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2003-01-17 駐京記者 楊瑞春
在去年秋天復旦大學大批學生獲得轉系自由之后，北京大學日前宣布，該校今年招生將不設專業。在這一系列變化后面，是中國高教界告別“蘇聯教育模式”，向以“自由、通才”為特征的西方教育模式全面轉型
即將到來的這個夏天，在填報志愿時，報考北大的高考學生將發現，他們面對的招生計劃是一份空前“清爽”的菜單。北大招生辦剛剛宣布，今年招生將不設置專業，除外國語學院外，全部按照院系招生。“比如說，數學類原來有5個專業，現在只需要選擇數學類，招進來后他們都是數學學院的學生。”北大招生辦副主任劉明利說。
等待他們的學習生活也與此前不同。“他們開始先學習基礎課程，可能是在一年半之后，也許是兩年---這要根據各個院系情況而定---等他們到了高年級，就可以根據院系提供的專業選修課程要求，按照自己的興趣特長來確定專業或專業方向。”
教育學者楊東平評價這一舉動“是近20年來對于蘇聯模式的一次具有實質意義的突破”。
北大的舉動顯得有些超前，但并不孤單。按照劉明利的說法，復旦、南大、浙大、上海交大等知名高校都在往這個方向探索，只不過各自方案、途徑不太一樣。
有專家據此認為，一股破除“蘇聯教育模式”積弊的浪潮正在中國高教界興起。其方向非常明晰：那便是英美等國家通行的學生本位、通才教育和學習自由。
早已開始的嘗試
其實，北大的嘗試從去年就開始了。該校數學學院、生命科學學院等13個院系去年就是按院系招生的，而化學、哲學、新聞學3個專業則是按學科大類招生。沒有實行按院系招生的經濟學院在新生入學后也實行了按院系培養的模式。
招生方式變化直接帶給高考考生的好處，是選擇專業時相對減少了盲目性。長期以來，年僅十幾歲的高中生們被迫在上大學前即確定自己的“志愿”，也就是確定自己整個人生的方向。事實上，大多數中學生是在并沒有真正了解專業情況的背景下，在家長老師出于策略考慮或者社會所謂熱門專業的世俗潮流中選擇了專業。
2002級的大學新生王昱昱說，她考上北大時，對所報的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非常陌生。“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學的是什么，很多同學也跟我一樣。到了學校之后，我們開始很有些失望。”她說。
盡管在一個學期的學習后，王昱昱已經喜歡上了這個專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王這樣善于自我調整。他們即使不喜歡，因為調整的可能性極小，只好硬著頭皮學下去，學習因此失去動力。很多人開始混學分、應付考試，甚至考試作弊，由中學的優秀生淪為大學的劣等生。
“雖然按照院系招生還是有局限性，但畢竟他們有了一定程度的選擇機會。畢竟，讓十幾歲的人作一個關系一生的重大決定實在太難了。”北京大學計算機系博士生陸俊林說。
一次實質意義的突破
劉明利稱，北大此舉是為了促進學科調整和整合，使學生入學后能夠得到寬口徑、厚基礎的培養，避免學生因過早進入專業學習而知識面偏窄的弊端。
這種弊端，也就是蘇式高等教育的弊端。
蘇聯模式即是過去常說的專才教育模式。楊東平說，中國現行的教育模式是1952年從蘇聯移植的，蘇聯在1930年代實現工業化時形成的這套模式，強調分門別類地培養立即能夠使用的所謂“現成的專家”。“這種教育比較強調實用知識和技能，專業設置非常狹窄，知識結構單一，重理輕文，文化素質有明顯缺陷。所培養學生的特點是剛開始工作時顯得非常能干，所謂上手很快，但發展后勁不足，面對社會生活、科學技術的發展變化，相對比較缺乏創造性和適應性。由于專業太狹窄，致使許多人用非所學，學非所用，造成巨大的人才浪費。”
中國后來把這套模式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1953年我國高等教育專業總數為215個，到1980年達到1039個，是1953年的4.8倍。例如，陶瓷專業已經比較狹窄了，又分設日用陶瓷、技術陶瓷、無線電陶瓷、電瓷、陶瓷工藝等5個以上專業。經近20年的大力合并、縮減之后，目前還有300多個。
與“蘇聯模式”相對應的是，牛津、耶魯等國外一流大學實行的都是通才教育，學生進校頭兩年內先接受基礎性的、廣博的通識教育課程，然后再進入比較專門的學科領域。“但一種模式實行這么多年，大家已經習慣了，改變起來難度很大。中國不少高校對蘇聯模式的突破很多還停留在專業合并的層面上，所以北大邁出這一步，很了不起。”楊東平說。
從自己的切身感受出發，陸俊林很認同這一改變。“我覺得過早在一個專業里扎得太深，容易造成基礎不夠扎實。同樣是計算機，對于電路板就經常束手無策，這些硬件方面的問題就要經常請教學硬件的同學。”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本科生梅鋒也非常贊同學校的這一政策，“事實上我覺得完全可以再大膽一些，就像美國大學一樣，本科四年都學習基礎知識，研究生階段再分專業和院系。可以說，學校的這個新政策是具有國際性和先進性眼光的，歷史將會證明，這是一個戰略性的改革措施。”
