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一面鏡子論文

　　語言是一面鏡子，從中不但可以看到時代的身影，還可以看到特定的社會環境，特定的文化風格。特別是許多有著相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和地區，都可以在語言的使用中看出他們之間的淵源。

　　比如二胡、古箏等樂器，中國大陸稱民樂，臺灣叫國樂，香港叫中樂，新加坡則稱華樂。從這些語言的差別中，不難看出中國大陸是凸出其民族性，表示這是民族樂器，以區別于鋼琴等西方樂器。臺灣叫“國樂”是延續了上世紀初，內地的傳統叫法。比如我們現在說的語文，解放前叫做“國文”“國語”，臺灣現在依然沿襲這種叫法，凸出的是國家性。香港長期處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所以他們說“中樂”，明確的強調這是中國音樂，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新加坡80%是華裔民族，他們把二胡、古箏稱為“華樂”，就含有追根溯源的意味。

　　由于現代文明的進步，語言交流必不可少，許多外來用語也被翻譯應用，逐步成了我們語言的一部分。比如沙發、坦克、霓虹燈等，都已經融入了我們的語言，不再受到排斥。但這并不能說語言無需規范，可以隨心所欲的編造。“傢俬”這個詞大家不會陌生，各個城市幾乎都能看到。“俬”字怎么念，翻遍各種漢語詞典，辭海，詞源都查不到這個字。于是就只好秀才不識字——念半傍。大家明白，“傢俬”就是家具的意思，中國古代對于家具有許多說法。有些地方方言也有叫家生的（常州人就把紅木家具叫紅木家生），這和明代李翊《俗呼小錄世俗語音》中的說法一致：《世俗語音》中說：“器用曰家生，一曰家火，又曰家私。”可見“傢俬”即“家私”。既然漢語中也有“家私”二字，我們為什么又要舍間求繁呢。究其原因，是因為這一詞匯源于香港。

　　“傢俬”蔓延，表面上是商人的標新立異，實質上是因為它來自經濟發達地區，代表著一種“強勢文明”，體現出更高的`“社會附加值”。這也并不是一種孤立現象，香港演員說不好普通話，而我們卻有許多人偏要學他們，并以此為榮。這與其說是社會文化現象，還不如說是社會心理現象。社會交流要重視選擇，重視優化。如果唯香港馬首是瞻，盲目追隨，如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把喇叭褲、叔叔阿姨頭當做時尚一樣，連不合規范的“傢俬”也照搬不誤，只能說我們在心理上發生了傾斜。

　　英國有個“簡明英語運動”組織，每年評選一次英語講得不規范，“含混不清”的世界名人，2003年獲此“殊榮”的是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這一獎項英語寫作“FootinMouthPrize”。“FootinMouthPrize”是什么意思，這就難壞了翻譯。《揚子晚報》把它譯為“不知所云獎”；《東方早報》叫它“驢唇不對馬嘴獎”，都有諷刺語言應用不規范的含意。《羊城晚報》則干脆按照字面直譯，叫作“嘴里長腳獎”。顯然設置這一獎項的目的，不是對名人的挖苦，而是希望借此警示人們，語言有其特定的文化內涵，必須規范。因此也常常聯想到，放著現成的詞匯不用，偏偏要去拾人牙慧，弄些“傢俬總匯”，“傢俬廣場”，當作時髦。看了這些令人別扭的照牌，就真的如同“嘴里長腳”一樣的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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