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的原文

　　無論是身處學校還是步入社會，大家都對那些朗朗上口的古詩很是熟悉吧，古詩可分為古體詩和近體詩兩類。那么都有哪些類型的古詩呢？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太史公自序的原文，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太史公自序（選自《史記》）

　　◇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①。’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②！”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③。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⑤。’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⑥。《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辯是非，故長于治人⑦。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⑧。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⑨。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⑩。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圣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于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注釋

　　①紹：繼續。

　　②小子：對長輩的自稱。

　　③是非：褒貶，評論。二百四十二年：即春秋時期。因《春秋》記事起自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止于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儀表：法則、標準。

　　④退：擯斥、斥責。王事：謂王道，指尊周室，攘夷狄。

　　⑤空言：指褒貶是非的理論說教。行事：指當時發生的歷史事件。

　　⑥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王。紀：綱紀，秩序。嫌疑：疑惑難明的事理。善善惡惡（wù）：表彰好事，貶斥壞事。賢賢：贊揚賢者。補敝起廢：補救、振興衰敝。

　　⑦經紀：整頓。長于行：在于指導、規范人的行為。長于風：擅長表現風物、風俗。《樂》樂所以立：《樂》的目的是使人產生愉悅。

　　⑧賊：指犯上作亂。

　　⑨經事：日常事務。變事：與“常事”相對而言。權：權變，變通。

　　⑩“其實皆以為善”句：意謂其實他們都以為是在做好事，只是不知義理，結果背上空頭罪名也不敢推辭。被：加上。

　　宗：根本。

　　唯唯：語氣詞，順應而不表示可否。

　　符瑞：吉祥的征兆。封禪：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重禮。改正（zhēng）朔：即改用新歷法。正：歲首。朔：初一。服色：衣著、車馬、祭牲、器物的顏色。武帝太初改歷，色尚黃。穆清：指清天。罔極：無窮無盡。

　　重譯：輾轉翻譯。款塞：叩塞門，指通好或內附。款：叩，敲。

　　布聞：傳播。有司：指官吏。古代設官分職，事各有專司，故稱有司。

　　故事：舊事，舊業。整齊：整理。

　　論次：編排。喟然：嘆息的樣子。

　　演：推理。臏：剔去膝蓋骨的一種酷刑。大抵：大都，大致。發憤：抒發憤慨。

　　陶唐：陶唐氏，即堯。麟：古代傳說中的瑞獸。這里指武帝西狩至雍獲白麟之事。

　　◇鑒賞

　　《太史公自序》是《史記》的最后一篇，全文包括三部分內容。首先敘述司馬氏家族的世系及司馬談論述陰陽、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其次敘述司馬遷自己的經歷及寫作《史記》的原由旨趣，最后對《史記》全書一百三十篇依次作了簡介。

　　本篇節選自第二部分，文章以對話的形式，闡明了司馬遷創作《史記》的目的、動機和宗旨，即從孔子總結過中國古代的文化以后，過了幾百年，需要再作一次總結式的整理，他勇敢地擔當起了這個任務。

　　并由此抒發了司馬遷自己忍辱含垢、發憤著書、敘述歷史、委鑒后世的憤郁之情和奮發之志。文章筆帶鋒芒，語含感情，文辭高古莊重，具有濃厚的抒情se彩，給人以很大的感染和激勵力量。

　　《自序》的重要內容，是論述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司馬遷認為：孔子作《春秋》，是為了通過褒貶從隱公至哀公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歷史故事來闡明王道，為天下樹立行為的標準和規范。

　　而孔子之所以通過撰寫史書的方式來傳達“王道”，是因為他深刻意識到用玄虛的言語來負載王道，不如以歷史事件來表現王道更為深切、明著。事實上，司馬遷的這些論斷既是對孔子為何作《春秋》的說明，又是對自己為何作《史記》的暗示。因此，《史記》成書的根本原因與目的，并非在于太史公對歷史舊事的興趣，而是期望通過評述歷史往事，來傳達可以規范現實人生的主題。

　　當然，司馬遷創作《史記》的目的還不僅僅在此。他論次《史記》七年而橫遭李陵之禍，身陷囹圄，終被腐刑。而他之所以隱忍茍活，乃是為了完成《史記》并以此抒發自己的滿腔幽憤，正像西伯、孔子等人一樣，內心郁積著無限的憂傷和憤懣，理想無以變為現實，因此才“述往事”而“思來者”。

　　可以說，《史記》一書不僅記載著黃帝至漢武帝時期兩三千年的煌煌歷史，而且處處滲透著司馬遷的生活背景與切身經驗，蘊涵著司馬遷的愛與憎、憤懣與不平、思想與操守，乃至整個精神世界。

　　文中雖論及不應以《史記》來比附《春秋》，但這實乃對自己的回護，并非太史公本心。文章全用司馬遷和壺遂問答辯難的方式展開，以問答穿插、結構全篇。這一方面使得問題顯豁、醒目，另一方面也使論說更為集中、明晰，此點正是本序的一大特色。

