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會稱呼中國為禮儀之邦

　　古老的中華民族文化源遠流長，在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形成了高尚的道德準則、完整的禮儀規范和優秀的傳統美德，被世人稱為“文明古國，禮儀之邦”。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為什么會稱呼中國為禮儀之邦，歡迎閱讀與收藏。

　　中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禮儀之邦”之稱，中國人也以其彬彬有禮的風貌而著稱于世。禮儀文明作 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起了廣泛深遠的影響，其內容十分豐富。禮儀所涉 及的范圍十分廣泛，幾乎滲透于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

　　中國古代的“禮”和“儀”，實際是兩上不同的概念。“禮”是制度、規則和一種社會意識觀念;“儀” 是“禮”的具體表現形式，它是依據“禮”的規定和內容，形成的一套系統而完整的程序。

　　在中國古代，禮儀是為了適應當時社會需要，從宗族制度、貴賤等級關系中衍生出來，因而帶有產生它的那個時代的特點及局限性。

　　時至今日，現代的禮儀與古代的禮儀已有很大差別，我們必須舍棄那些為剝削階級服務的禮儀規范，著重選取對今天仍有積極、普遍意義的傳統文明禮儀，如尊老敬賢、儀尚適宜、禮貌待人、容儀有整等，加以改造與承傳。這對于修養良好個人素質，協調和諧人際關系，塑造文明的社會風氣，進行社 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具有現代價值。

　　我國自原始社會到封建社會，人際的政治倫理關系均以氏族、家庭的血緣關系為紐帶，故此在家庭里面尊 從祖上，在社會上尊敬長輩。由于中國古代社會推崇禮治和仁政，敬賢已成為一種歷史的要求。

　　孟子說：“養老尊賢，俊杰在位，則有慶”(注：《孟子·告子下》)。“慶”就是賞賜。古代這種傳統 禮儀，對于形成溫情脈脈的人際關系，以及有序和諧的倫理關系，不管過去和現代，都起著重要作用。

　　說到尊老，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古代的敬老，并不是只停留在思想觀念和說教上，也并不僅 止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從君主、士族到整個官紳階層，都在身體力行，并且形成一套敬老的規矩和養老的 禮制。

　　《禮記》記載：“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注：《禮記·祭義》)。就是說，五十歲以上的老人不必親往打獵，但在分配獵物時要得到優厚的一份。一些古籍，對于同長者說話時的聲量，也作了明確的要求。如《養蒙便讀》說：“侍于親長，聲容易肅，勿因瑣事，大聲呼叱”(注：《養蒙便讀·言語》) 。《弟子規》又說：“低不聞，卻非宜”。

　　總之，上至君王貴族，下達庶人百姓，都要遵循一定的規矩，用各種方式表達對老者、長者的孝敬之意， 作為衡量一個人是否有修養的重要標志。

　　任何形態的社會，都需要尊敬老人。不僅因為老人閱歷深，見聞廣，經驗多，勞動時間長，對社會貢獻大，理應受到尊敬;同時，他們在體力和精神上較差，需要青年人的體貼、照顧和幫助。

　　作為一個有禮貌的現代青年，對長者和老人，應該做到：路遇主動謙讓，乘車主動讓座，在商店、戲院等公共場所，應盡量考慮到為 老人創造方便條件。

　　關于敬賢，三國時候有個典故，叫“三顧茅廬”。說的是劉備仰慕諸葛亮的才能，要請他幫助自己打天下 ，便不厭其煩地親自到諸葛亮居住的草房請他出山。一而再，再而三，諸葛亮才答應。從此，諸葛亮的雄才大 略得以充分發揮，為劉備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縱觀中國古代歷史，歷來有作為的君主，大多非常重視尊賢用賢，視之為國家安危的決定因素。平時不敬 賢，到了緊急關頭，賢才就不會為國分憂。不是賢才不為國家著想，而是國家緩賢忘士，如此“而能經其國存 者，未曾有也”(注：《墨子·親士》)。

　　今天我們提倡發揚古代“敬賢之禮”，須賦予現代新人才觀的內容，就是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當今社會，各種競爭越來越激烈。種種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大至國家民族，小到公司企業，要在激烈的競爭中保持優勢地位，都必須擁有強大的人才隊伍。只有從思想觀念到具體行動上尊重、愛護人才，使全社會形成一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環境，形成足夠強大的人才隊伍，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拓展：中國禮儀之邦簡析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素以重“禮儀”而著稱。古代時，許多來到中國的外國友人，看到這里的人們普遍接受禮儀的教化與熏陶，在言行舉止上以禮儀為美德，以至于人們待人謙恭溫和，相互間關系融洽，心里欽羨之余，發出由衷的感嘆，稱中國為“禮儀之邦”！

