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惟其是脆嫩論文欣賞
試論惟其是脆嫩論文
作家間的互動自然也會有“不友善”，因而令對方“不愉快”之處。冰心和林徽因之間的一些頗帶較勁味的連續互動行為就是典型的事例。詳細內容請看下文試論惟其是脆嫩。
最引人注目的節目是冰心的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所引發的反響，直到近年還有余響——所謂“林徽因冰心兩大才女的恩怨情仇”之爭，似乎成了近年熱議的一個焦點問題。然而，這“兩大才女”間的文學過節是否僅限于“太太的客廳”的范圍，而其意義是否也僅限于文人相輕的意氣呢?余竊有疑焉。因為，稍微擴大點視野而又仔細點觀察的話，研究者就不難發現，所謂冰心與林徽因的文學過節，乃是一個比《我們太太的客廳》發生更早、范圍更大、延續更久的連續互動過程，而其互動效應也相當復雜、意義更耐人尋味，遠非一般所謂文人相輕、才女爭鋒那樣簡單。
查冰心與林徽因之間的文學過節，其最初的跡象據說是冰心在丁玲主編的《北斗》雜志創刊號(1931年9月出刊)上所刊《我勸你》一詩。此時的冰心已經擱筆一段時間了，但出于對丁玲文學才華的贊賞和不幸遭遇的同情，冰心還是提筆寫了這首詩，以表示對丁玲的支持;而應丁玲之請去向冰心等北方女作家約稿的乃是沈從文，他既曾是丁玲的好友，更把林徽因視為生活和文學上的知音，所以當他從冰心那里拿到《我勸你》一詩后，立即敏感到這首詩的諷勸似有所指。對此，沈從文在1938年的一篇文章里有婉轉的暗示：
冰心女士是白話文學運動初期人所熟知的一個女詩人。……直到她擱筆那一年，寫了一篇長詩給另一個女人，告那人說，“惟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詩人的話是一天花雨，不可信。”那首詩寫成后，似因忌諱，業已撕碎。當那破碎原稿被另一個好事者，從字簍中找出重抄，送給我這個好事編輯時，我曾聽她念過幾句。……那首詩是這個女詩人給另一個女詩人，用一種說教方式告給她不宜同另一個男詩人繼續一種友誼。詩人的話既是一天花雨，女詩人說的當然也不在例外，這勸告末了不免成為“好事”。現在說來，已成為文壇掌故了。
沈從文所說的冰心長詩，顯然指的是發表在《北斗》上的《我勸你》，只是沈從文憑記憶援引，個別字詞與原作有點出入，如“惟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當作“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看得出來，盡管沈從文下筆也有所顧忌，但他所謂“那首詩是這個女詩人給另一個女詩人，用一種說教方式告給他不宜同另一個男詩人繼續一種友誼”，其實已經近乎說破了——在那時的北京文壇上，除了冰心“這個女詩人”而外，那“另一個女詩人”及與其有特殊友誼的“另一個男詩人”，不就是林徽因和徐志摩么?并且，林徽因和徐志摩也恰好與冰心一同在《北斗》創刊號上發表了詩。事情如此巧合，很可能讓所謂被諷勸者頗覺尷尬吧，但事實上，《我勸你》并未諷勸住什么人。到1933年9～10月間，冰心又在京派文學主陣地《大公報》“文藝副刊”上連載了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也立即被眼尖的京派文人看出來是諷刺林徽因及其沙龍文友之作，所以據說這篇小說不僅讓林徽因本人很生氣，而且幾乎招致了京派文人們的“眾怒”。比如一向溫厚的李健吾在10年之后，還頗動感情地指證說：
冰心寫了一篇小說《太太的客廳》諷刺她(指林徽因——引者按)，因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為中心談論時代應有的種種現象和問題。她恰好由山西調察廟宇回到北平，她帶了一壇又陳又香的山西醋，立時叫人送給冰心吃用。她們是朋友，同時又是仇敵。……{1}
由于沈從文和李健吾都是人文俱佳、普受尊敬的作家和批評家，話既然從他們口中說出，那就不由人不信其為事實了，那也就難怪“林徽因冰心兩大才女的恩怨情仇”成了近年的學界熱門話題，網絡上更把此事炒成了兩位女作家到底誰才高、甚至誰美貌的較勁了——從網上那么多“冰心為什么嫉妒林徽因”的帖子來看，林徽因的粉絲顯然多于冰心。網絡炒作的非理性可以無論矣，介入論爭的.冰心、林徽因研究者都是嚴肅的學者，但若情不自禁地以各自研究對象的擁護者自居，也難免會因個人的偏愛而把問題的討論引向簡單化以至庸俗化。其實，揆諸情理，平心而論，才女也罷、女作家也罷，也都是凡人，她們之間的關系有合有不合、彼此看得入眼或看不入眼，都是人之常情，倘若她們只是相互恭維或只要對方恭維叫好，那倒未必是好事——謂天下之美盡在是矣，非美之也，是諛之也，此所以冰心對林徽因有看法，也并不是什么罪過，林徽因研究者大可不必為此憤憤不平，冰心研究者也無須為此而苦心替冰心彌縫，仿佛不為她解脫干系就心不自安似的，這又何苦來著。
事實上，簡單化的傾向在沈從文和李健吾當年的言論里就已肇其端。他們所謂諷勸或諷刺林徽因之說，原不過是他們基于個人閱讀感受和個人偏愛而來的猜測之詞，冰心自己既沒有宣布說她寫那些作品是諷刺林徽因，誰又能斷言她必定有那個意思呢——她的作品也明明題為《我勸你》和《我們太太的客廳》，而非《徽因，我勸你》和《林徽因的客廳》呀。當然了，我這樣說似乎有點跟兩位前輩抬杠的味道了，那么我愿意坦率地承認，我倒是傾向于相信冰心這些作品里確有林徽因的影子，否則林徽因的好友們也不至于一眼就認出了女主人的原型、林徽因自己也不至于如李健吾所說生氣到給冰心送醋的地步了，而這些反應不也反證出冰心抓取林徽因的某些做派確也拿捏得很準么?可問題是，即使在冰心的這些作品里有林徽因的影子，那也不能簡單地說她就是直接針對林徽因的“多事”諷勸或有意“諷刺”，更難說冰心的諷刺是由于她和林徽因是什么“仇敵”云云。因為，一個作家的創作總是基于自己的切身經驗以及觀察周圍世界而來的間接經驗，當他覺得這些經驗足夠典型、值得一寫的時候，自然會把它們寫進創作里去，而進入創作里的經驗也必定會有所增刪、變形、夸張，才能成為更有普遍意義的文學典型，也因此一個稍有素養的讀者(更無論沈從文、李健吾那樣的高級讀者了)，從某一作品里看到自己的以及熟人的某些影子，自不必大驚小怪，更不必簡單地把文學形象與自己或自己的熟人劃等號。對這樣一個文學常識，身為名批評家兼作家的李健吾不可能不知;而身為名作家的沈從文自己就不止一次地這么創作過，他的小說《八駿圖》和《自殺》就是著名的兩例。有一位迂執的教授曾自動與后一篇中人對號入座，以為那作品是罵他的，沈從文不得不寫信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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