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大發展催生的教學督導與課程督導論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新供給學派為解決“經濟持續增長”問題開出的藥方。作為供給學派的典型實踐代表，“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在20 世紀七八十年代曾經幫助英美兩國成功走出“滯漲”的危機。自2007 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逐年下滑且需求刺激收效甚微，“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成為應對“供需錯配”的經濟發展瓶頸的現實選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指出：“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經濟領域的“獨角戲”，需要社會各部門的協同推進。教育是人力資本投資的基本途徑，職業教育又是與社會經濟發展聯系最為緊密的教育類型，其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必將發揮重要的支撐作用。

　　一、市場分析是職業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

　　“供給側”與“需求側”相對應而存在，與“可供交換的商品”共同構成基本的市場要素，決定市場的均衡狀態。市場分析是職業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只有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才能確保改革的適切性、有效性。一般產品具有明確而清晰的效用屬性，產權邊界則意味著其效用邊界。商品市場的交換關系以產權實現從賣方向買方的轉移為完成標志，商品的效用歸買方所有。教育作為一種特殊的服務產品，其消費效用有直接和間接之分。教育產品的直接效用指在接受教育以后，凝結在受教育者身上的無形資產的增長，如知識、能力、良好的品行、正確的價值觀念等。教育產品的間接效用指受教育者充分運用教育的這些內部產出，在職業活動和社會生活中獲得更高的報酬水平和社會地位，同時促進社會經濟及各項事業的健康發展。教育產品的直接效用只有轉化成間接效用才能產生實際的價值，這就決定了其效用的發揮具有遲滯性、長期性的特點。因此，職業教育產品必然要經歷前后相繼、互為影響的兩次市場交換，才能最終實現其效用的外化。

　　1.教育產品市場。職業教育產品的直接消費效用具有排他性的特征。受教育者只有真實經歷教育教學的全過程，才能使自身的知識、能力、品德等素質要素獲得提升。招生是使潛在的受教育者進入到實際教育展開階段的初始必經環節，通過職業教育產品的市場交易得以實現。在職業教育產品市場中，教育服務是溝通買賣雙方的“可供交換的商品”要素，位于這一要素需求側的是數量眾多的潛在受教育者，而位于供給側的同樣是數量眾多的各級各類職業院校(機構)。

　　2.勞動力市場。經濟學認為，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是決定經濟長期增長的四大要素。職業教育是勞動力再生產的重要途徑，其直接消費效用向間接消費效用轉化需要以勞動力的順利就業為條件，以勞動力市場中交換關系的順利實現為中介機制。在勞動力市場中，職業教育的受教育者位于供給側，社會中的各級各類用人單位位于需求側，而作為受教育產物的凝結在勞動者身上的潛在勞動能力則是供求雙方簽訂契約的標的物。

　　職業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不僅要分析直接以教育服務為對象的教育產品市場，還要分析以教育服務產出——勞動能力為對象的勞動力市場，兩者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關系。表現為：一方面，教育產品市場是勞動力市場中人力資源的“蓄水池”，決定著勞動力供給的數量與質量;另一方面，勞動力市場是教育服務市場的“指示器”，規定著職業教育服務產品的質量規格以及多元供給主體間的相對競爭力。

　　二、激活供給側的自主性是改革的指導理念

　　在計劃經濟時代，行政指令主導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與各個環節。物資匱乏下計劃配給的制度設計壓抑了大眾的內在需要，供給側與需求側之間存在著一種消極的決定與被決定關系。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以需定供”“需求拉動”又使供給側被動適應需求側，純粹的市場調節機制的功利性與滯后性導致出現供需錯配的結構性矛盾。因此，現階段的職業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指導理念上要強調激活供給側的能動性，使供給側作為自主力量，主動創造生成新的增長點。

　　1.實現供給側與需求側的精準對接。人們對“質量”概念的理解經歷了從“客觀質量觀”向“主觀質量觀”的嬗變。傳統的以“不出錯”為宗旨的“客觀質量觀”忽略了服務對象的主觀因素對產品屬性提出的特殊性要求。基于此，克勞斯比認為質量就是“符合要求”，朱蘭則提出質量就是“適應性”。國際質量標準化組織將“質量”概念定義為“一組固有特性滿足要求的程度”。因此，通過供給側的主動變革提升其與需求側之間的契合度，是以提高質量為核心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應有之義。把脈當前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現狀，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傾向依然比較明顯。一方面，由于社會認可度相對較低，職業教育所發送的是一種次級文憑信號，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負效應顯著，可能造成市場分割的制度性屏障或制度外的學歷歧視，從而對潛在受教育者的吸引力不足。另一方面，產業發展轉型升級對高端技術人才的需求越來越旺盛，然而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規格在總體上卻無法適應高端產業發展的需要。這說明現行調節機制下供需錯配的作用效果離供需平衡的理想狀態還存在較大的差距。因此，探索如何以“新計劃經濟”的思路，通過制度創新、方式方法創新提升供給側對接需求側的精準性，是當下職業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超越以往改革之處。

