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主體人格思想及其現實意蘊論文

　　先秦儒家的主體人格思想貫穿了以“仁”為本的道德主體意識和實踐意識，注重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社會。今天研究先秦儒學中的主體人格思想，弘揚主體性倫理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孔子提出了基于仁道的主體人格即君子人格思想，他認為這是我們常人通過主觀努力可以達到的理想境界和人格標準。孔子還提出了高于君子人格的圣人思想，他認為這要受到一定客觀條件的限制，是常人難以達到的，所以對其論述不多。他的弟子曾參繼承并發揮了孔子的主體人格思想，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圣外王”的圣德人格思想，把先秦儒家的主體人格標準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孟子則從孔子的仁學思想出發，并以人性本善理論為支點，進一步提出“人皆可以為堯舜”,使圣人成為人人可以企及的主體人格追求。先秦儒家提出的主體人格思想，其現實意蘊就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理想人格的塑造，有利于人們確立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以真正的道德自覺去實現自我的同時也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一、孔子以仁學為基礎的主體人格思想

　　孔子生活在“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的春秋末年，作為先秦儒學的創始人，他一生游學列國，致力于“行仁義復周禮”,把實現“仁”德、恢復周禮作為他一生所追求的理想目標。他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孔子超乎前代最主要的貢獻，是把作為“禮”的內核“仁”確立為人生修養的理想境界和標準，并實踐“仁”道而用之于他人、用之于社會，救世救人，以此建立道德挺立的主體人格。

　　在孔子那里，“仁”作為修己完美的理想境界和標準，包括各種善德。孔子非常重視周禮，強調孝悌是人所應具備的基本道德品德。他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孔子的弟子有若體會孔子關于“仁”的思想時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論語》還記載：“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者，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這就是說，一個具備“仁”的人要有五種品德：保持恭敬和尊嚴，就不會遭到侮辱；待人寬厚，可以團結更多的人；言出令從，具有威信，這樣別人才愿意為你任用；勤敏就會有功績；善于給人們帶來實惠，可以使人盡力地工作。“克己復禮”也是“仁”的一個基本內容，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就是說，要達到仁必須在視、聽、言、動各方面均符合禮。總之，“仁”統攝了一切善德。“孔子以‘仁’為根本，‘仁’是諸德之帥，他認為自己所負的‘天命’就是教人為仁”.

　　孔子認為，一個人在自身修養上均符合“仁”的道德規范，還只是做到了“仁者安仁”,能夠獨善其身。這遠遠不夠，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換句話說，就是要做到有體有用，體用一貫。他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取近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在他看來，所謂“仁之方”即修“仁”的方法，是“能取近譬”,也就是“推己及人”,把“仁道”從內推到外，從“修己”達到愛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自立立人。這才是一個真正的“仁者”.

　　在仁學思想基礎上，孔子進一步提出了他認為通過自身努力均可達到的主體人格，即君子人格標準。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標準，在《論語》一書中，“君子”一詞先后出現達一百多次。那么，要做到怎樣才能符合君子的人格標準呢？孔子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拒。”在他看來，君子之道有三個：一個人的道德修養達到了“仁”的理想境界，他的內心會無比寬厚、包容，可以不糾纏于小的個人得失，故仁者不憂；一個有仁德修養并充滿了人生智慧的人，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心靈所真正需要的東西，在面對財富、情欲和名譽的引誘時，能夠保持內心坦然、寧靜而不迷惑，故知者不惑；君子以“天行健”激勵自己，具有勇往直前的力量，無所畏懼。除次之外，孔子還提出了一個更高的標準，他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就是說，作為君子還要知天命，不知天命，無法成為君子。那么孔子所說的“知天命”,指的是什么呢？孔子說：“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小人才會在人際糾紛中不斷地蜚短流長，而君子則更看重在自己的內心建立一種對大道的信仰和追求，這個大道就是孔子所說的天命。孔子還說：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所謂“下學”,即學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達”即達天命，天命有窮有通，故不怨天。可見，“知天命”關鍵在于一個“知”字，要能夠了解什么是自己的天命。當自己能夠客觀認識命運中的窮與通，人世間的好與壞，知道這一切都很自然，那么你就能理性把握，平靜應對。孔子一生就是按照這一標準去切身實踐并完成了這一標準的，他在總結自己的人生軌跡時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孔子認為在“仁”之上還有一個“圣”德境界。所謂“圣”德，就是能夠“博施于眾而能濟眾”（《論語·雍也》）。要做到“博施”、“濟眾”,必須具備一定的客觀條件。孔子認為這連堯、舜也是難以做到的`。所以說，孔子把重點放在以“仁”為基礎的君子人格標準。他認為這一理想的道德標準并非高不可攀，只要經過一定的努力是可以達到的。他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