　　◇妙評

　　此篇，于《史記》為序，于太史公，便是自己列傳也。故其大旨，只須前兩行已盡。后與壺遂兩番往復畢，卻又忽然敘事者，正是其列傳體也。

　　——清·金圣嘆《天下才子必讀書》卷八

　　觀史遷以“述往事，思來者”自任處，殊感慨淋漓。臣杜訥言：“洋洋大篇，一唱三嘆，所謂文生于情。后此史多祖之，然俱瞠乎后矣。”

　　——清·徐乾學《古文淵鑒》卷十三

　　《自序》高古莊重，其中精理微旨，更奧衍宏深，一部《史記》精神命脈，俱見于此。太史公出格大文字。

　　——清·牛運震《史記評注》卷十二

　　此序詞致隱約，有自附于《春秋》之旨。末束自述處，不激不隨，深為得體，非悻悻然小丈夫所及。

　　——清·唐德宜《古文翼》卷四

　　賞析

　　《論六家要旨》見于《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對其父司馬談一生的學問總考察后，覺得它是他父親最重要也最能代表他們父子思想見解的文章。在文章中，司馬談將先秦諸子分為六個主要學派，每派用非常概括的幾個字作了介紹，然后又用簡短的語言作了精當的評判，因此它反映了他們父子對先秦諸子的看法，又由于他們概括、批評十分扼要得當，一直被認為是研究先秦諸子的入門文章，為治諸子哲學者們所稱道不衰。

　　文章稱儒家以“六藝為法”，但因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因此批評他們“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但肯定儒家對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差別仍不可易。說墨家與儒家相同“亦尚堯舜道”，但指出墨家主張“節用、短喪，尚同”與儒家有差別，這是因為“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因而認為其學說“儉而難遵”，但他們主張“強本節用”，可以使“人給家足”，故不可廢。文章對法家特點概括為“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批評他們“嚴而少恩”、“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但法家“正上下君臣之分”則不可改。名家在論名物上過分嚴密檢校，反而使人們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質，論證的方法也過于“苛察繳繞”，使人不能了解它的真正含義，但他們能循名責實，在錯綜參互比較之后，仍可以了解事實真相，應當分別考察，適當采用。由于司馬父子做的是太史的官，曾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他們掌管的是陰陽、歷數，卜筮的事，故敘陰陽家于六家之首，但他并不迷信陰陽，指出陰陽家宣揚“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司馬談認為“未必然也”，批評他們“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這是很合科學的，與后來《論衡·譏日》的觀點很接近。但他又強調說：“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古代農業受到四季氣候的制約很厲害，故提出“四時之大順不可失”的論斷，很公正地處理這些問題，這是很令人欽佩的。

　　司馬談曾學《道論》于黃子，他研究道家是花了工夫的，把道家擺在六家最末，用贊美的語氣寫了一大段文字：“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至于道家的學術淵源，他指出道家是“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更值得注意的是，對道家的評語，幾乎無一貶辭。他講的道家究竟是指哪一類道家，這是《論六家要旨》傳世以來爭論不息，雖說有過一些論證，但恍惚迷離，并沒有搞清楚的。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帛書《經法》，對比《論六家要旨》，可見兩者的許多提法相同。在“因陰陽之大順”上，《經法·稱》里便有“凡論必以陰陽[明]大義，天陽地陰，春陽秋陰，夏陽冬陰，晝陽夜陰……諸陽者法天……諸陰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善予不爭，此地[之]度而雌之節也”；在“采儒墨之善”方面，《經法·君正》里便有“兼愛無私，則民親上”；在“撮名法之要”方面，《經法·道法》開頭就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在《君正》里更提出“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亂也”。《經法》里也有論名理的專章，提出“天下有事，必審其名……循名廄(究)實，理之所之，是必為福，非必為災”，進一步要“以法為符，審察名理終始”。《論六家要旨》提出道家的三種學術淵源，在《經法》里都可找到它的根據，《經法》經唐蘭先生研究，即《漢書·藝文志》的《黃帝四經》，因此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論六家要旨》中的道家是按《黃帝四經》作推衍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司馬談論道家最后總結了一句：“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這句話也見于《經法·觀》，不過《觀》作“圣人不巧，時變是守”，它又見于《國語·越語》下，勾踐想伐吳，范蠡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因此他說：“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巧，時變是守’。強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說明這種道家是主張入世的，它與《老子》的“絕圣棄智，民利百倍”，及《莊子·胠篋》主張的“圣人不死，大盜不止”是何等的不同。反映出黃學主張積極研求時變，如何去因應時變，取得勝利。黃學要求“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這樣才能達到“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西漢初期奉行的政策，是奉黃學為指針的，漢宣帝是一“信賞必罰，綜核名實”之主。太子勸他“宜用儒生”，他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獨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言，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一次提到漢家制度，一次提到亂我家者(亂我家即亂我漢家制度)，而對漢家制度宣帝的解釋是“本以霸王道雜之”，這種“霸王道雜之”，也就是“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論六家要旨》中所說的道家就是黃學嗎？黃學也同老子一樣，主張無為而無不為，主張以因循為用，故有人稱之為黃老。漢代文帝、竇太后及景帝均好黃老，兩三代的休養生息，造成了強大的經濟實力，才有漢武帝的國力強盛，抵御匈奴，將版圖擴大到西域。漢初的蓋公、曹參、陳平、田叔、汲黯都是著名的漢代學黃老的政治家，黃學在歷史中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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