　　2.體現供給側對需求側的創造引領。職業教育供給側的自主性不僅體現為其與需求側的精準對接，還體現為供給側引領消費需求、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而后者是較之前者處于更高境界的變革。在計劃經濟時代，供給側囿于資源條件的束縛，對需求的決定是通過抑制作用來實現的。現階段強調的供給側對需求側的能動性，則是一種激活與喚起。在教育服務市場中，作為潛在“用戶”的受教育者的需要是不斷被創造生成的，因此，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要打破以往“你要什么我給你什么”的傳統思維，樹立“你可能需要這個，而我提供給你嘗試性機會”的邏輯思路。只有創新職業教育產品特色，不斷培養和引領潛在“用戶”的興趣與需要，提供多樣性的選擇機會，才能增強職業教育的吸引力。職業教育作為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形式，在人才培養的類型、層次、質量規格等方面要適度超前于當前國民經濟發展水平。

　　3.完善供給側對需求側的補償刺激。在經濟學中，“需要”與“需求”是兩個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概念。需要是人機體內部的一種不被滿足的非平衡狀態，形成人的主觀愿望。需求則是主觀愿望與客觀條件的統一體，形成人的現實行為。因此，客觀條件是人的需要向滿足需求的現實行為轉化的中介與橋梁。在職業教育產品市場中，“招生大戰”“搶奪生源”“變相低分破格錄取”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階段職業教育產品市場是由需求側所主導的買方市場，但這并不意味著職業教育資源的絕對過剩，而是從一個側面折射出由于客觀條件限制所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其一，現階段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實行國家、社會與個人三者共同分擔成本的經費籌措機制。高等職業教育的潛在受教育者多為農村家庭或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子女，由于缺乏現實購買力，常常使其接受教育的主觀愿望落空。其二，職業培訓的潛在受教育者多為社會弱勢群體，其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主觀需要最為迫切，卻由于職業培訓產品供應不足或成本過高而難以實現。現代職業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提供公共服務、促進社會公平的使命。因此，職業教育供給側的自主性還表現在通過形式多樣的補償機制創造必要條件，刺激潛在的主觀需要向現實行為轉化。

　　三、職業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踐路徑

　　在職業教育產品所涉及的兩大市場中，供不應求與供過于求兩種矛盾現象相互疊加出現，反映了供需錯配引致的結構性失衡問題，而其背后的內在原因則是職業教育產品自身的品質低下、職業教育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供需雙方的溝通不暢。為破解職業教育結構性難題，落實供給側對需求側的精準對接、創造引領、補償刺激的三大指導理念，職業教育供給側要從供給主體、供給對象、供給產品、供給方式等方面進行主動改革。

　　1.創新職業教育辦學體制機制，實現院校間的良性競爭。供給主體是供給側一端的能動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產品供給的數量與質量、方式途徑、目標對象的群體范圍。因此，要想使職業教育供給側的諸要素能夠按照改革目標的規定性實現合規律發展，首先必須激活供給主體本身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在職業教育產品市場中，受教育者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持續增長，客觀上要求職業院校(機構)能夠積極回應這種變化。從群體內部的差異性來看，作為供給主體的職業院校(機構)在辦學性質上存在著異質性特征。公立職業院校(機構)接受政府部門的委托代理職業教育產品的生產，辦學經費主要來源于財政撥款。私立職業院校(機構)自負盈虧，事實上并不具備與公立職業院校(機構)同等的地位。此兩點使占絕大多數的'公立職業院校(機構)缺乏主動變革的利益驅動力。競爭是促進變革的外在壓力，因此，職業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通過辦學體制機制創新，形成院校(機構)間良性競爭的發展局面。一方面，準市場機制的運用是在確保公益性價值的前提下提升公共職業教育資源配置效率的實現形式。作為委托人的政府部門，要不斷推進基于績效的財政撥款制度改革，通過更多地運用生均撥款、項目建設撥款等形式倒逼代理人改變惰性傾向。另一方面，職業教育的外部正效應并不因供給主體的性質差異而有所區別，因此，政府部門要積極論證、探索針對私立職業院校(機構)的財政補貼制度，逐漸平衡公私院校(機構)間的地位差異。唯有如此，才能逐漸建立起相對統一的職業教育產品市場，迫使供給主體參與市場競爭，主動回應受教育者的多元化需求。

　　2.完善開放動態的專業調整機制，形成與經濟的伴生互動。專業是表征職業。教育產品內容的基本屬性是人才培養規格的總體方向。職業教育產品市場中，受教育者的專業選擇受到勞動力市場中相關行業就業狀況的深刻影響。職業教育的專業設置與經濟社會發展形成良性的互動伴生關系，是提升兩個市場中供需匹配度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國職業教育的專業設置與市場需求還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職業教育資源的配置效率亟待提升。以高等職業教育為例，2014 年我國三大產業的構成比例為9.2︰42.7︰48.1，而同年高等職業教育第一、二、三產業相關專業的招生規模比為1.7︰31.6︰66.7，兩者間的正負差值分別為7.5、11.1、18.6 個百分點。這種倒掛現象并不是說我國第一、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于第三產業，能夠以較少的勞動力投入創造出單位經濟價值，而是反映了我國高職專業設置與社會需求之間存在“結構性浪費”與“結構性缺失”的雙重矛盾。一方面，社會價值觀念對“勞力者”階層的歧視，使得服務于現代農業發展、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勞動者短缺。另一方面，“盲目跟風”導致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問題嚴重，職業教育所提供的第三產業勞動者的數量總體過剩，而對接節能環保、生物技術、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發展需要的勞動力供給卻處于短缺狀態。因此，建立開放動態的專業調整機制，以市場為導向，破除慣性運作、封閉自守的痼疾，充分發揮市場需求信號的方向標作用;以政府調節為必要補充，緩解、彌合農業、制造業等行業勞動力市場“有需”而招生市場“無需”的斷裂狀態;以職業院校(機構)為基礎，完善專業對接產業鏈的市場調研，建立專業評估、預警及退出的常態化機制，是實現勞動力市場供需平衡的必然要求。

