的事物，才能引發深切的體悟與思考，寫作才可能有具體的內容，才能減少寫作中的假大空。
3、以“公民道德”為準繩，讓寫作“健康”。
寫作在本質上是一種表達實踐，必然關涉價值的判斷與選擇。作為教育范疇的寫作教學，應該致力于培養表達中的法治意識、規則意識與底線意識。強調“公民表達”，為寫作確立了一個表達的底線，這就是“公民道德”。對于成長中的學生，超過他們理解力與實踐力的過高的政治要求、文化要求和美學要求，只會逼得他們寫假話、寫空話、寫廢話。以“公民道德”為底線，既給學生的表達提出了方向，也為教育預留了足夠的空間。現在的很多作文，無論有無必要，是否恰當，都要挖掘或升華到很高的政治高度或道德境界，似乎不如此便不能顯示其思想正確、趣味健康，但這樣的虛飾恰恰淪落到底線之下。
此外，還應該強調理性精神的培養與理性思維的訓練，因為公民社會是依照法律與理性構建的社會模式。實施課程標準以來，為了倡導人文精神，為了改變語文教學中知識膨脹、邏輯越界和分析過于瑣細的局面，我們強調了情感、體驗、感悟、靈性、直覺、聯想、想象、靈性等非理性、非邏輯的因素。但是，這不能構成壓制理性、貶低邏輯的理由。恰恰相反，我覺得無論是我們的學生，還是當代社會公眾，最缺乏的就是理性精神和邏輯思維的素養。比如關于想象力培養的問題，在我看來，多少有些強調過頭了。很多人將想象力與創造力混為一談，認為想象力的匱乏不僅制約了國人的創造力，而且將影響中華民族的未來。有人將“影響20世紀生活的20項重大發明中，沒有一項由中國人發明”歸咎于中國人想象力的匱乏。這些判斷粗看有理，實則欠妥當。你總不能將“萬有引力”的發現歸結為牛頓由 “蘋果落地”引發的想象吧？為什么我們沒有牛頓？恐怕想象力的欠缺并不是最關鍵的。過分強調“想象力”這個因素，會給人這樣一個錯覺：似乎有了想象力，牛頓就橫空出世了。這樣的誤導反而會妨害我們去做一些更為基礎性也更有價值的工作，比如培養學生的批判精神、懷疑精神、探索精神等理性素養。想象力是與生俱來的，任何一個正常的兒童都充滿了各種想象。我們要做的，是保護、鼓勵和引導兒童的這種天賦。與此相反，理性精神則只有通過后天的教育才能擁有。一個人缺乏想象力，頂多在生活中少點樂趣與浪漫，而如果他缺乏理性精神，可能連正常的生活都沒有。一個民族也是這樣。沒有想象力的民族可能是沉悶的，但沒有理性精神的民族，則可能陷入瘋狂與虛妄。
因此，不能借寫作活動的體驗性與情感性來替代公共理性與邏輯思維的訓練。
三
綜上所述，中小學寫作教育應該聚焦“公民寫作素養”，在培養公民素養的要求下，致力于培養學生的“表達素養”；在培養學生“表達素養”的要求下，培養學生的“寫作素養”。將寫作教育提到公民素養教育、公民表達素養教育的高度，不僅使寫作教育有了更為具體的方向與內容，而且也使得我們能夠在更為務實的策略下思考寫作教育的課程與教學問題。
“公民寫作素養”是中小學寫作教育應該達成的基本目標。它著眼于培養現代公民，著眼于培養公民的表達素養，它強調基本的態度、習慣、能力與品格，這是面向每一個學生的培養目標，因為這是每一個公民應該具備的基本素養。因此，它既是面向全體的，又是著眼于基礎的，充分體現了基礎教育的普適性與廣泛性，也體現了基礎教育的公平性與民主性。
基礎教育的功能，在于為學生開啟發展之門，引領其走上發展之路，而真正的發展與成功，則取決于學生自身的追求與實踐。寫作也是如此。在教學中，始終盯著幾個寫作高手，始終著眼于高端寫作技術，拔苗助長，可能造就出幾個寫作高手、寫作神童、寫作天才，但結果一定是多數人厭惡寫作，甚至多數人連生活中必備的寫作素養也不能達成。媒體反復報道和渲染的所謂研究生不知論文怎么寫，高中畢業生連封家書都寫不了的事情，如果從現行教學狀況看，其出現具有很大的必然性。
提倡“公民寫作素養”，其實是為了還寫作以自我表達與社會溝通的真實面目，著眼于寫作與生活的關系，著眼于表達與溝通的效能，為學生的生活服務，為學生的發展服務，為學生的未來服務，為其個性與創造性的生長提供空間。為什么有的學生寫作文叫苦不迭，而寫“情書”卻樂在其中？為什么寫“命題作文”無話可說，而寫博客卻能揮灑自如？為什么考試作文捉襟見肘，而制作社團海報卻神采飛揚？顯然，后者是出于其生命的需要，出于其興趣之所在，出于實踐之所需。只要寫作與學生的生活、生命、實踐相結合，學生就一定有話要說，有話可說，有話能說。有了表達的欲望，寫作教育才有可能。
提倡“公民寫作素養”，也賦予了寫作以創造與創新的色彩與意義。“公民表達”主要關注的是公共寫作，作為一種面向社會、面對公眾的具體表達，公民寫作必須考慮具體的背景、動機、對象、目的，追求表達的價值與效率。這就需要學生根據具體的表達目的，選擇合宜的寫作方式與技術，完成一個從無到有、從策劃到運籌、從構思到物化的創造過程。當前的寫作教學，學生接受的技術訓練并不少，掌握的程度也并不低，關鍵要看能否將所學的寫作知識與技術運用到具體的寫作實踐之中。如果技術不能服務于表達的需要，技術就反而成了表達的障礙。只有當技術與表達結合起來，技術才能產生其應有的效能。所以，在寫作技術的訓練上，要以表達為宗旨，以功能為引領，以效能為依歸。
真正的寫作精英不是教出來的，更不是在教室里教出來的。我們能給學生的，只能是一些基本的態度、習慣、方法與能力，也就是基本的寫作素養。但是，有了這些基本的寫作素養，在其生命不斷擴張與成長的過程中，其寫作能力的成長也便有了扎實的根基。在寫作教育上，我們也應該有點“只管耕耘，不問收獲”的大度與優游，大可不必為了幾個精英而揠苗助長。其實，一切都在自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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