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紹興文理學院 王松泉
葉圣陶先生對我國語文教育事業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本文僅從先生對語文教材建設的研究和實踐進行一些探索。
眾所周知,葉圣陶對如何編寫語文教材提出過許多精辟的意見,同時,他又身體力行,傾注莫大心力,編寫了多種中小學語文教材。探析葉圣陶的語文教材理論,可以發現一個明確的指導思想,那就是一切為了提高學生的語文素質。葉圣陶圍繞語文素質教育提出的關于語文教材的標準、性質、功能和歸宿等一系列見解和主張,形成了相當完整而準確的語文教材觀,它是我國語文教材建設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
一、 教材標準論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葉圣陶就對語文教材的編寫提出了“符合規定”、“足為模范”等要求。為了提高學生的語文素質,他在制訂中學語文課程目標的同時,主張按照教學目標編寫出規范化的教材。他提出:“中學語文教材,就精神說,要符合目標第一項所規定的各點;就內容說,必然的涉及各科,以各科的內容為內容;就品質說,要樸實、精確,足以為目標第二項的模范;就體裁說,要包括一般人在生活上所觸及的各類文字(不列舉),高中要選若干明白易曉的古文,以能夠通解普通文言為目標。”這些主張,正是葉圣陶語文教材標準論的集中反映。他提出的規范化標準,充分體現了語文素質教育對教材的客觀需求。
在“精神”上,葉圣陶認為,學語文其實就是學做人,盡管語文課并非思想政治教育課,但語文教材就精神說,要脫離思想內容是不可能的,這就要求語文教材有利于學生在學習語言文字的過程中,從“情操和意志”方面培養“五愛”精神。為了更好地實現這一目標,他主張:“入選的作品須是提倡為群眾服務的,表現群眾的生活跟斗爭的,充滿向上的精神的,洋溢著健康的情感的。”這正是著眼學生基本素質、力圖通過語文教材育人的語文教材素質觀的具體體現。
在“內容”上,為了提高學生的素質,為了體現語文的性質和特點,葉圣陶要求語文教材“以各科的內容為內容”。這一主張從語文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社會功能出發,克服了語文教材選材上的狹隘觀念,摒棄了教材編寫中的“關門主義”傾向,從而有利于學生在掌握祖國語言文字的過程中,全面接受人類社會的文明成果,提高學生的素質,更好地運用語文為社會文明服務。應當說,任何學科的學習都離不開語文,而通過語文學科“以各科內容為內容”的教材所培養起來的語文能力,無疑將更適合于時代對社會成員語文能力的要求,也即更符合當代社會語文素質教育的目標。
在教材的“品質”上,葉圣陶提出了“樸實、精確”的要求,主張足以示范,以順應學生“身心的發育和生活經驗的擴展”,逐步培養學生“憑我國語言文字吸收經驗表達情意的知能”。這更是一種基于語文素質教育根本目標的正確主張。毫無疑義,語文教材只有成為提高學生語文素質的范本,學生所掌握的語文能力才能真正成為人生發展的階梯。
至于在教材的“體裁”上,葉圣陶也從培養學生的全面素質出發,主張兼及社會生活“所觸及的各類文字”。這種“各類文字”,應當成為學生學習書面言語和口頭言語的良好借鑒。其實,無論是書面的抑或口頭的敘述、描寫、說明、議論、抒情等表達方式,無論是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應用文等常用文體抑或詩歌、小說、散文、劇本等文學作品,無論是廣為普及的白話文抑或借鑒傳統文化時需要接觸的文言文,人們都必須具有最基本的讀寫聽說能力。葉圣陶關于兼及“各類文字”的主張,同上述觀點一致,目的都是為了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質,使他們能以盡可能完備的語文能力更好地適應并積極地影響社會生活。
二、 教材性質論
認識教材必須明確教材的性質。語文教材的性質是什么?葉圣陶打了一個形象的比方,他認為語文教材應當成為學生學習語文的“鎖鑰”,這正是葉圣陶語文教材性質論的生動概括。葉圣陶把語文教材作為學生獲取語文知識、提高語文能力、養成學習習慣,即培養良好語文素質的“鎖鑰”。他說:“語文教本好比一個鎖鑰,用這個鎖鑰可以開發無限的庫藏。” “鎖鑰”是一種“憑借”,是一種“工具”,因此他還說:“我相信書本是一種工具,或者說是一種憑借。”“知識不能憑空得到,習慣不能憑空養成,必須有所憑借。那憑借就是國文教本。”但是,這種“鎖鑰”和“憑借”并不是狹隘的,他說:書本“不是唯一的工具,唯一的憑借。許多功課都不一定要利用書本,也可以說,文字的書本以外還有非文字的書本。非文字的書本羅列在我們的周圍,可以取來利用。”