　　可以看出，孔子的主體人格思想始終貫穿了以仁為本的道德主體意識和實踐意識，作為一個“仁”者，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社會。孔子的這一思想，被他的弟子曾參進一步發展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學》之道，深深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有識之士。

　　二、《大學》自立立人達于至善的主體人格

　　《大學》是“四書”的第一本書，在中國儒學史上有著比較特殊的地位。《大學》的作者曾參，生活在春秋末期、戰國先期階段，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他是繼承孔子儒學傳統的中堅分子。在《大學》一書中，曾子繼承并發揮了其師孔子的以仁學為基礎的君子人格思想。

　　《大學》開宗明義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曾子在該書中首先提出了“明德”、“親民”、“至善”這三綱。他認為，學問的根本就在于要明白明德的修養，并把明德的修養看作是人的立身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大學》）然后才能深入民間做好親民的工作，在“明德”和“親民”兩方面都達到極其圓滿的至善境界。“初由大道到明明德，是每個人自立自修的學問。……也可以說是‘內明’之學。再由明明德到親民，才算做到真正修、齊、治、平的功德，便是自立而立人，自利而利他的‘外王（用）’之致用。”不難看出，曾參繼承了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以仁學思想為基礎的主體人格思想。有所不同的是曾參把重點放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均達到圓滿的“至善”境界，因此把自立立人的主體人格重點放在孔子所謂的“圣”德標準。《大學》中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表現出了儒家“內圣外王”的理想。“修身”之前的綱目是“內圣”,之后則是“外王”,這明確告訴了人們從何入手才能完善自我和實現自我。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向自我內心世界挖掘，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向外部世界用力。修身是內心和外部世界的分界點，也是由內心通向外界、由外界轉為內心的軸心和結合點。在此基礎上，“內圣”是內心修養，“外王”是外在事功，二者有著密切聯系：內心修養之實現離不開外在事功之展開，而外在事功的展開，也離不開內心修養的實踐。

　　《大學》一書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人格和“內圣外王”思想被后代修德者奉為圭臬，也為那些為政的仁君作為宗旨所提倡和遵守。

　　三、孟子的人人皆可為堯舜的主體人格思想

　　孔子的主體人格思想把重點放在“我欲仁，斯仁至矣”的君子人格上，他認為在“仁”德之上的“圣”德境界，就現實性而言是常人難以達到的。《大學》雖然在孔子的仁德基礎上提出了“內圣外王”的主體人格標準，但是對常人為什么能達到圣人境界尚缺乏理論支點。以此相比，孟子則以人性本善理論為支點，提出了人人皆可為堯舜的“內圣外王”的主體人格思想。

　　孟子認為，人與禽獸的本質差異在于人有內在固有的道德品性。他說：“仁義禮智，非由我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告子上》）孟子認為，仁義禮智等善性良知是天賦于人而生來固有的，不是其他外力所強加的。人之所以喪失良心，是因為后天不善于保養的緣故。因此只需常常反躬自省，反省自己的本心，則能恢復自己的善良本性。他說：“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盡心上》）在這里，孟子所說的我所具備的一切，不是指外在的事物，而是說道德的根據在于自己，元無少欠，一切具備。由此孟子提出要以誠敬的態度反省自己，這樣就會達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盡心上》）的天人合一的理想道德境界。在此基礎上，孟子提出了人人皆可為堯舜的主體人格修養論。在他看來，“圣人，人倫之至也。”但“圣人”“與我同類。”（《告子上》）“舜，人也；我，亦人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同上）“我”就是與“圣人”的“大丈夫”,和堯舜同位。“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從而孟子把孔子的君子人格提升到以人性本善為支點的圣人境界，既堅持了理想人格的道德典范和教化作用，又強調了個體通過德性修養皆能實現圣人人格，將理想和現實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是將理想扎根于現實之上的現實主義的生動體現。

　　總之，孔孟以及《大學》中的儒學思想強調了人對道德的主觀能動作用，充分體現了道德挺立的主體人格意識，即使在現代社會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就是，現代社會的人格修養首先要以仁義為標準，做到與人為善、自立立人，這樣才能在人與人之間建立和諧共存的關系，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我國和諧社會向前發展。其次是隨著現代社會日趨開放和自由，在社會的道德規范和價值標準面前，人們有了空前的自由選擇權利。當社會的道德要求和個人的利欲要求發生矛盾的時候，倡導孔孟儒學的主體人格思想，可以促使人們不為外界的各種誘惑所左右，確立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塑造社會主義的理想人格，以真正的道德自覺去實現自我以及社會的價值。

　　于丹。于丹《論語》心得.北京：中華書局，2006.

　　南懷瑾。論語別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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