　　3.積極探索現代學徒制育人模式，提升人才培養的“計劃性”。產品的供給方式是影響供給有效性的重要因素。職業教育的突出特點在于強調人才培養的應用性與實踐性特征。“校企合作、工學結合”是職業教育打破學科邏輯，基于工作世界來培養應用型、實踐型人才的基本途徑，是在微觀層面提升勞動力市場供需匹配度的重要保障。在現階段我國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實踐中，院校“熱”與企業“冷”的現象反映了兩者之間有效對接的不暢，企業參與力度不足使“工學結合”缺乏內在的有機聯系，協同育人效應未能得到充分發揮。企業作為社會經濟組織，獲取符合發展需要的優質人力資源是其參與“校企合作”的重要經濟考量。然而，由于學生在頂崗實習階段的實踐能力不能完全滿足企業崗位要求，企業預期可獲取的人力資本存在不可控流失的風險，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積極性不高。校企合作深度不夠，使得學生很難在關鍵職業崗位能力上獲得實質性提升。因此，通過機制創新降低甚至消除由“不確定性”導致的消極影響，是“校企合作、工學結合”育人模式實踐探索中需要解決的關鍵性問題，而現代學徒制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行性方案。訂單培養能夠消除企業的“后顧之憂”，使校企之間結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這一共同體建立在自愿的基礎之上，由企業和受教育者通過雙向選擇確定學徒培訓計劃，通過合同管理明確校、企、人三方之間的權、責、義關系，使企業全面介入人才培養的全過程，以“新計劃經濟”的思維在微觀層面上實現供需雙方的精準對接。

　　4.構建個性化的生涯發展模式，為學生提供多樣性的選擇機會。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基本分野是人才培養性質的差異性，根源于改造世界與認識世界的對立統一性，反映在工作世界中，則表現為對從業者主導智能類型的差異化要求。因此，職業教育定位于培養應用型、實踐型人才，并不等同于它是直接以就業為導向的。長期以來，職業教育一直被當作一種低層次教育類型，接受職業教育多是教育篩選機制下的被迫選擇。現代職業教育作為人的終身教育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秉承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個性化成才的基本價值理念。以職業教育資格制度為基本框架，通過中高職銜接、職業學歷教育與職業培訓等值互認、普職融通等建構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立交橋”，打通并拓寬職業教育的升學渠道，是從頂層設計的宏觀層面為受教育者提供多樣選擇機會的制度性保障。在院校層面，要通過“分類培養”的貫徹實施，構建個性化的生涯發展模式，實現多樣發展、人盡其才。職業院校(機構)要以促進學生的多樣成才為根本出發點，充分尊重學生的興趣愛好、職業傾向性，在入學之初就為每位學生制定專屬的生涯規劃，并有針對性地開展相關的教育教學活動。通過小規模的個性化定制，不斷創造和引領“用戶”的需求。

　　5.關注弱勢群體的受教育需求，體現職業教育的普惠性價值。20 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知識社會的興起促使終身教育理念得到不斷彰顯。終身教育的最終實現要建立在受教育機會廣泛性的基礎上。現代職業教育靈活而開放，它不僅通過正規的學歷教育及其與普通教育的有效銜接來拓展受教育者學歷層次提升的空間，而且利用形式多樣的職業培訓最大程度地滿足社會大眾的受教育需求。因此，職業教育供給側對需求側的補償和刺激在于樹立普惠性的價值理念，關注和保障弱勢群體的受教育權。政府作為國家形象的實體性存在，其合法性基礎也在于對社會公益的回應。政府作為現代職業教育公共服務價值理念的靈魂支撐，應通過加大投入力度、創新體制機制的多種途徑彌補個體受教育客觀條件的缺失，促使其主觀愿望向現實轉化。在職業學歷教育方面，各級各類職業院校(機構)要不斷完善和健全學生資助體系，加大對農村或城市貧困家庭子女的資助力度，使其不因貧困而阻斷求學之路。在職業培訓方面，政府要將加大投入與創新機制相結合，通過政府購買職業培訓服務、公私混合所有制經營等形式不斷擴展和豐富職業培訓產品市場，為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促進城市下崗職工或轉崗人員順利再就業提供免費或低成本的各類技術技能培訓，逐漸實現職業教育面向人人、服務人人的基本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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