語文教材自然應是學生獲取語文知識的“鎖鑰”。語文教材中不僅應有介紹語文知識的文章,而且主要應使學生從教材所選典范文章的閱讀中,從教材安排的寫作和聽說訓練指導中,學到活生生的語文知識。學生從正確而靈活地使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范文的閱讀中,從教材規定的作文和聽說實踐中學習語文知識,當比孤立地學習語文知識更易奏效。所謂“鎖鑰”,正是從語文知識的現實應用,即各類文章的閱讀寫作與聽說活動中,逐步掌握這種知識的應用規律,這是最實際、最有效的語文知識的學習,這種知識正是語文素質最基本的組成部分。
然而,語文教材更應成為學生提高語文能力的“鎖鑰”。語文教材不應僅僅傳授知識,而更應培養語文能力。能力訓練型教材之所以被認為是理想型的語文教材,就是因為它不僅滲透了語文知識,而且特別把語文能力的訓練作為主線和重點,將語文教材作為訓練和培養學生讀寫聽說能力的“鎖鑰”,這恰恰是語文素質教育目標所要求的。
語文教材又應當是學生養成語文學習習慣的“鎖鑰”。語文學習的習慣是一種重要的語文素質,這種素質的形成同樣必須憑借教材的指導。這就是說,不論編寫還是使用語文教材,都有一個如何引導學生養成語文學習習慣的問題,都要注意通過語文教材使學生掌握學習語文的正確方法,歷練定型,成為良好的習慣,從而愛學語文、會學語文、常學語文、善學語文。學習的習慣與非智力因素是考試難以檢測的。葉圣陶要求教材有助于養成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正說明他把教材當作素質教育的“鎖鑰”而決非應試的敲門磚。
值得指出的是,語文教材不應僅僅是文字的書本,它還應當包括非文字的書本。語文教材是構成語文教學活動的重要因素,是語文教學內容的載體,是教師教與學生學之間的紐帶。語文教材的價值,正在于它是實現語文教學目的的工具,教師主要是憑借這一“鎖鑰”進行教學,因而各種文字資料和非文字資料都可加以利用。葉圣陶關于語文教材廣泛性的論述啟示我們,在選擇和使用語文教材時,必須取開放的態度,盡可能地使學生通過教材這一“鎖鑰”獲得多方面的知識、能力、方法和習慣,這是提高學生的語文素質所必需的。
三、 教材功能論
教材觀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是教材功能論。葉圣陶歷來提倡以教材為示范,指導學生掌握閱讀的方法,提高閱讀同類書的能力。對于語文教材的功能,他曾明確指出:“語文教材無非是例子,憑這個例子要使學生能夠舉一反三,練成閱讀和作文的熟練技能。” “舉一反三”,這是葉圣陶語文教材功能論的科學體現;而他所說的憑借“例子”,又是“舉一反三”的最好注釋。他說:“語文教本只是些例子,從青年現在或將來需要讀的同類書中舉出來的例子;其意是說你如果能夠了解語文教本里的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閱讀同類的書,不至于摸不著頭腦。”這里,他所追求的是適應學生“現在或將來”的“需要”,“能閱讀同類的書”,同樣著眼于素質而并非為了應付考試。
語文教材要有助于“反三”,就應當更好地“舉一”,這就要求教材編寫者精選文質兼美、膾炙人口、適合教學的典范文章。一要思想內容好,二要語言文字好,三要適合教學。但從當前的一般教材看,用以“舉一”的教材質量并不平衡。尤其拿適合教學來衡量,各種教材在編排上是否科學合理、分量上是否恰如其分、要求上是否適應學生實際、操作上是否方便教師教學,都還值得研究。這方面,葉圣陶的教材選編理論和實踐就是對我們的一種極好指導。
語文教材要有助于“反三”,還應當要求教師主動地創造性地利用和改造教材。對于教材,長期以來不少教師往往習慣于被動接受和搬用,他們不了解教材無非是“舉一”,目的則在于“反三”;教材無非是“觸類”,目的則在于“旁通”。教師使用教材應當成為一種主動的工作,他們應當把教材視為一種“抓手”,使比較、鑒別、選擇、加工、處理、編制教材的多種方式,成為更好地發揮教材“反三”作用的有力手段。