本科教育回到本位
記者得知，按院系招生不過是北京大學一個宏偉計劃的一步。也許在5年、10年之后，梅鋒的想法就可以實現，高考生只需要按照文理科兩大類來填報志愿---甚至“志愿”這個詞匯也可能已經落伍了。
這是北京大學正在實施的“元培計劃”為我們描繪的前景。取自北大老校長蔡元培的名字同時還有另一層含義---“元，有開始、基本的意思，培，就是培養。”“元培計劃”學術委員會執行主任段連運說。
元培計劃的核心內容是逐步確立本科教育在十年制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基礎教育地位。“本科教育應當承擔的任務就是打下寬厚的基礎，學習思考問題的方法，獲得進一步學習的能力，至于進一步的、更專門的知識技能恐怕要到研究生階段。”段連運說。
從這個意義上講，北大現在招收了兩屆的“元培班”將是未來整個學校教育模式改革的方向，是為以后全校推廣提供經驗的試驗田。該班2001、2002兩屆共有201個學生，就是跨越了專業招生、院系招生的階段，直接按照文理兩類來招生的。元培班的學生在全校范圍內實行了自由選課的學分制，學生有選擇專業的自由，只要完成該專業的教學計劃，就可取得該專業的學位證書。
元培班還實行彈性學制，一般情況下，學生最短3年、最長6年完成教學計劃都可視為正常畢業。
當然，段連運強調，元培班享受的這諸多自由是要加引號的，是在導師指導下、教學資源許可的情況下---元培班的導師是由校長親自禮聘的，他們都是來自文理科各院系的資深教授。
在介紹“元培班”的有關資料上寫有這樣一段話：“了解人類知識的總體狀態是一個現代學者的基本修養，也能消除由專業單調所誘發的傲慢和偏執，養成對人類整體和其他文化、其他精神世界的寬容和理解。”
“不管是學醫、學工還是學法，大學教育的目標首先不應是造就某一行業的專家，而首先是一個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超越現在狹窄實用技能的知識分子。”楊東平說。
段連運即是元培班的導師之一，在他看來，現在就談及元培班學生和其他學生的差異還為時過早。但他確實感覺這批學生知識結構更加合理，思考問題更加實際、綜合能力很強。
和元培班學生有過接觸的陸俊林說，他覺得他們更為自信，他甚至認為他們身上有著某種“霸氣”，“這個詞你要做好的理解”，他補充說，“也許他們覺得自己更受學校重視，不管實際上是不是這樣。畢竟他們擁有這么多選擇的自由。”
“元培班”的模式接近于國外很多大學的教育模式。他們曾經考慮用3-4年的時間完成這個模式在整個北大的推行，但段連運現在說，4年肯定是完不成了，因為方方面面的問題太多。他希望改革的路子還是一步一步來，穩妥為好。“我們期待的是無縫對接”。他說。
走向學習自由
段連運和許多校方領導最初曾經擔心，在元培班學生入學一年后選擇專業時，他們會集中在少數的熱門專業，重現高考“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景象，但實際情況讓他大為寬慰，文科班不少選擇了中文、哲學、歷史等所謂“冷門”專業，理科班不少選擇了“物理”、“化學”等基礎學科的專業。這和對“元培班”的最初期望是一致的。
去年，復旦大學224名學生轉系的事情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我們可能覺得能夠轉系已經給了學生很大自由了，可是在國外很多大學，學生不但可以轉系，還可以轉校，學校之間互相承認學分。”陸俊林說。
“轉系、自由選擇專業背后有一個現代教育的重要價值觀，就是學習自由。其實，19世紀德國洪堡建立的學術自由的概念，就包含著教師層面的學術自由和學生層面的學習自由這樣兩個層面。學生選擇什么專業，上什么學本來是學生的權利，保證的是一種學術興趣，只有這樣才能有高質量的學習和研究。但這個概念和價值在國內還沒有得到廣泛的傳播。”楊東平說。
高校新一輪競爭已經開始
北京大學絕不是教育模式改革這條路上孤獨的探索者，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去年就曾經表示，希望5年之后實現文理科大平臺的招生模式。
與此同時，2002年，蘭州大學在網絡新聞、旅游文化、技術經濟和草業科學等專業推行“2＋2”教學試點改革，允許學生在進入大三時選擇新的專業繼續學習，經審核100名學生改變了專業方向。
楊東平對此評價說，北大、復旦等高校對教育現狀的反應是十分敏銳的，而且走在了各個高校之前。中國高教已經超越短缺教育狀態，以質量品牌為目的的新一輪競爭已經開始。這一輪競爭涉及到教學質量、培養模式等各個方面。
到了這個層面，教育改革才真正深入到了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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