　　歐洲18世紀的幾位大思想家：英國的坦布爾、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萊布尼茲和沃爾夫等，都非常推崇以禮儀為主要內容的孔子學說。坦布爾認為孔子學說是一部倫理學，涉及政治道德、經濟道德、公眾道德和私人道德。他說：“政府無道德，老百姓無法安居樂業；老百姓無道德，政府無法安定與正常運轉。”伏爾泰認為孔子禮儀中所宣揚的都是高潔的道德，非常實際，他要求歐洲人面對中國文化一要贊美，二要自慚，三要模仿。他們由于有如此鮮明的學術取向，被他們的同胞戲稱為“歐洲孔子”。

　　孔子畢其一生制禮作樂，是著眼于社會的穩定和老百姓能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為此他要通過禮、樂把大家往文明之路上提升。他的努力在兩千多年后的歐洲得到很多外國同行的高度評價，是其思想魅力導致的結果。由此亦可令我們相信當年他們給予中國“禮儀之邦”的稱譽，絕非溢美之詞，而是對我國古代精神文明所達到的較高水平的肯定。

　　在我國歷史上，禮儀規范出現得很早，商朝的時候就有禮儀了。當然，那時候的禮儀還比較粗疏，比較簡單。但盡管如此，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的萌芽，有幾個特點是值得后人思考的：

　　一是商殷的禮儀不會憑空產生，它的出現基于物質條件的豐富。《周易·序卦傳》中說：“物畜然后有禮。”這里的“畜”，就是“儲存”的意思。物質豐富，有了若干儲存了，才有可能關注禮儀。后來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在思想上與此一脈相承。這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先于觀念形態的上層建筑的觀點也是頗近似的。

　　二是最早的禮儀并非某個帝王或圣人所制定，而是老百姓集體地約定俗成，它往往與民間的習俗相聯系在一起，是一種以民俗為根基的行為規范。活躍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著名文史專家劉師培就說過：“上古之時，禮源于俗。典禮變遷，可以考民風之異同。”（《古政原論》）學者李安宅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根據社會學的研究，一切民風都是起源于人群應付生活條件的努力。某種應付方法顯得有效，即被大伙所自然無意識地采用，變成群眾現象，那就是民風。等到民風得到群眾的自覺，以為那是有關全體福利的時候，就變成民儀了。直到民儀這東西再加上具體的結構和框架，它就變成制度。”（《〈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的研究》）這就把俗與禮的關系以及俗如何入禮說清楚了。

　　三是最早的禮儀規范還不是在人際交往層面上進行規范，而是人神關系上的規范。也就是說這作為民風起源的“人群應付生活條件的努力”中的“生活條件”，當時還不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具體條件，而是人們精神領域中信仰生活之條件。因此，《禮記·表記》中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這對確證商殷時代就有了禮儀文化很有幫助。

　　在上邊的句子中，“鬼”與“禮”是指當時殷人事神的兩種不同方式：“鬼”是一種以神的威壓使人為之震懾的方式，而“禮”則是一種較為文明的與神交流溝通的方式；“先鬼后禮”的結果就如同“先罰而后賞”一樣，對神只心存敬畏卻不覺得親近。總之，這就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禮，是祭祀神靈的規范，與社會學范疇的倫理還未掛上鉤。

　　到了周朝，“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而遠之。”（《禮記·表記》）原來周人比之他們的祖先商殷人來是現實主義者，他們把禮納入實用的范圍（“尚施”）。當然，他們還不至于先進到否定鬼神的存在，但在“事鬼神”的同時又與鬼神拉開距離（“遠之”）；于是這“禮”便成了人間社會之禮，這“儀”也就是人際交往實用之儀。在西周時，禮儀為社會劃定等級秩序，定名分，成制度，規定好人們在生活的不同領域、不同場合所必須恪守的準則等等。禮儀作為治國的手段為西周確立了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法制度。比起商殷的奴隸制社會來，歷史向前邁出了巨大的一步。所以生逢東周禮教衰微亂世的孔子，才滿懷向往之情地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他根據當時社會的具體情況和需要，在周禮的基礎上使整套的禮儀進一步完善，并創造性地用“樂”（音樂，也指廣義的藝術）與之相配合，使理性的規范與情感的內化結合起來，相互補充，相互促進。

　　由此可見，“禮儀之邦”不僅是給予我文明古國的一種美譽，同時也是對人類精神建構與其間蘊涵的普世性價值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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