好的語文教材應當有助“舉一反三”地進行語文素質教育,好的語文教師應當正確地對待語文教材:一要善選,即在可能條件下按一定標準選擇運用有助于素質教育的教材,對各類語文教材進行比較和鑒別。不論選擇綜合型的還是分科型的語文教材,都要做到符合培養目標,適合當地需要,切合學生實際,方便教師教學。二要善用,即能合理地處理教材,把握目標,分清主次,確定取舍,選好教學角度。同時要使用好教學參考資料,包括文字圖象資料和聲像資料,如有關文件、教學指導用書、研究成果、教學刊物、工具書等圖書、地圖、年表以及幻燈片、錄像帶、錄音帶、電影等。三要善編,即學會從素質教育出發,按一定的原則選取范文,能靈活地編寫語文教材,包括自編補充教材和實驗教材。編寫教材要持積極而慎重的態度。積極,才能解放思想,編寫出適用于素質教育的教材;慎重,才能使教材符合要求,不斷優化,并在語文素質教育中有效地發揮作用。
四、 教材歸宿論
葉圣陶的語文教材理論不但包含了葉圣陶對于語文教材標準、性質、功能的富有特色的見解,還包含了他對于語文教材歸宿的別有見地的論述。培養學生的課外閱讀能力、養成學生的課外閱讀習慣,這歷來是葉圣陶語文教材歸宿論的基本思想。他把語文教材視為學生課外學習的基礎,要求教師從教材出發,盡量推廣、擴大,落實到課外廣大的閱讀天地。他說:“精讀文章,只能把它認作例子與出發點;既已熟習了例子,占定了出發點,就得推廣開來,閱讀略讀書籍。參讀相關文章。”這種書籍,這種文章,主要是指課外讀物。因此他強調“必須在國文教本以外再看其他的書,越多越好。”他說:“閱讀要養成習慣才實用,所以課外閱讀的鼓勵和指導必須配合著教材隨時進行。
換句話說,課外書也該認作一項教材。”通過教材,帶動學生廣泛閱讀,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和習慣,這確應成為語文教材觀所追求的歸宿。
葉圣陶關于延伸“課外”的教材理論,揭示了語文教材的編寫和使用在語文素質培養上的辯證思想。基于這一思想,葉圣陶認為,在教材操作領域,應當正確處理好兩大關系:一是精讀與略讀的關系,一是導讀與自讀的關系。
葉圣陶十分重視處理精讀與略讀的關系。在《精讀指導舉隅》和《略讀指導舉隅》的前言里,我們可以看到葉圣陶對于精讀與略讀兩者關系及培養學生語文素質的基本觀點。培養語文素質,不但需要憑借課本或選文,同時也要憑借課本或選文之外廣大的略讀天地。他說:“課本里所收的,選文中入選的,都是單篇短什,沒有長篇巨著。這并不是說學生讀了一些單篇短什就足夠了。只因為單篇短什分量不多,要做細磨細琢的研讀功夫,正宜從此入手,一篇讀畢,又讀一篇,涉及的方面既不嫌偏頗,閱讀的興趣也不致單調;所以取作‘精讀’的教材。學生從精讀方面得到種種經驗,應用這些經驗,自己去讀長篇巨著以及其他的單篇短什,不再需要教師的詳細指導,這就是‘略讀’。就教學而言,精讀是主體,略讀只是補充;但是就效果而言,精讀是準備,略讀才是應用。學生在校的時候,為了需要與興趣,須在課本或選文以外閱讀旁的書籍文章;他日出校之后,為了需要與興趣,一輩子須閱讀各種書籍文章;這種閱讀都是所謂應用。使學生在這方面打定根基,養成習慣,全在國文課的略讀。如果只注意于精讀,而忽略了略讀,功夫便只做得一半。”由此可見,無論編寫教材或使用教材,都必須兼顧精讀與略讀;以精讀示范,以略讀模仿;在精讀中明規律,在略讀中練本領;得法于精讀,得力于略讀。其指導思想完全不同于應試教育,而皆為培養學生的語文素質;其最終目的,則均為他日學生走出校門以后的應用。
葉圣陶還十分重視處理導讀與自讀的關系。盡管精讀多在課內指導,略讀多在課外自動,但不論課內指導精讀還是課外自動略讀,都離不開教師的指導。“略讀是國文課程標準里面規定的正項工作,哪有不需要教師指導之理?”當然,課內導讀僅是一種“事前指導”,而非大量閱讀和應用;課外自讀則是學生“按照老師所指導的去閱讀,去參考,去研究”。學生掌握學習的規律主要靠課內導讀,但運用這些規律大量地自動閱讀與應用,顯然大多在課外的自讀。為培養學生語文素質,課外自讀同樣也是語文教師應予特別關注的學習領域。更何況,課內的導讀,不光有精讀與略讀的指導,就整個語文學習而言,更有讀寫聽說的全面訓練;而在課外的自讀,不光需要教師事先在課內就指出一條自學的門徑,還需要在課外通過豐富多彩的語文活動使社會生活中的有字之書和無字之書都成為學生學習語文的教材。由此可見,無論編寫教材或使用教材,都必須兼顧課內的導讀與課外的自讀。這在指導思想上,也皆為培養學生的語文素質;其最終目的,也均為走上社會以后的應用。
總之,葉圣陶有關于語文教材建設的觀點,無不與語文素質教育密切相關。葉圣陶的語文教材觀,對于我們進行語文教材建設,進行語文素質教育,都是一種十分有益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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